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東洋人為“倭”，罵其國為“倭國”，很爽。
恐怕，知道“倭”和“倭國”來源的人，不多。
“倭”字本無貶義，源自於魏明帝曹睿。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當時東夷列島的西南諸島，也就是現如今的福岡、熊本所在九州島上的部落，曾派團隊往中原朝貢。魏明帝曹睿認為這是“幸事”，御封當時東洋群島的君主為“卑彌呼”，即親魏倭王。
魏明帝取“魏”字，去右邊的“鬼”字，捨去“魂魄”之意，加上左邊“亻”，代表往來的“友人”和賜予“隨從者”身份的雙重意思，於是親魏倭王的所在國家也叫做“倭國”。
“倭國”的本意也就明瞭——追隨魏國的屬國！
此後十年中，倭女王派到魏或帶方郡的使節，前後達五次，表達恭順臣服之意。
東洋早先無文字，這些都記載在中國的史書中，《三國志·魏書》中，有詳細記載。
《魏書》中，對倭國的評價相當高——“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諸國）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
這段描述能看出，當時的倭國，在禮儀尊卑方面，已經具備相當嚴格的規制，甚至可以說殘酷，而且一個地方沒有盜竊，連吵架爭論訴訟的事情都很少，說明地方安靖，秩序井然。
魏明帝也曾賜予倭國一枚金印，叫做“親魏倭王”印，這枚金印在公元17oo年左右消失，但是，該印的印文拓樣，被收錄在《宣和集古印史》中。
‘漢委奴國王’金印，要比“親魏倭王”印早18o年，為東洋歷史上的第一枚政體權勢金印，其意義自然無比重大。
當然，東洋人是不願意承認這段歷史的，這也是福岡博物館“不敢收”這枚金印的原因所在。
並不是東西“看假”，而是，一旦承認這枚金印，就意味著改寫東洋人的歷史源頭。
八十年代，東洋人雖然戰敗不過三十多年，可是經濟高展，儼然成為亞洲第一的國家，其國民自豪感倍增，又怎能輕易認同自家民族是中原民族的“隨從”？
不僅福岡博物館不敢，即便是東洋政府，也不可能在這件事上表明態度。
因此，福岡博物館又將這枚“燙手山芋”歸還給黑田駿。
黑田駿收回這件東西后，也很迷茫，不知怎麼處理，剛好四叔撞上，提出購買，黑田索性將這件東西，以二十萬日元的價格，處理給四叔。
這不，落在盧燦的手中！
再說說黑田駿，準確說黑田家，怎麼得到這枚金印的。
盧燦知道這件東西的原委，但是不知道細節，現在有了附在金印盒中的兩封手信，就可以完整的推斷出這件東西的流傳過程。
寫信之人，名叫龜井南冥，也是這枚金印的第一個權威鑑定者。
龜井南冥是江戶時代中期大儒荻生徂來（1666－1728）開創的“萱園學派”儒者，本人還是一名醫者。龜井南冥本人，於1778年（安永七年）被福岡藩，提拔為儒醫，1783年（天明三年）被任命為甘棠館祭酒。甘棠館是福岡藩東西兩所藩校之一，被稱為西學，另一所是東學修猷館，都是福岡歷史記載有名的讀書場所。
祭酒就是館長、院長之意，由此可見，龜井南冥的學識，在當時很受尊崇。
龜井南冥還有個兒子龜井昭陽，在學識上更牛，是東洋“楚辭研究”的代表人物，東洋歷史上的大儒，培養了很多弟子。著述有《毛詩考》《左傳纘考》等四書五經的註釋，還有賦集《東遊賦》等文學作品。這是題外話，不展開。
龜井南冥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期為天明六年，換算成公元紀年，就是1786年，第二封信落款為天明七年。兩封信的內容，都圍繞著一件事，也就是“漢委奴國王”印。
從龜井的信件中可以推算，大約在天明四年，也就是1784年左右，龜井被兩位佃農求教，請他幫忙辨認一枚從水溝中挖出來的金印。
當時，龜井南冥留下了印文拓樣，答應有研究結果後寫信告訴對方。
第一封信，就是告訴一位名叫“喜平原一郎”的人，他的鑑定結果。龜井南冥認為，這應該是一枚很遠古的銅金印章，巴拉巴拉說了一堆，最後提出，願意出購買，請喜平與他的同伴，商量一下，多少錢合適？
第二封信要比第一封信晚了四個月，剛好跨紀年。
這封信就很直白，龜井南冥告訴喜平原一郎，這枚金印是中原漢代的皇帝，賞賜給“奴國”國主的金印，非常珍貴，他願意出“十金”相購，請務必答應。
所謂“奴國”，是九州島上一個勢力較大的部落。
當時九州島上還有“狗國”和“虞國”等部落相爭，奴國為了獲得大義上的名分，派遣人馬前往中原王朝朝貢。
這一年，恰逢光武帝劉秀改元，也就是建武中元初年，公元56年，光武帝劉秀很高興番邦來朝，於是賞賜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如果單憑這兩封信，似乎只能印證這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偽，不能擬請黑田家怎麼獲得這枚金印。
不要著急。
這位龜井南冥最終並沒有獲得這枚金印，他心有不甘，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金印辨》，講述的就是“漢委奴國王”金印的來龍去脈，以及他的鑑定結果。
這篇文章，在東洋的史料館能查閱到，後世被人扒拉出來。
文章中，講述就非常詳細。
江戶時代，筑前藩雖然武力值不強，但由於佔據與“唐土”和“朝國”貿易交易的地理優勢，成為當時的商業大藩，其藩主旗下武士，都比較有錢有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