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墨色的字跡和印戳來看，這是一份接處警登記表的影印件，主要內容如下。
報警人：陳玉龍。報警方式：電話報警。報警時間：2002年7月20日上午10時22分。案件發生地點：錦繡花園C區8號樓1218房。簡要案情：有人遭到綁架、非法拘禁。處警情況：接警後，何海峰、杜仁強、孫可、李夢晴十五分鐘內趕到現場。處警人：何海峰。值班長：李玉粱。
我對登記表裡提到的這件事並不陌生。
那是2002年，父母留下的爛攤子尚未梳理清晰，大筆資金不知去向。6月初的一個夜晚，我正為幾起官司愁得上火，幾個陌生人突然闖入我家，亮出帶有我父母筆跡與指印的借款合同書，聲稱拿不到錢就住在我家不走——我對此早已習慣。
我先是好言相勸，但他們根本不聽。我也想過報警，但深知報警沒用——我此前遇到過數次類似情況，每次都天真地選擇報警。但我年紀輕輕、勢單力薄，對方則通常是一群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中年人。以至於每次報警的結果都是：處警的警察將對方行為認定為“經濟糾紛”，而“經濟糾紛”屬於檢察院的職責範圍，民警無權干涉，從而草草結束處警。
我諮詢過陳玉龍，他無奈地告訴我：如果沒有人脈，類似事件肯定會被認定為經濟糾紛。畢竟，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不出事，誰也不會為了維護正義去得罪人。
我想過先到朋友親戚家中躲躲，但，且不說親友們不願收留，就是願意，我也無法徹底擺脫糾纏，即便能擺脫糾纏，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煩人家。無奈之下，我只得任憑這些人住在家中。老婆當時還是女朋友，幾次提出過去陪我，都被我斷然拒絕，我絕對不能讓她牽扯進來。
住了半個月，這些人也逐漸失去了耐心，開始對我進行威脅和恐嚇，我所能做的只有忍受。6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這些人突然離開，我以為他們暫時放棄，不料其中一人當晚返回，還帶了四五個年輕男女。他告訴我，這四五個人都是HIV的攜帶者，如果不還錢，這些人就會一直住在我家，把家中所有生物用品用個遍。攜帶者們也毫不客氣，一進家門就洗澡洗臉、喝水做飯。
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得暫時離家，先到親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在嫌棄的目光和愧疚之心的驅使下選擇離開。我當時身上沒幾個錢，又不願再給其他人添麻煩，於是選擇在外流浪。好在當時是夏天，短時間的流浪也並不十分辛苦。七月初，我得知HIV攜帶者們已經離開，就決定趁天黑回家裡看看。當晚，在離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幾個陌生人跟上了我，軟硬兼施下，把我帶到了一個陌生的新建小區。
這個小區，就是錦繡花園C區。
8號樓是個公寓型的住宅建築。在1218房，他們依然透過各種方法逼我償還債務，我唯一能做的依然只有忍受。那些天裡，我不止一次地想過死，但生的希望從未徹底破滅。為了方便我籌錢，拘禁者們沒有沒收我的手機。7月中旬的一個深夜，看守者都已睡著，我悄悄翻動手機，在通訊錄中注意到一個不算陌生的名字：顧成傑。
父親在世時，有一次讓我幫他記錄顧成傑新換的手機號，我就順便存到了手機裡。我依稀記得父親說過，顧成傑是司法廳的一位什麼主任，兩人頗有私交。
第二天，我抱著一線希望給顧成傑發了簡訊，希望他能想辦法救我。顧成傑很仗義，當即回了簡訊，讓我弄清楚自己所在位置，然後找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去派出所報警，就說你遭到了綁架。我說起之前屢次報警無果的事，他讓我不必擔心。
直到7月19號午夜，我才找機會弄清了自己所在的具體位置。思前想後，我決定把報警重任託付給陳玉龍。我聯絡了他，身為律師，他深知替我報警存在極大的風險，但最終還是答應幫忙。
7月20號上午，四名警察敲開房門，無論拘禁者們如何解釋、威脅、表明與本地公安系統高層的關係，幾位民警都不為所動，堅持認為他們對我進行了非法拘禁，將我們帶回派出所進行調查。之後，派出所領導對我極其偏向的態度，讓幾名拘禁者意識到了那次報案存在特殊背景，因而主動承認了非法拘禁的事實。但最終，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這些，就是常嘉麗交給我的那份“接處警登記表”背後的故事。
我深吸了一口氣，抬頭看著常嘉麗：“這是什麼意思？”
“證明。”她嘆了口氣，“玉龍說，這是他對不起你的證明。因為這個表，他一直都沒臉見你。現在我交到你手裡，算是替他贖了罪，他也能瞑目了吧……”她緊繃的嘴唇猛然張開，淚水奪眶而出。
我完全無法理解她的話：這份登記表，分明是陳玉龍作為朋友、不顧個人安危對我無私幫助的鐵證，怎麼成了他愧對於我的證明了呢？
我把登記表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依然沒能看出任何端倪。
“弟妹。”我抽了一張紙巾遞給常嘉麗，“關於這份登記表，玉龍還跟你說過什麼，能不能麻煩你再想一下？”
“就說對不住你。”她擦著淚，幾秒之後突然一愣，“對了，對，我記得有好幾次，他看這張表的時候，一邊嘆氣一邊錘自己的腿，說自己太沒有骨氣了。”
我琢磨著她的話，一時無語。恰在此時，老婆打來電話，問我怎麼還不回去。掛了電話，我便匆匆告別了常嘉麗。上了車，我一時沒有開動，翻來覆去地又看了幾遍那張登記表，不禁產生了新的疑問：據我所知，接處警登記表雖然不會被存入案宗，但也屬於內部保密性質的檔案，外人是無法檢視的，陳玉龍是如何接觸到的呢？再者，即便他身為律師，有辦法進行查閱，又是如何將登記表影印留存的呢？
我沉思片刻，確定了下一步的調查方向。
處警人：何海峰。值班長：李玉粱。
第二天早上八點二十，我準時抵達市精神病院，開始與葉秋薇的第八次面談。那天，她又穿上了那條藍底白碎花的波西米亞連衣百褶裙。她似乎很喜歡這條裙子，我也很喜歡。
我關好門，拉開對話口，打了個招呼：“早，葉老師。”
她居然奇蹟般地回應了我：“不早了。”
我笑笑，拉了椅子坐下，鋪開筆記本，點點頭說：“那就請繼續吧，今天說說劉向東。”我把死亡資料翻到第七頁，“資料裡為什麼沒寫他的自殺方式和地點？”
“沒寫自有沒寫的原因。”她直接開始講述，“2009年9月，判決下達，趙海時服從了判決，被押進看守所等待執行死刑，我也開始了對劉向東的接觸。他還算個名人，所以基本資訊不難查到：劉向東出生於1968年4月，畢業於C大化工學院，後來在國內某知名高校取得了碩、博學位。他原本在C大任教，1997年接受A集團邀請，出任E廠科研中心主任。正是在他的帶領下，E廠生產的藥品種類及製藥工藝都有了飛速的進步，成為本地生化製藥企業的中流砥柱。”
我一邊記錄，一邊感嘆了一句：“也算是個造福社會的學者了。”
“至於家庭情況，以及更深入的個人資訊，調查起來就比較困難了。”葉秋薇對我的評論毫不理會，“在調查過程中，很多人都告訴我，劉向東是個很純粹的研究型學者，平時除了家就是實驗室，偶爾受邀回母校講一次公開課。雖然名聲不小，但他為人低調，而且很注重個人隱私。”
我問：“那你是如何接觸到他的呢？”
“還記得我在C大的同學麼？”葉秋薇說，“我有個高中同學在C大當助教，叫方自立。C大楊姓教授自殺的事，就是他聊天時無意間透露給我的。”
我翻了翻前面的記錄，點頭請她繼續。
“調查C大畢業的劉向東，自然少不了方自立的幫助。”葉秋薇繼續說，“當然，劉向東畢竟已經不在C大任教，方自立對他不是十分了解。不過9月底，方自立在一次聊天中告訴我，10月8號是C大校慶，劉向東應該會出席慶典活動。我表達了對劉向東的仰慕之情，說真的很想見他一面。方自立當即就向我保證，一定會想辦法讓我進入會場。”
我八卦地問了一句：“這個方自立是不是喜歡你？”
“高中時代一直在追求我，直到本科時期還經常給我寫信。”葉秋薇說，“所以我才會選擇他，如果他仍然喜歡我，就不會對我產生懷疑。”
我對方自立深感同情。
“為了確定他會幫我，我在十一期間跟他見了兩次面。”葉秋薇接著說，“第二次見面時，他交給我一張‘C大校慶活動組織、工作人員身份卡’，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名字。我用隱晦的暗示對他表達了好感，以便隨時接受他更多的幫助。之後一切順利，10月8號上午，我在C大的第一禮堂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劉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