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那篇文章，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覺自己要暈過去了。我的書在文章裡只是引子，他要說的是在最近這十年，在社會、文化和生產的各個領域，從工廠到辦公室，還有大學、出版社、電影界，這一代年輕人全都缺乏價值，是被慣壞的一代，整個世界都禮壞樂崩。他時不時會引用我小說中一些句子，用雙引號標出來，就是為了展示：我代表了這一代人，我是個糟糕教育的典型產物。在文章最後，他把我定義為，一個透過平庸的淫穢描寫來掩蓋自己缺乏天分的小姑娘。
我哭了起來。自從那本書出版之後，那是我看到的最無情的抨擊，不是在一份地方報紙上，而是在一份在整個義大利銷售的報紙上。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我那張微笑的面孔，出現在這樣一篇毫不留情的文章中。我是走路回家的，在回家前，我把報紙扔掉了，我很害怕我母親讀到那篇評論，然後會利用它來攻擊我。我想象她會把那篇文章剪下來，放進她的剪報集裡，每一次我得罪她的時候，她都會翻出來。
我看到桌子上只擺放著我的餐具。我父親在上班，我母親去鄰居家了，不知道去要什麼東西，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經吃過飯了。我把麵條和土豆放進鍋裡之後，開始看我的那本書。我很絕望地想：這本書也許真的沒任何價值，也許他們出這本書，只是想給阿黛爾一個面子。我怎麼能寫出這麼平淡的句子，提出這麼平庸的看法？真是太拙劣了，那麼多沒用的引號。我再也不寫了！我很沮喪，吃飯也是味同嚼蠟，我邊吃邊看著自己的書。這時候埃莉莎回來了，給了我一張紙條，那是斯帕紐洛太太給她的一個電話號碼。斯帕紐洛太太對我很熱情，我讓那些著急找我的人把電話打到她那兒。那張紙條上說有我的三個電話，一個是吉娜·梅托蒂的，是負責出版社印刷的，一個是阿黛爾，最後一個是彼得羅。
斯帕紐洛太太的筆跡歪歪扭扭，看到這三個名字時，我覺得剛才心底裡的想法變成了現實——那個眼鏡片厚厚的男人寫的那些壞話馬上傳播開來了，在一天之內就人盡皆知了。彼得羅已經看了，他的家人也看了，出版社的編輯也看了。也許尼諾也看到了，甚至我在比薩的老師也看到了。當然，這也會引起加利亞尼老師和她的幾個孩子的注意。誰知道呢，也許莉拉也看到了。我一下子哭了起來，這讓埃莉莎很害怕。
“你怎麼了？萊農？”
“我覺得不舒服。”
“我給你泡一杯洋甘菊茶？”
“好吧。”
她還沒來得及泡茶，就有人敲門了，是斯帕紐洛太太。她非常高興，有點兒氣喘吁吁，因為她是一口氣爬上樓梯的，她說我男朋友又打電話來了，他還在電話那頭等著呢，他聲音真好聽，好聽的北方口音。我馬上跑下去接電話，一邊對她表示歉意，說打擾她了。彼得羅想安慰我，他說他母親讓他告訴我，千萬不要難過，重要的是有人談論這本書。讓斯帕紐洛太太驚異的是——她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溫和的姑娘——我對著話筒吼道：“假如人們談這本書時，說的全是壞話，你也讓我無動於衷？”他又讓我平靜一下，然後補充說：“明天在《團結報》上會有一篇文章。”我冷冰冰地掛上了電話，我說：“最好誰也不要理我。”
一整晚，我無法閉眼。早上我忍不住跑去買了一份《團結報》。在報刊亭前，我就開始翻閱，那是距離我曾經的小學幾步遠的一個報刊亭。我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照片，還是《晚郵報》上刊登的那張，這一次照片不是放在文章中間，而是在文章最上面，在標題旁邊，標題是：《年輕的反叛者和老反動派——論埃萊娜·格雷科的新書》。是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作者寫的，但那個人的文筆極好，他的話馬上起到了療傷的作用。他毫不吝嗇地讚美了我的小說，批判了那個戴著厚眼鏡的權威教授。我回到家裡，心裡舒服一些了，甚至心情完全變好了。我翻閱著我的書，現在又覺得書寫得很精彩，很和諧。我母親一臉譏諷地說：“你是不是中了彩票？”我把那份報紙放在了廚房的桌子上，什麼話也沒有說。
在下午的時候，斯帕紐洛太太又出現了，她說有人打電話給我。面對我的尷尬、我的抱歉，她很高興地說，能給像我這樣的姑娘提供幫助，她很高興，然後又說了我很多好話。“吉耀拉很不幸，”她在樓道里嘆息說，“她十三歲時，她父親就讓她在索拉拉的甜食店裡幹活，還好她和米凱萊訂婚了，否則的話，那真是要吃一輩子苦。”她開啟家門，經過走廊，把我帶到掛在牆上的電話前面。我注意到，她還在電話前放了一把椅子，讓我舒舒服服地坐著打電話：人們真是看得起那些念過書的人，大家都認為，那些聰明孩子努力學習，就是為了避免勞累的生活。我想，我該怎麼向這個女人解釋，我從六歲開始就成了文字和數字的奴隸，我的心情完全依賴這些文字組合，現在的這種愉悅是很罕見的，也是不穩定的，可能只會持續一個小時、一個下午或者一個晚上。
“你看到了嗎？”阿黛爾問我。
“是的。”
“你高興嗎？”
“是的。”
“那我要告訴你一個好訊息：你的書現在開始賣起來了，假如繼續這樣下去，我們會加印。”
“什麼意思？”
“意思是，《晚郵報》上的那個朋友以為他能毀掉我們，但他其實幫了我們大忙。再見，埃萊娜，享受你的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