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喬治烏一家跨過綠線，他們就和厄茲坎一家一起成為統計資料的一部分了。
超過二十萬希臘族塞普勒斯人失去了他們在塞普勒斯北部的家園，四萬土耳其族塞普勒斯人被迫離開南方的家。他們都成了難民。
對這兩個家庭來說，尼科西亞並不是他們的家。唯有法馬古斯塔擔得起這個稱呼。首都只是他們背井離鄉的起點。
兩家人分到了衝突發生後空下來的房子，有了棲身之所，厄茲坎一家在凱里尼亞，喬治烏一家在利馬索爾。這兩個地方分別位於塞普勒斯海岸線上，一南一北，隔線而治，相隔萬水千山。
喬治烏家的新公寓比從前那棟整潔了很多，歷經磨難的聖像依舊注視著他們。還有用紅繩掛起來的邪眼。
伊裡妮複製了一部分他們在法馬古斯塔的家。在瑪麗亞和帕尼庫斯的幫助下，他們買了一套塑膠椅擺在花園裡，伊裡妮織了一條花邊桌布，和此刻依然靜靜鋪在埃爾皮達大街的他們家裡的桌布一模一樣。這棟房子裡曾有的一些物品，包括幾本相簿和幾件瓷器，被她穩妥地存放起來，以便日後還給土耳其族主人。
她仿照法馬古斯塔家中她心愛的小花園，建了一座新的。很快門邊就開滿了茉莉花，天竺葵還和從前一樣，在花盆裡怒放。她種了胡椒、西紅柿和藥草。兩年後，他們從自己的葡萄藤上摘下了串串葡萄。
土地沒有了，瓦西利斯感覺鬆了口氣。他發現自己已走不了遠道，也無法像以前那樣俯身挖地除草。很多同樣來自法馬古斯塔的人在利馬索爾重新定居，沒過多久，瓦西利斯就找到了幾個老朋友。他們像從前一樣相聚，聊過去，也暢想未來。
對這一家人來說，比起失去了兩個兒子，損失些東西算不上什麼。每天伊裡妮都去教堂點三根蠟燭：為馬科斯、赫里斯託斯和阿里。雖然赫里斯託斯依舊沒有回來，她的信仰卻回來了。
瓦西利斯決定接受現實。他們可能永遠都無法知道赫里斯託斯是死是活了。據稱，在政變後的那段短暫的內戰期間，一些人雖列於失蹤名單，卻被同伴埋在了永遠無從得知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瓦西利斯說。
“只要我還能夢見他，”伊裡妮說，“我就不會放棄希望。”
她所有的不過是希望而已。希望。
忙家裡的事、去教堂，伊裡妮靠這些堅持活著，幫瑪麗亞和帕尼庫斯照顧孩子也帶給她很多樂趣。
喬治烏一家一直擔心真正的主人會要回房子。一天，門鈴突然響了。他們以為那一刻真的來到了。
瓦西利斯慢慢走去開門。從前在法馬古斯塔，他們一向開著門，可在這裡，情況並不一樣。
門開了的一剎那，他懷疑自己需要眼鏡和柺杖。門外站著一個年輕人。面容憔悴，衣衫襤褸。瓦西利斯雙腿發軟。他凝聚了渾身力氣，才喊出了兒子的名字。
兩個男人擁抱在一起，赫里斯託斯意識到父親幾乎倒在了他懷中。相比最後一次見面，父親老了很多。
伊裡妮聽到丈夫用虛弱的聲音喊她，連忙跑出臥室。
“上帝，上帝……”她不斷念叨著，淚水已經洶湧而出。
赫里斯託斯在一個土耳其戰俘集中營裡被關了好幾個月，釋放後，失去了父母的音訊。看到他曾經視為家鄉的地方被鐵絲網圈了起來，他有些無所適從，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他們。
他們把哥哥離世的訊息告訴他，他徹底崩潰了。他住進了父母臥室旁邊那間黑漆漆的空房裡，一年多未踏出母親的小花園。
赫里斯託斯剛剛回歸正常生活，又一個打擊降臨。瓦西利斯中風去世了。
“至少我們陪在他身邊，親愛的，”伊裡妮對赫里斯託斯說，“而且他知道我們都在。”
伊裡妮一直堅強地活著，她是為了自己的兒子。自從侯賽因在法馬古斯塔為她找來了喪服，她就一直身著黑色，而且，終生如此。
帕尼庫斯開始考慮表哥的提議。他的表哥六十年代末去了英國，隨著他的電器連鎖店的擴張，他需要內行的帕尼庫斯幫忙打理。
帕尼庫斯很難向岳母提起此事。赫里斯託斯已經找到了一份修車工的工作。當帕尼庫斯終於鼓起勇氣提起這件事，他才明白赫里斯託斯也準備要重新開始。
“我在這裡能做什麼？”這個理想幻滅的年輕人說，“只能坐著胡思亂想為什麼事情壞到這個地步。”
巨大的內疚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獲得了自由，而他的朋友哈拉蘭博斯依舊下落不明。他指責他加入的組織，正是他們協助發動了那場改變一切的政變。
“我們自己開啟了大門，讓別人來侵略，”他說，“看看都發生了什麼吧。”
就連伊裡妮也願意離開這個她深愛的島國。
“如果你和帕尼庫斯想去，”她對瑪麗亞說，“而且赫里斯託斯去了也能高興起來，那我就去。我可以不時回來給你父親掃墓。他不會介意我沒有每天守著他……”
在朋友與親戚的幫助下，他們搬去了倫敦北部。
在凱里尼亞，厄茲坎一家也在盡全力開始新生活。阿里依舊下落不明。家人的照片也被人搶走，他們比以往更加難過。沒有了照片，阿里的樣子在他們的記憶中越來越模糊。他們還能認出他嗎？
埃米內很快在髮廊裡找了份工作。她沒辦法只是坐在家裡等。忙著洗頭髮、剪頭髮，可以暫時讓她分散些對兒子的牽掛。
幾年後，島國北部的旅遊業漸漸恢復。侯賽因一直靠打零工維持生活，和他父親一起在餐館廚房裡工作。然而，工作再也沒有帶給他挑戰，他越來越無聊。
他現在的最大興趣是排球。他實現了自小的願望，入選了土耳其族塞普勒斯隊。有那麼一年多，他都因為實現了夢想興奮不已。可他的滿足並沒有持續太久。北塞普勒斯並不是一個國家，方方面面都有禁令，體育代表隊也受限。
“根本沒有意義，”他對父母大聲抱怨，“要是打不了大型比賽，又有什麼意思？”
這個島本來就小，還得住在限制區裡，種種制約令人壓抑。對像侯賽因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就如伸出胳膊就碰到了牆壁。他渴望把牆推倒。
一天，穆罕默德放學回家，問了母親一個新問題。這讓埃米內覺得他們是時候離開了。
“還記得我們在酒店裡認識的朋友嗎？”他問，“現在我是不是應該憎恨他們？”
埃米內一再向他強調他不應該恨他們，可她意識到，她的小兒子將一點點忘記曾和那家希臘族塞普勒斯人親密相處的日子。越來越多的勝利紀念碑在北方拔地而起，地名和街道名都變了，大批土耳其人來這裡定居，帶來了他們的文化。埃米內勸說家人離開。她不再愛這裡，哈里德也有此意。唯一讓他們捨不得的，是阿里一直沒有回來。
“不管我們在這裡，還是在別處，他都下落不明，”哈里德說，“如果他回來了，我們總有辦法知道。”
他們認識很多去倫敦的土耳其族塞普勒斯人。在那裡生活的確十分艱辛，可對願意賣力工作的人來說，機會多的是。幾個月後，帶著幾個早已離開的朋友的地址，他們買了單程機票，離開了塞普勒斯。和一棟不屬於他們的房子告別無須多愁善感，可要離開他們的島國，卻令他們心如刀割。
到了倫敦，侯賽因輕而易舉便在餐飲業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快升任餐館經理。水球已經成為記憶，不過他依舊熱愛體育，仍舊抽時間在週日去打排球。他每個工作日工作十八個小時，還獎勵了自己一輛二手福特卡普里汽車。穆罕默德很喜歡那輛車，每天搭哥哥的車去上學。
從他們踏上倫敦的那一刻起，侯賽因就決定做一件事。
一天，他請了半天假，去哈頓公園的商店裡尋找他要的東西。沒有哪家店有類似的鑽石項鍊，於是他又去了邦德街。有一家櫥窗裡有條差不多的，卻沒有標價。一個身著制服的門衛守在入口。
侯賽因走進店內，西裝革履的售貨員禮貌地問他有何需要。
侯賽因說他想看看那條項鍊。他努力裝出不怯陣的樣子。他終於有了一輛好車，卻被停在了街角，他真希望剛才把車直接停在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