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需要的，是那雙在安娜·克里格建議下買的山地靴。到酒店的路，對寒夜裡一個穿著網球鞋不穿襪子的歇斯底里的行人來說，是危機四伏的。堅強的安娜·克里格會做好準備：揹包、水、手電筒、麵包、魚乾、堅果。克里斯廷的廚藝就是向她學的。那時她們都是駐德美國士兵的妻子。安娜還不到二十歲，總在軍人合作社買東西，很擅長做新鮮蔬菜，各種土豆，還有海鮮，尤其擅長做誘人的甜點。烹飪課和啤酒讓每晚都變得愉快，延緩了克里斯廷婚姻的破裂，讓它變得像營房一般荒蕪。作為友誼的回報，克里斯廷答應有一天要和安娜一起去登山。她買了安娜推薦的好靴子和揹包，在某天清晨和她一起出發了。還沒走到一半，克里斯廷就停下，央求著取消旅行，搭車回營地。她的腳像被火燒一樣，她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安娜露出一臉非常失望的表情，但也表示理解。“可憐嬌氣的美國人啊，既沒體力，又沒毅力。”她們一言不發地回去了。
克里斯廷一開門，就發現厄爾尼正被上士的老婆摟在懷裡。她本想一腳踹向他的光屁股，但是腳太疼，於是她將就著拿了六瓶啤酒，飛快地一瓶接一瓶砸在他頭上。
為了這個剛剛取消種族隔離的軍隊裡其他妻子的利益和士氣，她覺得有必要裝作忌妒又憤怒的樣子。但她與其說憤怒，不如說驚愕。真不明白厄爾尼·侯德以為他自己是誰，不就是個衣衫襤褸的上等兵嘛，用他的忠誠、一身制服和逃去另一個國家的機會，換得了她美麗高貴的自我。她第二天就離開了他，帶上揹包、廚藝和山地靴。她從艾德爾懷爾德給母親打電話。梅聽到她的聲音似乎很欣慰，但對於她要不要回絲克鎮態度曖昧。她東拉西扯地囉嗦著，似乎對克里斯廷的處境並不關心，只是唸叨著那個“鄉下婆娘”和一輛被燒掉的“自由”公共汽車。顯然是在警告她別回去。
梅描述的氣氛如此陰冷壓抑，克里斯廷猶豫了。差不多在街頭（公共汽車站也許算不得街頭）睡了兩天，又被基督教女青年會打發走之後，她住進了一座菲利絲·惠特利（菲利絲·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3-1784），美國第一位黑人女詩人。以她名字命名的慈善組織致力於救助貧困婦女，尤其是從南方移民北方的無業黑人婦女。）救助站。她離開時，這個國家是那麼歡樂自信，如今卻沉浸在對紅色威脅和黑名單的恐懼中（暗指戰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憑長相，她找到了一份在餐館做服務員的工作，直到他們發現她會做菜。那是一片友好的街區，她在那裡笑看著顧客們搶免費食物，花了好多年一邊躲避和欺騙梅，一邊尋找丈夫。她找到了三個丈夫，不過都不是自己的。然後她遇到了果子。那時她已經流言纏身，讓她厭煩。流言也牽扯進了老闆、老闆娘、收銀員，還有快餐廚師。無端的惡意，還有跟那些與自己有關係的已婚男人的交談，都讓她感到很累。她其實並不在乎他有沒有和妻子分開，有沒有和他孩子的母親一起睡，給她的聖誕禮物夠不夠好。只是他們沒有共同的朋友，因此除了喜歡的明證和分手的威脅之外，也沒什麼話題好談。那是生活的輪廓，那是餐巾紙上還沒有填上顏色的塗鴉，讓她遠離梅所描述的那個家。在那種無意義的生活中，果子來了，揹著帆布包，穿著熨得筆挺的工裝襯衫。
“別把肉藏在下面。我想看清楚我吃的是什麼。”克里斯廷停住了在肉上澆紅醬汁的手，訝異於他的清晰。之後她發現那是他的習慣，也是他的天賦。當她聽他說話時，一切都在一瞬間變得如此清晰。於是她陪伴了他九年。他骨架寬大，感情強烈，有一雙美麗的大手和迷人的聲音。他讓世界在她面前清晰起來。她的爺爺（資產階級叛徒）；她母親（奴隸）；留心（農村野心家）；厄爾尼（叛徒）。他們都是馬爾科姆·X所說的那種“木魚腦子”，這個詞浸飽了尖酸。然後他列出她的職責。為了彌補她的淺色面板、灰眼睛，還有絲一般致命的秀髮，克里斯廷成了一個忠實的伴侶，非常配合，樂於服務。她改穿“祖國”式的服裝，把說出的話變成尖銳的口號，隨身帶著刀自衛，把那不像黑人的頭髮藏進精緻的蓋麗頭巾（黑人婦女的一種頭巾。）裡。她戴著貝殼耳環，坐下時再也不交疊雙腿。
她害怕自己會讓這樣一個男人失望，這個狂熱、清高、嚴格的男人，也害怕他會待她如糞土一樣，但這種害怕從沒有變為現實，因為果子喜歡糞土。在他眼裡，泥土、大地和莊稼是他和她之間的浪漫。如果有一個農場，他說，就可以做我們的基地了。克里斯廷也同意。不過事態變化迅速，錢（籌來的、騙來的、敲詐來的）需要用在別的更緊急的事情上。
全國上下到處都有沉睡的街區需要喚醒，到處都有麻木的年輕人需要關注。山地靴在遊行時穿得越來越合腳，揹包在靜坐時讓她倚靠。火熱的興奮感與目標鼓舞了她；克里斯廷的小虛榮變成了種族合法性，她行動力的天賦變成了勇氣。現在她已經不記得那些爭吵了：眾多告密者，髒錢，是隨機行動還是長遠計劃，是地下活動還是利用媒體。他們一夥有十七個人——十一個黑人，六個白人，是提爾案（即艾米特· 提爾一案，見113 頁註釋②。同年進行的審判中，兩位被告被判決無罪。）之後成立的秘密組織。獨立，自治，只有在評估過某一行動具有足夠影響後才和其他組織合作。她熱愛這份工作，喜歡這種嚴肅的感覺，並且全然委身於果子。和他在一起，她不再是礙事的人，她是自己人。不再是愛吵架的妻子，多餘的情婦，沒人要的討厭的女兒，被忽視的孫女，可以隨時拋棄的朋友。她是有價值的。他們沒有理由不繼續下去。一九五五年深植下的急切意識到一九六五年開了花，在一九六八年憤怒地成熟了。到了一九七○年，被一系列葬禮搞得元氣大傷後，在她眼裡活動已經衰弱了。妮娜·西蒙（妮娜· 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國黑人女歌手，作曲家，民權運動期間創作了大量反映黑人不平等境遇的歌曲。）延緩了結束的步調。那聲音讓女性的降服變得重要，用浪漫磨鈍了罪行。因此當結束來臨時，倒顯得難以辨認。輕輕地，靜靜地，無關緊要地衝一下馬桶。又一次例行墮胎，七次中的最後一次。她站起來，扳了一下手柄，轉身去看那旋渦。在那裡，一團模糊的紅色血塊中，她覺得她看見了一個輪廓。不到一秒的時間裡，那斷無可能的形象浮了上來。克里斯廷洗了澡，回到床上。她向來對墮胎無動於衷，覺得那讓約束她的鏈條又少了一環。況且她不想做母親，永遠不想。此外，沒有人阻止她，也沒有人建議她做別的選擇——革命需要的是男人，不是父親。因此這第七次的干預一點都沒讓她苦惱。儘管她覺得紅如覆盆子的一團中那未出世的眼睛是她想象出來的，可她偶爾還是會想，那如此安靜而好奇地向上看著她的會是誰。最古怪的時候——在醫院的候診室裡，和一個因為孩子死在槍下而哭泣的母親在一起；或是給筋疲力盡的學生們發礦泉水和葡萄乾——那隻模糊的眼睛又在那裡了，安然盤踞在滿是警察與眼淚的混亂中。她如果再仔細一點，也許可以拖延，甚至阻止，那真正的結束。但是她爺爺死了。果子勸她回去參加葬禮（家人終歸是家人，他微笑著說，即使他們是政治白痴）。克里斯廷猶豫了。回去的話她就要遇見殺氣騰騰的留心，她母親也會和她繼續爭論政治，就像她們時斷時續在電話中那樣尖叫著互相指責：你們就不能安靜一點？安靜了三百年還不夠嗎？我們會失去一切的！辛辛苦苦得來的一切！砰！！！！掛了。
他死了。那個噁心的人，他讓她知道了什麼是齷齪，還怪在她頭上。
他死了。那個一手遮天的人，拋棄了自己的親骨肉，把大權交給自己的玩伴。
他死了。嗯，挺好。她要去看看他留下的殘局。
如今沒有什麼在注視她了。那隻公正客觀的眼睛早已遠去，一如那個揹包和那雙山地靴。此刻她迫切需要那雙靴子，如果她想阻止那條蛇還有她的爪牙，不讓她們毀掉她生活的平靜。那兩個人，留心和朱妮爾，不在家裡。車庫是空的，車道上也沒有車。除了作惡，沒有什麼能讓留心踏出房間。而且還是在夜裡？只有一個地方她會感興趣——酒店。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可耽誤了，儘管她得一路跑過去。
誰都猜不出來，果子其實比她小八歲，所以他很自然也會用別的女人來取悅自己。這是他們關係中的美麗與誠實。眾人中能理解的正是她，被勾引的丈夫們的女王。她在酒店裡長大。在那裡，踮著光腳走路，小庫房後面的沙沙聲，一個女客用刀子般的眼神剜著另一個女客，這些都是家常便飯。她難道沒聽過她爺爺當著別人的面對妻子說 “別在我面前搖你的小尾巴。我不想要也根本不需要”，然後留下妻子一個人在生日派對上跳舞，而他跑去見那個他真正需要的麼？不去管那個厄爾尼·侯德，還有朝他頭上飛去的啤酒瓶，對她來說擁有男人就意味著分享他們。習慣如此，並且保持風度，對吧？別的女人的床不是個問題。反正有那麼多工作要做，誰有時間監視每場風流韻事。她才是那個固定的女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的名字在籌備會時被提起，聽起來好像是什麼糖果：果子克麗絲，克麗絲果子。
糖果一直沒有碎，直到有人強姦了一名學生志願者。一個同志乾的。那姑娘太過羞恥，都顧不上感到憤怒。她求克里斯廷別告訴她做大學系主任的父親。
“拜託了，千萬別告訴他。”
“能告訴你媽嗎？”
“哦別！她會告訴他的！”
克里斯廷很憤怒。宛如訓練中的杜賓犬，那姑娘進入了保護模式。好爸爸大人物不能知道。沒管她怎麼說，克里斯廷還是告訴了所有人，結果讓她很滿意，尤其是聽到果子的反應。他們都去關心那個姑娘，咒罵和痛斥那個同志的所作所為，答應要和他談談，處罰和開除他。但是實際卻沒有。下次他出現時，迎接他的是“嘿，哥們兒，過得怎麼樣”。克里斯廷去質問果子，他告訴她那個同志的解釋：不是他的錯是那姑娘不戴胸罩衣冠不整地對他投懷送抱他甚至還拍了拍她的屁股警告她為了他著想結果她沒有打爛他下巴而是偷笑著問他想不想來杯啤酒。果子搖著頭，為人類的愚蠢和政治的倒退感到悲哀。然而他只是悲哀罷了。無論她怎麼要求，“談談”——更不用說“處罰”或者“開除”——他一直都沒有去做。是的，果子覺得那個同志很討厭，但他沒法和他那麼說。是的，他覺得那個同志危害了他們事業的原則，但他沒法面對他。那姑娘受的傷害比起更大的傷害——對男性友誼的傷害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果子可以訓斥，可以開除，可以揍一個叛徒，一個懦夫，或者隨便什麼白痴，只因為一點小小的冒犯。但不是這種冒犯——強暴一個十七歲的姑娘，都算不上他的“不可接受行為”清單中匆匆加上的一個腳註。因為被強姦的不是他的人。克里斯廷列了個種族方程：受害者是黑人，強姦犯是白人；兩個人都是黑人；兩個人都是白人。哪種組合會影響果子的決定呢？可惜其他姑娘對受害者的哀嘆也加上了這些惱人的問題：她做什麼了？她為什麼不……？
最後克里斯廷閉嘴了，繼續著公民的不服從和個體的服從。只是偶爾被那張面孔打擾——旋轉著，露出不加批判的眼神。從爺爺的葬禮上回來之後，她開啟揹包，倒出那一紙袋訂婚戒指。大大小小的單粒鑽石。足以讓十二個女人在假想酒店的登記簿上簽名。問題顯然是套房究竟有多舒服？一九七三年特雷梅恩街的高階享受很吸引人。尤其是因為每個人，不管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想既置身其中又超然其外，光榮的反抗和暗暗的默許融為一體。時局變化了，擴張了，從街頭巷尾走進了辦公室和高階酒店的會議廳。沒人再需要一個街頭工作者保姆廚子油印工遊行狂熱分子和帶著葡萄乾的女人，與那些新潮的講戰略的學生相比，她太老了，想做大學生工作，受的教育又不夠，整天看電視的話，又沒那麼膚淺。那隻被最高法院細細審視過的漠然的眼睛如今閉上了。她不再有用了。果子感受到她的絕望，他們分開了，像朋友一樣。
她覺得他是她最後一個真正的朋友。如果他知道她之後的選擇，一定又會感到悲哀：她做了人家的情婦，那人簡直是她的資產階級祖父的翻版。他是該感到悲哀，因為里奧醫生把她趕走之後，再沒有其他像家的地方，她只有回家去。她的家。留在家裡，不讓一條瘋蛇把自己趕走。
上次經過這條路時，克里斯廷坐在汽車裡，而且坐在前面，因為她寬大的裙子——淺藍色的雪紡裙——需要空間。她穿著電影明星般的露肩禮服，上面鑲著閃光的萊茵石。媽媽坐在後座，爺爺開著那輛一九三三年的龐蒂克，這讓他很不滿，因為已經是一九四七年了，可大多數人還沒法買到戰後生產的車。他是那麼說的，為了解釋在這炫目的慶祝時刻——克里斯廷的十六歲生日和畢業派對上，他的情緒為什麼那麼古怪。她覺得他不安的原因正是令她和她母親興奮不已的理由。酒店派對前的家庭晚宴上，她們排擠了留心，又開心地看著她被她丈夫懲罰。最後只剩他們三個。沒有什麼無知的纏人的小婆娘來玷汙這場壯麗的還鄉演出。
克里斯廷挽著爺爺的手臂走出轎車，光鮮地入場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穿著美若天仙的禮服——這是種族振興與偉大夢想的見證和結果。在眾人的掌聲中，樂隊奏起《生日快樂》，接著又奏起《海港之光》。梅喜形於色。克里斯廷光彩照人。酒店裡滿是穿著軍裝的老兵，來度假的夫妻，還有柯西的朋友們。樂手們又奏起了《月亮高高掛》，因為未來不僅是光明的，而且就在那裡，可以在工資單上看見，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摸到，在爵士歌手的音域中聽見。只要往露天舞場旁寬敞的門外望去，看一看星星飛去的方向。聽一聽海浪翻滾的聲音。聞一聞大海那古龍水般的味道，多麼甜美，多麼陽剛。
然後就是一陣騷動，還有不敢置信的低語。人們紛紛轉頭。留心在房間中央，和一個穿著綠色佐特套裝的男人跳著舞。他把她舉過頭頂，又放在兩腿之間，甩向一邊，分開，然後及時伸直彎著的腿，用收緊的胯骨迎接她搖擺而來的臀部。樂隊奏著樂。人群分開了。比爾·柯西把餐巾放在桌子上，站了起來。客人們閃開看著他走過。穿佐特套裝的人停下舞步，口袋裡的鏈子低低地晃著。留心的禮服好像一條紅襯裙，肩帶滑落在肘上。比爾·柯西沒有看那男人，沒有喊叫，也沒有把留心拉走。事實上他都沒碰她。樂手們對人群戲劇性的一舉一動都異常警覺，於是安靜下來。然後大家都聽見了比爾·柯西的驅趕與糾正。
海濤聲迴盪在克里斯廷耳中。她離海邊沒那麼近，應該是聽不見的，那麼這一定是血壓升高的表現。之後就會眩暈，眼前會晃動著光影。她得休息一下。但留心沒有休息。留心在悄悄做著些什麼，還有一隻身強力壯的蜘蛛幫忙。
她本應該知道的。她確實知道。朱妮爾沒有過去，沒有歷史，只有她自己。她不知道或從沒聽說過的事情也許可以裝滿整個世界。那姑娘剛在廚房的桌邊坐下，邊撒謊邊說著“是的，太太”，叫喊般強烈地散發著街頭的氣味時，她就知道了：這個姑娘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然而那正是吸引人的地方。並且所有沒有槍就在街頭活下來的姑娘都值得崇拜。無畏的眼神，頑皮的微笑。她願意為任何事跑腿，解決任何困難，這是克里斯廷的幸運。不僅如此，朱妮爾還能傾聽。傾聽抱怨、笑話、辯解、建議、回憶。從不指責，從不評判，只是表現得感興趣。在那座寂靜的房子裡，和誰說話都像是音樂。誰在乎她時不時勾搭維達的外孫？那對他是好事。對她是樂趣。得到了性滿足的姑娘更容易留下來。克里斯廷忘記了離家出走者的信條：堅持下去，決不放手，心情放鬆。有企圖的友誼，可以。忠誠，沒有。
酒店比夜更黑。沒有燈光，但是車停在車道上。也沒有人聲。血液在耳中咆哮，大海在其下低語。也許這是誘餌。也許她開啟門後會被他們殺死，但安娜·克里格就不會這樣，因為她不會蠢到只穿著網球鞋不帶瑞士軍刀就從屋裡衝出來。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著，她從未感到如此孤獨。就像她第一次知道孤獨會來得多突然、多強烈的時候一樣。父親死時她才五歲。星期六他送給她一頂棒球帽，星期一他們就用擔架把他抬下了樓。他的眼睛半閉著，她喊他，他也沒有回答。人們一撥又一撥地趕來安慰做母親的，如今她成了寡婦；他們一直低聲說著失去兒子、失去丈夫、失去朋友有多痛苦。然而他們只是拍著她的頭微笑。那是她第一次躲在L的床下。假如還有可能的話，她現在也會在那兒，而不是爬向那個地方，那裡充滿了令她震撼的恐懼和——和什麼來著？哦，對了，悲傷。
克里斯廷凝視著籠罩門廊臺階的黑暗。在那裡，一個陽光照耀下的孩子渾身僵硬，滿心恐懼，還有被拋棄的苦楚。然而她揮動著道別的手是軟弱無力的，只有她頭髮上的蝴蝶結比那手更了無生氣。在她視線之外的是另一個孩子，隔著車窗玻璃望著，懶洋洋地像貓一般低聲哼叫。開車的是一個孩子的爺爺，另一個孩子的丈夫。坐在車上的那個臉上混雜著各種表情，睜大的眼睛、露齒的微笑和一臉茫然。軟綿綿的手揮動著。另一個孩子的手指緊緊壓著車窗。玻璃會破嗎？她的手指會壓碎玻璃，然後劃破面板，湧出的血順著車門流下來嗎？有可能，因為她壓得那麼用力。她瞪大眼睛，但她也在笑。她想去嗎？她害怕嗎？兩個人都不知道。她為什麼不能一起去？為什麼他帶一個去度蜜月卻丟下另一個？他們還會回來的，對嗎？然後呢？她在那輛大車裡顯得真孤單，但她在微笑，或者努力去微笑。應該有血的。肯定在什麼地方有血。因為存在這種可能，門廊上陽光照耀下的孩子渾身僵硬。只有她告別的手是綿軟的，耷拉著的。一如她頭上的蝴蝶結。
爬樓梯時，克里斯廷感到肩上一陣刺痛。她伸手去摸門把手。沒有摸到。門是開的。
* * *
“您確定要這麼做嗎？我們也可以回去的。”朱妮爾沒熄火，她精緻的鼻子在夕陽下閃著光，“或者告訴我要找什麼，然後您坐在這裡等。”她很緊張。她的好男人許久沒有出現了。她希望他就在酒店裡。事情都挺順利，但是如果他能在一旁告訴她是這樣就更好了。“我們也可以改天再來。什麼時候都可以。不過您決定吧。”
留心沒在聽。她也沒有透過車窗看著暮色中的這座廢棄的酒店。她二十八歲，站在二樓窗前，窗戶正對著一片草地，再遠一點兒就是沙灘和大海。樓下的女人和小孩蝴蝶般輕輕地從帳篷裡飄進飄出。男人們穿著白襯衫、黑西服。牧師坐在搖椅上，頭上戴著草帽。她越來越經常地把場地租給教會和社團。從前的客人現在老了，已經不再來柯西度假酒店了。他們的孩子們滿腦子想的是抗議、立法、選舉權。一個媽媽坐在邊上，餵奶的乳房上蓋著一條白手帕。一隻手抱著小寶寶，另一隻手慢慢地驅趕飛近的蒼蠅。她本來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留心想。可以有的，假如她在一九四二年就知道一九五八年在另一個男人懷抱裡明白的事——她根本就不是不能懷孕。那個男人是來領他兄弟的屍體的，他準備坐火車把屍體運回家。留心忘不了失去兩個兄弟的痛苦，因此告訴他，他的房間免費，希望他能喜歡。假如有別的什麼她可以做的……他坐在床上哭了起來。她把手放在他悲痛中一起一伏的肩膀上。她從沒見過沒喝醉的男人哭。留心跪下來，看著那隻捂著眼睛的手，握著他膝蓋上的另一隻手。他的手指緊緊抓住她的，一直保持那樣的姿勢，直到他安靜下來。
“抱歉，真抱歉。”他說，伸手去拿手帕。
“不用這麼說。為一個人哭泣永遠不用說抱歉。”她簡直是在叫。他看著她，彷彿她說了世上最有哲理的話。
“您得吃點東西，”她說，“我去端盤吃的來。有什麼想吃的嗎？”
他搖了搖頭說： “隨便。”
她跑下樓，一瞬間就明白了被需要和被要求的區別。她在廚房裡做了一份烤豬肉三明治，在肉外面裹上辣醬汁。想到他那頂起襯衫的可愛肚腩，她又在托盤上加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冰水。L疑惑地看著食物，留心回答了她未曾說出口的問題：“是給那個死掉的人的兄弟的。”
“我放的醬太多了嗎？”他咬著三明治時，她問道。
他搖了搖頭，“非常好。您怎麼知道的？”
留心笑了，“辛克萊先生，如果您需要什麼就直接告訴我好了。隨便什麼。”
“叫我諾克斯吧。”
“我叫留心。”她說，心想，我得趕緊出去，不然我就要吻他的肚子了。
諾克斯·辛克萊待了六天，正好夠他安排、準備、運送屍體回印第安納州。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燦爛。留心幫他打電話、匯錢、跑港口開死亡證明。就像任何優秀的酒店經理對待客人溺亡的事件一樣，精心照顧他。
這只是藉口。實際原因是像吉米·威瑟斯彭（吉米· 威瑟斯彭（Jimmy Witherspoon，1920-1997），美國黑人布魯斯歌手。）歌裡唱的，“我想這麼做，與你何干”。當她的丈夫在晚上應酬賓客或是在早晨補覺時，她心滿意足地依偎在他的肚子上撫摸它。她讓諾克斯談他的兄弟，他的生活，只是為了聽他的北方口音。她很訝異竟然有一個和她差不多大的男人要她，還覺得她有趣，聰明，性感。這就是快樂的感覺了吧。
他們彼此許諾“天長地久”。他六個星期後會回來，然後他們一起遠走高飛。六週以來“爸爸”的釣魚派對讓她解脫，夜晚的喃喃低語則令她悲哀。她計劃得非常周密，連L都沒有發覺：新衣服裝在兩個旅行箱裡，錢從保險櫃裡慢慢地一點點拿走。
他一直都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