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條小巷盡頭的什麼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傳來，這是真咖啡，不是勝利牌咖啡。溫斯頓不自覺地停下步來。大約有兩秒鐘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遺忘過半的童年世界。接著是門砰的一響，把這香味給突然切斷了，好象它是聲音一樣。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經走了好幾公里，靜脈曲張發生潰瘍的地方又在發癢了。三星期以來，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沒有到鄰里活動中心站去：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為可以肯定，你參加中心站活動的次數，都是有人仔細記下來的。原則上，一個黨員沒有空暇的時間，除了在床上睡覺以外，總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飯、睡覺的時候，他一定是在參加某種集體的文娛活動;凡是表明有離群索居的愛好的事情，哪怕是獨自去散步，都是有點危險的。新話中對此有個專門的詞，叫孤生(ownlife)，這意味著個人主義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從部裡出來的時候，四月的芬芳空氣引誘了他。藍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來第一次看到比較有些暖意，於是突然之間，他覺得在中心站度過這個喧鬧冗長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厭倦吃力的遊戲，聽那些報告講話，靠杜松子酒維持勉強的同志關係，都教他無法忍受了。
他在一時衝動之下，從公共汽車站走開，漫步走進了倫敦的迷魂陣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後往東，最質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沒有到過的街道上，也不顧朝什麼方向走去。
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過，“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他不斷地回想起這句話，這說明了一個神秘的真理、明顯的荒謬。他現在是在從前曾經是聖潘克拉斯車站的地方以北和以東的一片褐色貧民窟裡。他走在一條鵝卵石鋪的街上，兩旁是小小的兩層樓房，破落的大門就在人行道旁，有點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鵝卵石路面上到處有一灘灘髒水。黑黝黝的門洞的裡裡外外，還有兩旁的狹隘的陋巷裡，到處是人，為數之多，令人吃驚――鮮花盛開一般的少女，嘴上塗著鮮豔的唇膏;追逐著她們的少年;走路搖搖擺擺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這些姑娘們十年之後會成為什麼樣子;邁著八字腳來來往往的駝背彎腰的老頭兒;衣衫襤縷的赤腳玩童，他們在汙水潭中嬉戲，一聽到他們母親的怒喝又四散逃開。
街上的玻璃窗大約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釘了起來。大多數人根本不理會溫斯頓;有少數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兩個粗壯的女人，兩條象磚頭一般發紅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個門口城著閒談。溫斯頓走近的時候聽到了她們談話的片言隻語。
“‘是啊，’我對她說，‘這樣好是好，’我說。‘不過，要是你是我，你就也會象我一樣。說別人很容易，’我說，‘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兒，你可沒有。’”“啊，”另一個女人說，“你說得對。就是這麼一回事。”
刺耳的說話突然停止了。那兩個女人在他經過的時候懷有敵意地看著他。但是確切地說，這談不上是敵意;只是一種警覺，暫時的僵化，象在看到不熟悉的野獸經過一樣。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黨員的藍制服不可能是常見的。的確，讓人看到自己出現在這種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務在身。如果碰上巡邏隊，他們一定要查問的。“給我看一看你的證件。好呀，同志?你在這裡於什麼?你什麼時候下班的?
這是你平時回家的路嗎?“――如此等等。並不是說有什麼規定不許走另一條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這件事，你就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突然之間，整條街道騷動起來。四面八方都有報警的驚叫聲。大家都象兔子一般竄進了門洞。有今年輕婦女在溫斯頓前面不遠的地方從一個門洞中竄了出來，一把拉起一個在水潭中嬉戲的孩子，用圍裙把他圍住，又竄了回去，這一切動作都是在剎那間發生的。與此同時，有個穿著一套象六角手風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從一條小巷出來，他向溫斯頓跑過來，一邊緊張地指著天空：“蒸汽機!”他嚷道。“小心，首長!頭上有炸彈，快臥倒!”
“蒸汽機”是無產者不知為什麼叫火箭炸彈的外號。溫斯頓馬上撲倒在地。碰到這種事情，無產者總是對的。他似乎有一種直覺，在好幾秒鐘之前能預知火箭射來，儘管火箭飛行的速度照說要比聲音還快。溫斯頓雙臂抱住腦袋。這時一聲轟隆，彷彿要把人行道掀起來似的，有什麼東西象陣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來一看，原來是附近視窗飛來的碎玻璃。
他繼續往前走。那顆炸彈把前面兩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懸著一股黑煙柱，下面一片牆灰騰空而起，大家已經開始團團圍住那堆瓦礫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牆灰，他可以看到中間有一道猩紅色的東西。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一隻齊腕炸斷的手。
除了近手腕處血汙一片，那隻手完全蒼白，沒有血色，象石膏制的一樣。
他把它踢到邊上，然後躲開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條小巷裡，三、四分鐘以後他就離開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來人往，一切如常，好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這時已快到二十點了，無產者光顧的小酒店裡擠滿了顧客。黑黑的彈簧門不斷地推開又關上，飄出來一陣陣尿臊臭、鋸木屑、陳啤酒的味兒。有一所房子門口凸出的地方，角落裡有三個人緊緊地站在―起，中間一個人手中拿著一份摺疊好的報紙，其他兩個人伸著脖子從他身後瞧那報紙。
溫斯頓還沒有走近看清他們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多麼全神貫注。他們顯然是在看一條重要的新聞。他走到距他們只有幾步遠的時候，這三個人突然分了開來，其中兩個人發生了激烈爭吵。
看上去他們幾乎快要打了起來。
“你他媽的不能好好地聽我說嗎?我告訴你，一年零兩個月以來，末尾是七的號碼沒有中過彩!”
“中過了!”
“不，沒有中過!我家裡全有，兩年多的中彩號碼全都記在一張紙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記下來了。我告訴你，末尾是七的號碼沒有――”“中過了，七字中過了!我可以把他媽的那個號碼告訴你。四O七，最後一個數目是七。那是在二月裡，二月的第二個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記下來了，白紙黑字，一點不差。我告訴你――”“唉，別吵了!”第三個人說。
他們是在談論彩票。溫斯頓走到三十公尺開外又回頭看。他們仍在爭論，一臉興奮認真的樣子。彩票每星期開獎一次，獎金不少，這是無產者真正關心的一件大事。可以這麼說，對好幾百萬無產者來說，彩票如果不是他們仍舊活著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這是他們的人生樂趣，他們的一時荒唐，他們的止痛藥，他們的腦力刺激劑。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識丁的人也似乎運算嫻熟，記憶驚人。有整整一大幫人就靠介紹押寶方法、預測中獎號碼、兜售吉利信物為生。溫斯頓同經營彩票無關，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黨內的人都知道)獎金基本上都是虛構的。實際付的只是一些末獎，頭、二、三等獎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於大洋國各地之間沒有相互聯絡，這件事不難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你得死抱住這一點。你把它用話說出來，聽起來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過你身旁的人，這就變成了一種信仰。他拐進去的那條街往下坡走。他覺得他以前曾經來過這一帶，不遠還有一條大街。前面傳來了一陣叫喊的聲音。街道轉了一個彎，盡頭的地方是一個臺階，下面是一個低窪的小巷，有幾個擺攤的在賣發蔫的蔬菜。這時溫斯頓記起了他身在什麼地方了。這條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個拐角，走不到五分鐘，就是他買那個空白本子當作日記本的舊貨鋪子了。在不遠的一家文具鋪裡，他曾經買過筆桿和墨水。
他在臺階上面停了一會兒，小巷的那一頭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戶看上去結了霜，其實只不過是積了塵垢。一個年紀很老的人，雖然腰板挺不起來，動作卻很矯捷，白色的鬍子向前挺著，好象明蝦的鬍子一樣，他推開了彈簧門，走了進去。溫斯頓站在那裡看著，忽然想起這個老頭兒一定至少有八十歲了，革命的時候已入中年。他那樣的少數幾個人現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聯絡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經定型的人，在黨內已經不多。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時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滅掉，少數僥倖活下來的，也早已嚇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著的人中，能夠把本世紀初期的情況向你作一番如實的介紹的，如果有的話，也只可能是個無產者。突然之間，溫斯頓的腦海裡又浮現了他從歷史教科書上抄在日記中的一段話，他一時衝動，象發瘋一樣：他要到那酒店裡去，同那個老頭兒搭訕，詢問他一個究竟。他要這麼對他說：“請你談談你小時候的事兒。那時候的日子怎麼樣?比現在好，還是比現在壞?”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臺階，穿過狹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來。當然，這樣做是發瘋。按理，並沒有具體規定，不許同無產者交談，或者光顧他們的酒店，但是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會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邏隊來了，他可以說是因為感到突然頭暈，不過他們多半不會相信他。他推開門，迎面就是一陣走氣啤酒的乾酪一般的惡臭。他一進去，裡面談話的嗡嗡聲就低了下來。他可以覺察到背後人人都在看他的藍制服。屋裡那一頭原來有人在玩的投鏢遊戲，這時也停了大約有三十秒鐘。他跟著進來的那個老頭兒站在櫃檯前，同酒保好象發生了爭吵，那個酒保是個體格魁梧的年輕人，長著鷹勾鼻，胳膊粗壯。另外幾個人，手中拿著啤酒杯，圍著看他們。
“我不是很客氣地問你嗎?”那個老頭兒說，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說這個撈什子的鬼地方沒有一品脫裝的缸子?”
“他媽的什麼叫一品脫?”酒保說，手指尖託著櫃檯，身子住在高樓大廈裡，有三十個僕人伺候他們，出入都坐汽車，或者四駕馬車，喝的是香檳酒，戴的是高禮帽――“老頭兒突然眼睛一亮。
“高禮帽!”他說道。“說來奇怪，你提到高禮帽。我昨天還想到它。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沒有見到高禮帽了。過時了，高禮帽。我最後一次戴高禮帽是參加我小姨子的葬禮。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說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當然羅，你知道，我只是為了參加葬禮才去租來戴的。”
“倒不是高禮帽有什麼了不起，”溫斯頓耐心說。“問題是，那些資本家――他們，還有少數一些靠他們為生的律師、牧師等等的人――是當家作主的。什麼事情都對他們有好處。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對你們這種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可以把你們當作牲口一樣運到加拿大去。他們高興的話可以跟你們的閨女睡覺。他們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們。你們見到他們得脫帽鞠躬。資本家每人都帶著一幫走狗――“老頭兒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說道。“這個名稱我可有好久沒有聽到了。
狗!這常常教我想起從前的事來。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時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園去聽別人在那裡講話。救世軍、天主教、猶太人、印度人――各種各樣的人。有一個傢伙――唉，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會講話。他講話一點也不對他們客氣!‘走狗!’他說。‘資產階級的走狗!統治階級的狗腿子!’還有一個名稱是寄生蟲。還叫鬣狗――他真的叫他們鬣狗。當然，你知道，他說的是工黨。“
溫斯頓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一碼事。
“我要想知道，”他說。“你是不是覺得你現在比那時候更自由?他們待你更象人?在從前，有錢人，上層的人――”“貴族院，”老頭兒緬懷往事地說。
“好吧，就說貴族院吧。我要問的是，那些人就是因為他們有錢而你沒有錢，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說，你碰到他們的時候，你得叫他們‘老爺’，脫帽鞠躬，是不是這樣?”
老頭兒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說。“他們喜歡你見到他們脫帽。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贊成那樣做的，不過我還是常常這樣做。你不得不這樣，可以這麼說。”
“那些人和他們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從人行道上推到馬路中間去?這只不過是從歷史書上看到的。”
“有一個人曾經推過我一次，”老頭兒說。“我還記得很清楚，彷彿是昨天一般。那是舉行劃舟賽的晚上――在劃舟賽的晚上，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是個上等人――穿著白襯衫，戴著高禮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點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懷裡。他說，‘你走路不長眼睛嗎?’我說，‘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說，‘你再頂嘴，我宰了你。’我說，‘你喝醉了。我給你半分鐘時間，快滾開。’說來不信，他舉起手來，朝我當胸一推，幾乎把我推到一輛公共汽車的軲轆下面。那時候我還年輕，我氣上心來正想還手，這時――”溫斯頓感到無可奈何。這個老頭兒的記憶裡只有一堆細微末節
的垃圾。你問他一天，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黨的歷史書可能仍是正確的;也許甚至是完全正確的。他作了最後一次嘗試。
“可能我沒有把話說清楚，”他說。“我要說的是：你年紀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經過的。比方說，在1925年的時候，你已幾乎是個大人了。從你所記得的來說，你是不是可以說，192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還是壞?要是可以任你挑選的話，位願意過當時的生活還是過現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