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思片刻，想起了這個張瑞寶。
那是2008年12月下旬，我接到來年3月份的主課題，題目是“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行為在心理學層面上的區別與聯絡”。當時，我帶著課題找到付有光，並在他的幫助下親自選了幾個採訪物件，其中一個就是張瑞寶。
張瑞寶是B市本地人，2000年砍殺了同村一個名叫張瑞卿的人，原因是張瑞卿多次誘姦、強姦他老婆。01年，張瑞寶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03年減為無期。
我回憶了一下張瑞寶的樣子：濃眉大眼，鼻頭有肉，嘴唇厚實，下巴左邊有道疤，據說是少年時代被父親毆打留下的。接受採訪時，他比其他犯人都顯得興奮，還會跟我開幾句玩笑。我一笑，他也跟著憨笑。他的目光總是寫滿勞累，但又總是透著堅定。主管幹警也跟我說過，張瑞寶幹活勤快，脾氣也好，從不惹麻煩。
這樣一個人突然發瘋殺人再自殺，必然是受了某種刺激，這種刺激，很可能就是X透過某種方式帶給他的。
我問：“就是我08年採訪的那個張瑞寶？殺堂兄弟的那個？”
“對，就是他。”付有光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想起來了，你以前還做過他的採訪呢。”
“哎——”我嘆了口氣，“挺老實、挺樂觀一個人吧？怎麼突然就想不開了呢？”
付有光喝了口水：“這不好說，可能到極限了吧。你是研究犯罪心理的，應該知道，人的承受能力都有個極限，一旦到了極限，受不了就是受不了，根本控制不住。就說去年的事吧，四區有個經濟犯，判了八年，減刑減到六年半。結果呢，差一年多就到頭了，愣是沒挺住，不知從哪兒弄了個小鐵片割腕了。”頓了頓又說，“所以今年，我們加大了對罪犯心理的關注和投入。就是考進來的這些畢業生啊，自己怎麼做人都沒學會呢，我不相信他們能治好罪犯的心理。”
我說：“你這麼一說，還真勾起我的好奇心了。我一直研究的是犯罪心理，這罪犯心理還真沒了解過多少。”
“應該多報報這方面的內容。”他嚴肅地說，“讓外面的人多瞭解瞭解，就不會爭著搶著往裡進了。”說罷，嘿嘿地笑了兩聲。
“嗯。”我說，“這個張瑞寶這件事，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人都死三年了，怎麼研究？”
我必須抓住機會：“我到底採訪過他，對他當時的心理還是挺了解的。再說了，我是08年年底採訪的他，09年一過年他就出事了，也就隔了一個月左右吧。如果能瞭解一下他這一個月裡的情況，說不定能有什麼發現呢。”
“你有興趣？”付有光靠在椅背上，“你就是為這個來的吧？”
我笑而不語。他摸了摸額頭，隨手翻了翻辦公桌上的幾份材料，又開啟抽屜，取出一本雜誌，正是我們的《普法月刊》。他翻開月刊，說：“想做好這麼一份雜誌，你們確實也挺費心。對了，你是做犯罪心理板塊的是吧？”
“是。”
“你們最好的板塊，一個是犯罪心理，一個就是人物。”他斜了我一眼，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緩緩問道，“誒，這個人物板塊是誰負責的？”
我明白他的心思，笑道：“十月份，我們準備做一期監獄公務人員的訪談，主要是展示監獄管理理念的進步，人選下個月開會定。”我回憶了一下說，“今年2月、3月、5月的人物，都是我推薦的。”
談話至此，辦公桌上的座機響起。付有光接了電話，嗯了幾聲，隨後對我說：“我得去開個會。這樣，我把張瑞寶當年的主管給你找來，讓他配合你的工作。你忙完等著我，今晚一定得留下吃飯。”
5分鐘後，我在獄區門口見到了張瑞寶當年的主管幹警。主管幹警叫陳富立，三十五六歲的年紀，面板黝黑但不缺光澤，腰桿挺直，說話有力。08年年底對張瑞寶的採訪，就是在他的陪同下進行的。
寒暄幾句後，我提出想看看徐毅江和張瑞寶死的地方。他帶我進入獄區，來到一片水泥地籃球場，指著場內一片地面說：“就是在這兒。三年前，張瑞寶在這兒打死了徐毅江，然後自殺。”
我抽出一支菸遞給他，又幫他點上，問：“有目擊者麼？”
“有。”他抽了一口，“我就是。”
“能描述一下經過麼？”
“嗯。”他用腳跺了跺地面，回憶說，“那是09年2月，還沒出正月，這片操場剛開始修。我當時帶的30多個人，雖說都是重刑犯，但都算老實，從來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鬥毆事件。那是個下午，陰天，我讓犯管（由犯人擔任的管理人員）招呼著，準備去前面見個朋友。還沒出獄區，就聽見這邊一片叫喚。我趕緊跑回來，徐毅江的頭已經被徹底砸爛了，張瑞寶騎在他身上，手裡抓著半塊磚。其他人就看著，也沒人敢上去。我叫了一聲，張瑞寶，你幹啥呢？他大叫一聲，捂著腦袋，接著就拿磚砸自己，一直砸，都癱到地上了還砸呢。”最後感嘆了一句，“哎呀，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我就沒有見過那麼狠的人。”
我說：“他以前不是挺老實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