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們劈開雙腿，於是我開始哼唱。男人們變得暴躁，但也知道這都是為了他們。他們放鬆下來。站在一旁，無能為力地看著，真是一種煎熬。可我一言不發。反正我天生就很安靜。小時候人們說我懂禮貌，年輕時他們覺得我穩重。後來又認為我成熟有智慧。如今，沉默被視作怪異，我的種族大抵也忘記了言簡意賅的美。如今，舌頭動個不停，思想卻無處可尋。不過我曾經可以正常地與人交談，必要時我說句話就足以終結腹中的生命，叫停手裡的刀劍。可那已是從前，七十年代，女人們開始劈腿跨坐在椅子上，開始在電視裡跳露襠舞，雜誌開始拍女人的屁股和大腿，彷彿這就是她們的全部，從那時起，我就徹底沉默了。在女人不願當眾張開雙腿的年代，還有秘密可言——有些能說，有些不能。而現在呢？蕩然無存。無恥成為如今的常態，我只有哼唱。嘴裡哼著曲調，腦中的歌詞和著音樂共舞。人們來吃盤小龍蝦，或者來消磨時間，從不會發現、也不會在意他們一直自說自話。我只是個背景——就像電影中情人初次相見，或是丈夫在海灘獨自徘徊、猜想是否有人看見他做的虧心事時，隨之響起的背景音樂。我哼的歌鼓舞人們，促使他們下定決心，比如讓穆德莉·皮爾斯（美國作家詹姆斯·M.凱恩寫於1941 年的小說《穆德莉· 皮爾斯》中的女主角。該作品於1945 年被改編為電影。）決定替她女兒坐牢。我想我的音樂儘管輕柔，也可以發揮那樣的作用。就像當海面上盪漾著《藍色心情》的旋律，你游泳的狀態也會改變一樣。它並不會讓你潛入水中，但卻會讓你一直游下去，或者讓你誤以為自己既聰明又幸運。那麼為什麼不遊遠一點，再遠一點？深海又如何？那是水面以下的事，與小號和琴鍵激發出的熱血沸騰毫無關係，不是嗎？當然，我沒有那麼大的能量。我的哼唱大多是低沉而私密的，適合一個對這世界感到難堪的老女人，是她對這個世紀的反抗。在這個世紀裡，一切都被知曉，卻無一能被理解。也許事實一直都是如此，但直到三十多年前我才因為這個發現而感到震撼——妓女始終在引領潮流，她們因為坦誠而受到尊重。又或許不是因為坦誠而是因為成功。不過，電視裡這些劈開雙腿跨坐在椅子上，或者半裸身子跳舞的九十年代女性，同我們這兒大多數值得尊敬的女性也沒有多大差別。這裡是海邊的鄉村，潮溼，敬畏上帝，女人們不顧一切地追逐熱褲、丁字褲和相機鏡頭。但不管過去還是現在，不管穿的內褲是否得體，野性的女人從來就無法隱藏她們的天真——就像可憐的小貓那樣，眼巴巴地盼著白馬王子的到來。尤其是隨身帶著刀片、滿嘴髒話的粗烈女人，還有手袋裡塞滿大麻、開跑車的張揚女人。就連身上掛著勳章般的傷疤、絲襪捲到腳踝的女人，也無法隱藏內心那個蜜糖般的小孩，那可愛的小丫頭蜷縮在某個地方，在肋骨之間，心房下面。自然，她們背後都有悲傷的故事：太多關注，太少關注，最不幸的關注。故事裡有恐怖的爸爸，虛偽的男人，或是傷害她們的刻薄的媽媽和朋友。每個故事裡總有一個惡魔，把她們變得粗烈而不是勇敢。因此她們劈開雙腿，而關上了心門，把那蜷臥的小孩緊緊藏在心靈深處。
有時傷口太深，再悲慘的故事都不足以解釋。於是只好說，是外來的邪惡在作怪，讓經年累月、根深蒂固的瘋狂毀了女人們，令她們彼此憎恨並且禍延子孫。我們上灘曾經流傳著“警頭怪”的故事。這些骯髒的傢伙頂著大帽子，從海里竄出來傷害不檢點的女人，吞吃不聽話的小孩。我媽媽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知道它們，那會兒人們還常做白日夢。它們消失了一段時間，到了四十年代，海邊發生了幾樁“看，我早就提醒過你”的事情，它們戴著嶄新的、更大的帽子重又出現。比如那個和鄰居的丈夫在海灘上鬼混的女人，第二天就在罐頭廠裡中風了，手裡還拿著尖刀。那時她不過二十九歲。另有一個女人——她住在絲克，和上灘的人本沒有關係——有天傍晚跑到她公公的海灘上，在沙裡藏了一個手電筒和一張地契，結果當夜就被紅海龜挖了出來。倒黴的兒媳為了不讓偷來的檔案被海風捲走，或者落入三K黨之手，把自己的手腕都弄傷了。當然，這些有罪的女人做出醜事時，沒人親眼看到警頭怪，不過我知道它們就在旁邊，也知道它們長什麼樣子，因為一九四二年，幾個固執的小孩遊過安全線溺死在海中的時候，我見過它們。孩子們剛被海浪吞沒，一個尖叫的母親和幾個嚇呆的野餐的人頭上便烏雲密佈，眨眼間雲變幻成戴著寬沿帽、張開大口的輪廓。有人聽見轟隆隆的聲音，不過我發誓我聽到的是歡呼。從那時起直到五十年代，它們或在海浪裡遊蕩，或在海灘上徘徊，隨時準備在日落時分出擊（你知道，那時正是淫慾高漲、海龜築窩、粗心的父母昏昏欲睡的時刻）。大多數魔鬼在晚飯時分都會飢餓，和我們一樣。不過警頭怪也喜歡半夜出沒，尤其當酒店裡住滿的遊客沉醉在舞曲或是海邊的氣息中，抑或被星空下的海水所誘惑的時候。那個年代，柯西度假酒店是東海岸最棒也最出名的黑人度假勝地。每個人都會來：里爾·格林、法薩·海因斯、邦·沃克、吉米·蘭斯福德、歡樂雨滴（這些都是當時很流行的爵士或布魯斯樂手、樂隊。），還有迫不及待地從密歇根和紐約遠道而來的客人們。蘇克灣到處是中尉和剛做了母親的女人，還有年輕的老師、地主、醫生、生意人。到處都有小孩騎在爸爸的小腿上，或者把叔叔埋在沙子裡，只露出腦袋來。男男女女打起槌球，或者組成棒球隊，朝著海浪擊出本壘打。奶奶們照看著白色把手的紅保溫瓶和食物提籃，裡面滿滿裝著蟹肉沙拉、火腿、雞肉、圓麵包，還有一條條檸檬蛋糕，我的天。突然之間，到了一九五八年，警頭怪又像民防團一般囂張地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黑管樂手和他的新娘在早餐之前淹死了。他們浮水用的輪胎被衝到岸上，帶著一團纏著鱗片的鬍鬚。是不是蜜月裡的新娘行為不端，人們猜測著，悄悄議論著，沒有人清楚真相。她當然有很多機會。柯西度假酒店每平方英尺上英俊的單身漢都比亞特蘭大的任何地方要多，甚至比芝加哥還多。他們來這裡不僅是為了音樂，更是為了和漂亮女人在海邊跳舞。
那對淹死的夫妻被分開——送到不同的殯儀館——之後，你大概覺得再也無需警告心懷鬼胎的女人和頑劣的小孩了，因為他們知道那是死路一條：無論白天黑夜，警頭怪會突然竄出水面，閃電一般迅速，懲罰任性的女人，吞吃淘氣的小孩。直到度假酒店倒閉的時候，它們才悄悄溜走，就像小偷離開領取救濟食品的隊伍。現在仍在後灣設陷阱捕蟹的幾個人或許還記得它們，但這裡已經沒有了大樂隊，沒有來度蜜月的人，遊船、野餐、游泳的人，全都沒有了。蘇克灣變成了垃圾場，上灘也被淹沒，再沒有人需要或者願意記起什麼大帽子、纏著鱗片的鬍鬚。四十年已經過去，柯西家族已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可我幾乎每天仍在為她們擔心。
除了我和幾個漁棚之外，上灘已經淹沒在二十英尺深的水下。不過，柯西度假酒店還矗立著。算是矗立著吧。看起來好像在往後傾斜——遠離颶風和不斷揚起的沙。海濱可以給人去樓空的房子帶來如此奇怪的變化。你會在臺階上發現最漂亮的貝殼，好像散落的花瓣，或是星期天禮服上的裝飾，你會納悶它們從何而來，畢竟離海還有那麼遠。門廊拐角處和扶手欄杆間積起的沙堆比海灘上的沙更白，更光滑，好像二次精篩的麵粉。露臺周圍的毛地黃長到齊腰高；玫瑰本是一向厭惡這裡的土壤，如今也瘋長起來，比黑莓還要多刺，甜菜般紅豔的花朵會開好幾個星期。旅館的木牆板看起來好像鍍了銀，脫落的油漆像未擦拭的茶具上的斑紋。雙層大門上了鎖，目前為止門上的玻璃還沒被打碎。沒人忍心這麼做，因為玻璃會映出你的臉和你背後的風景：耀眼的海灘上成畝成畝的香蔥，銀幕一般的天空，還有一心想要擁有你的海洋。別管那外面的孤獨，只要往酒店裡面一看，就會發現它似乎肯定能讓你快樂得神魂顛倒，並且帶給你所有摯友的陪伴。還有音樂。百葉窗的合頁發出的聲音像吹破了音的小號，鋼琴鍵上迸出一個四分音符壓過了風聲，於是你便注意不到縈繞在大廳和密閉房間裡的傷痛。
我們這裡的天氣大抵是溫和的，光線卻十分奇特。早晨還很黯淡，中午漸漸變成白晃晃的，不到三點顏色就狂野得可怕。翡翠色和寶石藍色的海浪互相擊打，揚起無數泡沫，簡直可以在裡面洗床單。傍晚的天空看上去則像來自另一個星球——毫無規則可言，太陽可以盡情地變成李子一般的紫，雲彩可以變得罌粟一樣紅。我們的海灘就像白糖，西班牙人第一次來到就這麼覺得。他們把這裡叫作“蘇克拉（蘇克拉（Sucra），發音近似西班的“糖”（azúcar）。）”，時間一長被當地的白人念成“蘇克”。
誰都覺得這裡的氣候是無盡的享受，除了罐頭廠的氣味飄上海灘、飄進酒店的時候。那時遊客們才知道上灘人每天要忍受的是什麼，他們以為就因為此，柯西先生才把家從酒店裡搬了出來，在莫納克街蓋了那棟大房子。以前魚腥味在這一帶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就像沼澤的臭氣和廁所的氣味一樣，魚腥味不過是給感官增加了一點多樣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一個問題。新一代女性抱怨魚腥味燻了她們的衣服，倒了她們的胃口，還破壞了她們理想中的浪漫。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全世界都開始認為只有香水是鼻子應該聞到的氣味。我記得維達想盡法子安撫一個著名歌手的女朋友，她一直抱怨牛排吃起來全是海螺的味道。這傷了我的心，因為我的廚藝從沒出過問題。後來，柯西先生對別人說，他的生意就是這麼毀掉的——白人騙了他，讓他買下整個海灘，而罐頭廠就在旁邊，那地方根本賺不到錢。魚腥味讓度假酒店成了笑話。但其實我知道，籠罩上灘的魚腥味一個月也就飄到蘇克灣一兩次，而且十二月到來年四月不捕捉螃蟹，罐頭廠也停業，那味道就徹底沒有了。事實不是那樣的。不管他跟別人怎麼解釋，他的度假酒店被毀掉其實另有原因。是自由，梅說。在她公公失去興趣之後，她盡力維持著酒店的經營。她相信是民權運動毀了她一家，也毀了他們的生意。她的意思是，黑人更熱衷於去炸掉城市，而沒有心思來海邊跳舞了。這就是梅，她起初只是固執，後來就成了偏執。事實上，四十年代吹噓自己去柯西酒店度假的人，到了六十年代開始吹噓去了君悅、希爾頓，或者坐遊輪去了巴哈馬和歐丘里歐（巴哈馬是加勒比島國，歐丘里歐在加勒比島國牙買加，兩處都是度假勝地。）。說真的，魚腥味也好，取消種族隔離也罷，都不是原因。別提那個抱怨吃到海螺味牛排的女人，如果能聽到威爾遜·皮克特或者內莉·盧切唱歌，讓客人坐在廁所旁他們也會願意的。況且，在擁擠的舞廳裡聽著《海港之光》，和舞伴緊緊貼在一起，誰又能分清是什麼味道呢。梅每天都在抱怨馬丁·路德·金給她惹了麻煩，可那時候酒店還在賺錢，只是來的客人不同了。聽我說：要怪得怪別的原因。何況，柯西先生是聰明人。他在這裡幫助過的黑人比政府專案四十年來幫助的還要多。而且，也不是他關了酒店，把七十五英畝土地賣給標榜“種族機會均等”的開發商，只蓋出三十二棟連我的小破屋都不如的廉價房。至少我的地板是手工刨光的橡木，不是什麼光滑的松木。我的房梁就算不夠筆直，至少是夠年頭的真材實料。
上灘被“阿格尼絲”颶風淹沒之前，經歷過一次無名的乾旱。買賣剛結束，土地還沒劃分好，上灘的母親們開啟水龍頭，放出來的都是泥。枯井和渾水嚇壞了她們，她們放棄了海邊的景色，申請了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利率為百分之二的按揭貸款。雨水也沒什麼用了。煩惱，失業，乾旱過後的颶風，沼澤地變成了乾裂的泥蛋糕，連蚊子都不願待了——我覺得這一切不過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他們把那塊地方稱作濱海社群，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開發商最初打算賣給越戰老兵和退休的白人，但當領取食物津貼的失業者以這裡為目標時，教會和反歧視運動組織就忙了起來。福利救濟幫助了一些人，直到城市重建計劃開始實施。然後到處都有了工作機會。現在住在這裡的人，很多都是坐車去二十二英里以北的辦公樓或醫院實驗室上班的。他們穿梭於這些便宜的漂亮房子和購物中心、電影院之間，心中快樂得沒有一點陰鬱，更不會有關於警頭怪的記憶。
我也並沒有想到它們，直到我開始思念柯西家的女人，不知道她們是不是終於殺死了彼此。除了我之外，誰會知道她們是不是死在那裡了——其中一個趴在樓梯上嘔吐，手裡的刀剛剛割斷了給她下毒的那個人的喉嚨？或者其中一個開槍打死對方，然後就中風倒在冰箱前面活活餓死了？好幾天都不會有人發現她們。要等到桑德勒家的男孩來要每週工錢的時候。我想我得把電視關上一會兒了。
我曾經看見她們中的一個開著那輛鏽跡斑斑的奧斯莫比汽車，要麼去銀行，要麼偶爾來我們這裡點一份索爾茲伯裡牛排。除此之外，她們很多年都沒離開過那座房子。自從其中一個提著沃爾瑪的購物袋回來之後，她的雙肩明顯被鞭打過，她帶出去的白色新秀麗旅行箱也不見了。我原以為另一個會當著她的面狠狠把門甩上，但是沒有。我猜她們明白彼此是半斤八兩。她們比多數人都刻薄和冷漠，別人也懶得理睬她們。
她們像女王一般住在柯西先生的房子裡，不過自從不久之前，那個穿著內褲一樣短的裙子而且壓根沒穿內褲的女孩搬進去，我就開始擔心她們會留下我一個人，靠著老掉牙的故事過日子。我知道那很無聊：不過是又一個編出來嚇唬放蕩女人、管教任性小孩的故事。但我也只有它了。我知道我需要其他的故事。更好的故事。比如無恥的女人們如何毀掉一個好男人。我可以把那個故事哼唱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