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害人身邊，”警部繼續剛剛被打斷的話。“掉落了這張名片。據說百貨公司的保全人員立刻趕到現場，他們說名片就掉在男人的腳邊。他們當中有很多都是退休刑警，所以一點都不馬虎。”
檢察官的視線落在名片的那些字上。尾木精一，職稱是“雅絲達化妝品總店宣傳經理”。
“該不會......”警部眼角帶著笑意說。“你以為這個男人就是兇手吧?”
“如果兇手會有禮貌地在殺人現場留下名片的話，那就另當別論 ”檢察官苦笑著說。
“可是，”在一旁的野本刑警插嘴說道。“還是應該調查一下這張名片。擁有這張名片的人肯定是搭乘了那部電梯，也就是說，尾木精一或跟尾木精一交換名片的人說不定會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證詞，總之我覺得應該試試這個線索才對。”
野本刑警像是在徵求同意似地看著檢察官，但檢察官嘴裡說的卻是別的事。
“名片掉落在地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單單隻有名片，而且只有一張，是這個男人走路時拿在手上的嗎？
名片在電梯裡被發現，是不小心掉落還是有人故意丟在地上的呢？這一點無法確定。
名片——為什麼只掉了一張在地上？
名片——是偶然掉在地上的嗎？
名片 是故意被丟在地上的嗎？
這是個瑣碎的疑問，但就像小小的沉澱物一樣不斷在檢察官的心中漂浮著。
“總有一丟，”檢察官將視線從刑警轉向大川警部。“或許有調查的必要吧。”警部靜靜地點頭。檢察官對著起身的野本刑警背影交代：“野本，麻煩你順便打電話回辦公室給山岸事務官，告訴他我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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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本刑警一走出房間，警部便一臉正經地說：“瞧我說話不分前後順序的。”
他同時攤開小筆記本，說明被害人的姓名、職業、案發前後的情況等。這些內容檢察官已經聽野本刑警說過了，警部的說明就當作是複習吧。
“身分倒是很快就知道了嘛。”檢察官叼著煙說。
“是的。因為口袋裡有皮夾，裡面有現金五千八百多圓和本人的名片十張左右。保全人員表示百貨公司的職員裡應該有光陽學園畢業的，於是立刻找來那名女店員確認屍體。”
“光陽學園高中應該是在水道橋附近的那幢奇怪建築吧......”
“正是那裡，說是一個什麼圓形的校舍，外觀還蠻新潮的，一不小心還會誤以為是劇場暱。”
“聯絡了嗎？”
“有，電話聯絡了。對方的教務主任說不知道校長什麼時候離開學校，校長室桌上的行事曆也沒有預定外出的紀錄。平常就算是出去辦很私人的事，校長也都會先跟教務主任說一聲才離開。”
“嗯......”
檢察官放鬆肩膀思索。離開學校的校長跟某人見面，一定是為了不想讓人知道的事。是誰把校長找出去的呢？還是校長主動去見誰的呢？
從犯案的手法看來，這絕對不是偶發事件。電梯裡的棍亂對兇手而言是有利的條件，以百貨公司作為犯案現場，看來事先計劃好的。
“被害人的行蹤才是關鍵。”檢察官輕聲說。
“這一點已經著手調查了。肯定是兇手用了什麼藉口把校長帶到百貨公司。對了——”警部從身旁的桌上拿起一張照片放在檢察官面前。“這是被害人的上衣暗袋找到的。”
檢察官看著照片，照片裡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和一個留著西瓜頭的少女並肩站立，照片的背景是幾棵樹，葉子全掉落了。從交錯的枯枝中可以看到有著很多窗戶的建築物一隅。檢察官對服裝所知有限，但還能判斷兩人身上的衣服不是很高階。照片下面有墨水橫寫著： 1949年俊子“一九四九年是昭和二十 ”
“二十四年，也就是十三年前，所以這個叫俊子的女孩現在已經十七、八歲了——”
“大川，”檢察官一臉驚訝地問道。“你認識這兩個人嗎？”
“不認識呀。”
“可是你卻知道俊子是這個留西瓜頭的少女——”
“嗄？——”警部瞄了檢察官一眼，突然大笑說：“糟糕，不行。說得也是，我搞錯了。其實我家附近也有一個叫俊子的女孩，每天都會來我家玩，所以我已經有了既定印象，看見照片時便直覺認定俊子就是那個小孩。”
“這就叫做先入為主。”檢察官笑著說。“還是應該謹慎一點才行。”
“謹慎？......”
“沒錯，這個案子還有另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那就是兇手可能是女的。”
“這一點應該錯不了的。被害人在昏倒前就提到那個女人在，這一點電梯小姐可以做證。總之這個案子女人的嫌疑最大。”
警部舔了一下豐厚的嘴唇，然後開始具體分析有哪些“女人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