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地，歐姆達瓦沙漠，約旦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34
“一杯‘白俄羅斯’，謝謝。”
“你讓我驚奇呢，奧蒂羅小姐。我還以為你會喝一杯‘曼哈頓’[1]，一些更時髦的或者更後現代的。”雷蒙德·凱因微笑著說，“我來自己兌酒，謝謝，雅各。”
“你肯定嗎？”羅素問，似乎讓老人單獨和安德莉亞在一起不是很高興。
“放鬆點兒，雅各，我不會跳到奧蒂羅小姐身上去。除非她想。”
安德莉亞發現自己臉紅了，像個學生。億萬富翁調酒的時候，她開始看著周圍的一切。三分鐘前，當羅素來到醫務室接她的時候，她很緊張，手都直哆嗦。她花了幾個小時整理修改她要提的問題，她撕掉五頁草稿，把它們扔進紙簍。這個人可不是一般人，她不能只問些一般問題。
當她走進凱因的帳篷，她卻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了。帳篷被分成兩間。一間好像是休息室，也是羅素工作的地方，那裡有桌子，手提電腦，還有，正如安德莉亞懷疑的：那裡還有一臺短波收音機。
所以你們使用這個和“比蒙號”聯絡……還以為和我們一樣你們也無法和外界聯絡呢。
右邊有一道薄薄的簾子隔開，是凱因的房間。也證明他和助手共處一室。
真想知道這兩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他那“都市玉男”的形象還有他自以為是的態度，總覺得羅素不能全信。也許我在採訪中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安德莉亞穿過簾子，立刻聞到一股檀香木的香味。這裡有一張簡便的床——當然肯定比醫務室裡的床墊舒服多了——床佔了屋子的一半。一個小型盥洗室，和大家共用的一樣，還有一張小桌，上面沒有一張紙。也沒有電腦。還有一個小酒吧，兩把椅子是這裡唯一的傢俱。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一摞書堆得很高，快趕上安德莉亞的高度了，如果走得太近，隨時有翻了的危險。她剛想看看都是什麼書，這時凱因走進來。
近距離看凱因，他似乎比安德莉亞第一次在船上瞟到他時高，五英尺七英寸的樣子，他身上的肌肉有些萎縮，白頭髮，白衣服，光著腳。整體看來，他仍然顯得很年輕，直到你走近看他的眼睛才看出老態。他的眼睛像兩隻藍色的洞，被兩個充滿皺褶的袋子裹著，暴露了他的年齡。
他沒有伸出手來，安德莉亞的手停在半空，他笑了一下，似乎在抱歉。羅素已經告訴過安德莉亞，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能試圖碰到凱因先生，但是安德莉亞不試一下她還是不信。不管怎麼說，這樣會給她一些機會。這個億萬富翁在遞給安德莉亞雞尾酒的時候，顯然有些不自然，憑安德莉亞職業記者的訓練素質，讓她當然不會放棄喝一杯的，不管一天中什麼時間，她都會隨時喝點什麼。
“從一個人喝什麼，你可以看出這個人很多東西。”凱因說，遞給安德莉亞杯子。他的手指放在杯子上端，讓安德莉亞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從下面接過去而不會碰到他自己。
“是嗎？那麼一杯白俄羅斯說明我是什麼樣的人呢？”安德莉亞一邊問，一邊坐下喝了一口。
“讓我想想……一杯甜甜的混合物，很多伏特加，還有咖啡，奶油，這告訴我說你很愛喝酒，而且你可以控制你的酒量，你已經花了很多精力想找出你最愛什麼，你對環境很在意，並且你很喜歡命令別人。”
“太棒了，”安德莉亞不屑地說，這是她對自己不是很有自信的時候的最好抵抗方式。“你知道嗎，我肯定你已經在這之前調查過我，所以知道我喜歡喝什麼。在一般的小酒吧找不到一瓶新鮮的奶油，更別說一個慈善家億萬富翁的家裡了，你很少有訪客，尤其是在約旦中部，而我看到你在喝威士忌加水。”
“現在輪到我吃驚了。”凱因說，他喝酒的時候背對著安德莉亞。
“真理和謬誤最接近的時候，我們的心理就平衡了，凱因先生。”
億萬富翁轉過身，看著安德莉亞皺了皺眉，但是沒出聲。
“我想說的是，你是在測試我，而我給了你一個你希望的答案。”安德莉亞繼續說，“現在請告訴我，為什麼給我這個採訪你的便利？”
凱因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避開安德莉亞的目光。
“這是我們的協定啊。”
“哦，我想我問錯了問題，我是說，為什麼是我呢？”
“哦，這是一個富人，一個施予者的詛咒。每個人都想知道他背後隱藏的動機。每個人都有一個計劃，尤其當他是個猶太人的時候。”
“您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女士，恐怕你要想想你要什麼答案：是單回答你呢，還是對所有人的回答？”
安德莉亞咬了咬下唇，她生自己的氣。這個老傢伙比她想的要難對付。
他在挑釁，但絲毫沒有著急。好吧，老傢伙，我就陪著你。我要開啟心扉接受你整個故事，然後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時候，找出我要的答案。我會深挖到底，即便揪出你的舌頭也要得到。
“您不是在吃藥嗎，怎麼還能喝酒？”安德莉亞說，她的語氣故意帶著攻擊性。
“我想你也判斷出，我吃藥是因為我的廣場恐懼症。”凱因說，“是的，我吃藥是因為我的焦慮，我是不該喝酒。但是我不管。當我曾祖父八十歲的時候，他可不願意當個不給朋友買酒喝的人。奧蒂羅小姐，如果我用了什麼土語你不明白就請打斷我。”
“那樣的話可能我老要打斷您了，我什麼土語都不知道。”
“隨便。我的曾祖父總是喝酒，我祖父總說：‘你得悠著點。’可他總是說：‘滾開，我已經八十歲了，我想喝就喝。誰也管不著。’他死的時候九十歲，是一頭驢踢到了他的內臟。”
安德莉亞大笑起來。凱因在說到自己祖先的時候，聲音變了，就像講故事似的，故意用不同的聲調。
“你知道你家族很多事情，你和你兄弟們很親近嗎？”
“不，我的父母死於二戰。儘管他們告訴我一些，但是我記不得什麼，因為那時我剛出生幾年。我知道的我家的事情都是後來從外界獲得的資料。是我自己有能力去收集的時候，我去歐洲尋根，尋遍歐洲。”
“跟我講講你的根。我想錄音，你介意嗎？”安德莉亞問，從兜裡掏出她的數碼錄音機。這個錄音機可以錄好幾個小時，質量非常好。
“隨你。這個故事從一個寒冷的冬天開始，那是在維也納。一對猶太夫婦走著去一家納粹佔領的醫院……”
愛麗絲島[2]，紐約
1943年12月
尤岱在黑暗中靜靜地哭泣。土耳其號已經到港，海員在指揮分散在甲板上每一個角落的難民下船。每個人都急切地出來透氣。但是尤岱沒有動，他抓住約拉冰冷的手，不相信她已經死了。
這不是他第一次和死亡打交道。從離開拉斯法官的藏身之處他就見了許多。逃出那個洞穴，那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之後就是無數的可怕打擊。第一次看到陽光他就知道那裡藏著可怕的怪物，第一次走在街上就讓他知道任何一個小角落可能都有危險，每次穿過街道，他都先看一眼，然後迅速跑過去。第一次坐火車，那巨大的轟隆隆的聲音和那些在過道里走來走去的怪物把他嚇壞了，他們在到處抓人。幸運的是，如果給他們看那張黃色的卡片，他們就不會再理你。第一次在曠野裡他就討厭雪，那種殘酷的寒冷讓他走在路上腳凍得要命。第一次看見海，他覺得那是最最可怕的一種經歷，好像是一個監獄，他就在裡面向外看。
在去伊斯坦布林的船上，尤岱躲在一個黑暗的角落，這才讓他感覺好受些。只花了一天半時間，他們到了土耳其港口，但是他們等了七個月才得以離開那裡。
為了獲得簽證，約拉·梅爾不懈地努力。那時土耳其是一箇中立國家，很多難民聚集在港口，人權組織的諮詢處排著長長的隊伍。每天英國都有名額限制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美國也拒絕很多猶太難民的湧入。對於在集中營中的屠殺，世界變成了聾子的耳朵，即使像《倫敦時報》這麼著名的報紙提到納粹，只含混地說是“可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