這下子不得不去橫濱了。不過下田這時偶然想到，可以趁這個機會在列車內打一通電話。
車內的電話管理由餐車的服務員負責，下田說出專案小組的電話號碼時，那位服務生在一張“電話發話表”上記下受話局和電話號碼。在表格上還有整理號碼，按費用區分的發話局名稱、通話時間及通話費用等欄。
這些空白欄大概在通話以後會記下必要的內容，也就是發話表成為記錄。
“這張表格要送到那裡？”下田問服務生。
“下行車送到大阪電話局，上行車送到東京總局。”服務生以職業化的口吻回答。
“送去以後會保管多久？”
“我不知道。這個號碼可以接通了嗎？”
“嗯！拜託。”已經超過了服務生能回答的範圍，下田點點頭。
進入電話亭裡不久，電話鈴就響了。接線生說：
“接通了，請講話。”
聽筒裡傳來石原警部的聲音。
“聽說你是從迴音號列車裡打來的？”
“是的。您怎麼知道？”
“接線生這麼說的，而且還聽到車輪的聲音。”
下田的電話直通專案小組，所以不需要經過署裡的總機，所以石原警部聽到的接線生聲音，應該是電話局的人。
因為請求取得冬本的相片時，已經簡單的報告過，所以警部瞭解這次電話實驗的意義。
“已經從演藝週刊雜誌社拿到了幾張冬本的照片。”石原儘量利用“實驗電話”。
“太好了，那麼在今天以內就可以取得服務員的證詞了。”
“冬本的發話記錄還在嗎？”
“關於這個嘛……能不能立刻派人到東京郊外的電話局？聽說以前的發話記錄表都要送到那裡。已經過了很久，不知道還會不會留著？”
下田非常擔心這件事。自從事情發生以來，已經快要一個月了。在這段時間裡，電話局會不會儲存每天上下超過一百次的新幹線列車內的電話記錄？下田一點把握都沒有。
即使發話記錄沒丁，也有可能採得服務員的證詞。唯有他們的證詞和發話的號碼與千代田莊一致時，冬本的不在場證明才算完整無缺。
下田聽過大川對專案小組報告調查經過後，結束通話電話。既然山村承認和冬本透過電話，他這一方的調查就更加重要。下田覺得自己突然有參加比賽前的緊張。
從橫濱折返的下田，到八重洲口的派出所拿到了幾張冬本的照片。當他拿到之後，準備到迴音號停靠的月臺時，正好有一輛巡邏車在派出所門前停下，佐野刑警走下車。
“下田先生，找到了！”佐野刑警拿出一張紙在下田面前晃了晃。不消說，那是十月十四日迴音一六六號列車的發話記錄表。
“真的找到了！”
“聽說儲存期限是六個月。”
“那麼，千代田莊的電話號碼？”
“在這裡。東京二六一——四八六一。通話兩次。第一次是從十七時二十二分起兩通，第二次從二十時四十九起一通。”
通話時間和冬本的敘述完全一致。現在只要從列車服務員那兒證實發話的人就是冬本本人，他的不在場證明就能完全成立。
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立。這通電話的受話者山村已經告訴大川，的確是在這個記錄的時間裡，以所申請的電話號碼通話。因為企劃而在電話裡吵架，反紀久傳播的旗手山村不可能為冬本做偽證。
當然表面上的惡劣關係，也可能是偽裝的，所以冬本和山村的關係需要進一步查證。總之，冬本的不在場證明逐漸成立，下田不由得感到失望。
現在他們逐步蒐集到的資料，有足夠的效力可洗清調查上最有嫌疑者的嫌疑。調查人員在追查罪犯時，有義務使真相大白，保護人權。
所以，能使一個無辜的嫌疑犯獲得清白，調查人員也應該感到高興，但他們也是人，費了很久的勁找到嫌疑犯，卻慢慢證明他無辜時，還是會很失望，專案小組的氣氛也會趨於沉悶。
不能因為下田感到失望就責備他，要求刑警徹底抹煞人性未免太殘忍了。
需要注意的是，因求功心卻，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把無辜的人當成罪嫌。
想要在刑警的人性興嫌疑犯的人權之間劃清界限，非常困難。
3
迴音號準時到達。因為在發話登記表上有管理人員簽名，所以很快就可以見到冬本申請通話的服務員。它是第五號餐車上的服務員。
這位叫酒井圭子的年輕服務員，在完成四小時的勤務之後，突然有刑警來找她，似乎嚇了一跳。
“酒井小姐，我知道你剛下班很累，卻不得不打擾你一下，這份發話記錄是你負責的吧？”
“是，是的。有什麼……”
酒井圭子因下田刑警提出問題而露出不安的表情，大概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刑警找她吧。她是個瞼頰紅潤、健康的女孩。
“那裡，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下川為了解除酒井的緊張，露出溫和的笑容：“只是為了一項調查的參考。請教你在這一張表中，十七時二十二分與二十時四十九分要求和三六一——四八六一通話的人，你還記得是什麼樣子嗎？”
如果一開始就拿出相片詢問，會變成暗示性很強的詢問，問答的正確性會降低。
“是這名男子嗎？”這樣的問題，首先就以男子為事實前題，而回答的一方只有在“是”、“不是”之間選擇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