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羅的通話，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通話，讓我長期以來積聚的一種情感得到了釋放。到那時候為止，我一直在抑制著自己，但現在這種情感一下子就迸發出來了，這和我的身份的變化有關。艾羅塔一家人，尤其是圭多，也可能是阿黛爾自己，很有可能都認為我是一個好姑娘，但我和他們期望的兒媳婦相去甚遠。同樣的，極有可能我的出身、我的那不勒斯口音，還有我做事時的笨手笨腳，對於他們的承受力是一個挑戰。更進一步的大膽設想就是，我的書的出版，也是一個緊急計劃，可以讓我在他們的世界裡變得體面。但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情是，他們接受了我，在他們的認可下，我要和彼得羅結婚，我正要進入一個家庭，這個家庭就像一座戒備森嚴的城堡，我可以不用害怕，大膽向前走，或者如果我遇到危險的話，我可以在城堡裡躲藏。我迫切需要適應我的新身份，尤其是我應該有這種身份意識。我已經不再是一個只剩下最後一根火柴的小女孩了，我現在儲備了大量的火柴，因此我忽然明白，我可以為莉拉做很多事情，比我之前想到的還多。
有了這樣的意識，我就讓她把蒐集的、針對索卡沃的檔案都給我，她很被動地把它們交給了我，沒問我拿這些東西幹什麼。我看得很投入，她用多麼準確而犀利的語言來講述那些可怕的事情。在她對工廠的描述中，包含著那麼多讓人無法忍受的體會。我把那幾頁紙拿在手上，翻來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忽然間，幾乎在沒有事先做決定的情況下，我在電話目錄上找到了索卡沃的電話號碼，直接打給了他。我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聲音，用帶著適度高傲的語氣說：“喂，我是埃萊娜·格雷科，讓布魯諾接電話。”他對我很熱情：“接到你的電話，簡直太高興了！”而我的態度冷冰冰的。他說：“你做了那麼多了不起的事情，埃萊娜，我在《羅馬報》上看到了你的一張照片，很棒！我們一起在伊斯基亞島度過的時光真美好。”我回答說，我也很高興打電話給他，伊斯基亞已經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無論好壞，我們所有人都變了。比如說，關於他，我聽到了很多不好的傳言，我希望那些傳言不是真的。他馬上就明白我要說什麼，就說了很多莉拉的壞話，說她忘恩負義，還有給他惹的麻煩。我改變了語氣，我說，我更相信莉拉說的，而不是他的話。我說：“你拿起筆和紙，記下我的電話號碼，好了嗎？你要把該給她的錢，每一分都給她，你準備好錢，然後打電話給我，我過來拿。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現在報紙上。”
我在他反駁之前掛上了電話，我為自己感到自豪。我沒有表現出一點點的情感，我很乾脆，用義大利語說了幾句簡潔的話，先是很客氣，後來很冷淡。我希望彼得羅的感覺是對的：我現在的語氣越來越像阿黛爾了，在我沒有覺察到的情況下，我在模仿她為人處世的方法。我決定搞清楚，我能不能按照我說的那樣，繼續下一步。在給布魯諾打電話威脅他時，我並沒有很激動，因為他一直都是那個在琪塔拉沙灘上試圖親吻我的乏味男生，但我給《團結報》的編輯打電話時，卻非常緊張。電話接通時，我希望那邊的人聽不到我母親用方言對著埃莉莎叫喊的聲音。我對接線員說，我是埃萊娜·格雷科。我還沒有對她說我找誰，那女人就大聲問：“是女作家埃萊娜·格雷科？”她讀過我的書，熱情地恭維了我。我對她表示感謝，我感到很愉快，也很強大。我跟她說，我想寫一篇文章，是關於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廠，我對她說了阿黛爾給我推薦的那個編輯的名字。那個接線員又恭維了我，用工作的正式語氣對我說：您等一下。過了一分鐘，一個沙啞的男聲，用開玩笑的語氣問我：“從什麼時候開始，那些搞文學的人願意為這些工人計件、輪班還有加班浪費自己的筆墨？這些事兒都很乏味，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都儘量離這些事兒遠遠的。”
“是什麼領域的？”他問我，“建築、港口還是礦井？”
“是一家香腸廠，”我小聲說，“規模不大。”
那個男人依然在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這很好，你不用解釋了。這份報紙曾經用了大半頁版面，大張旗鼓地讚美了您，埃萊娜·格雷科女士，假如您決定寫關於香腸的事兒，那我們這些可憐的編輯還能說，我們不感興趣？三十行夠了嗎？太少了嗎？那我們就增多一點，六十行吧。您寫完了，我們怎麼操作？是您親自送過來，還是向我口述？”
我馬上就動筆寫那篇文章了，我要把莉拉寫的那幾頁縮減成六十行的文章，出於對她的愛，我想寫得好一些。但是，我沒有任何寫報道的經驗，除了我在十五歲時，曾經嘗試過給尼諾主編的報紙寫一篇關於我和宗教老師衝突的文章，但結果很糟糕。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因為那件事情的記憶讓事情變得很複雜，或者是那個編輯的諷刺語氣還在我耳邊迴響，尤其是在電話的最後，他讓我向我婆婆問好。我用了很長時間來寫那篇文章，改了又改，非常認真。但當我寫完時，我還是覺得很不滿意，我沒有把文章送到報社去，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我想，這是一件需要一起決定的事，我明天再去交稿吧。
第二天，我去找莉拉，我覺得她的狀態特別差。她嘟囔著說，我不在的時候，有些東西趁機冒了出來，折磨著她和詹納羅。她發現我很憂慮，就做出一副開玩笑的樣子，說那些都是騙人的話，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會兒。我們談了很多，我讓她平靜下來，但我沒讓她看那篇文章。讓我下不了決心的是，假如《團結報》沒有采納我的稿件，那我就不得不告訴莉拉：編輯認為那篇文章寫得不好，我會覺得很沒有面子。晚上，阿黛爾的電話給我了很大的勇氣，我變得樂觀起來了，促使我做了決定。她已經和她丈夫，還有馬麗婭羅莎談了這件事情。在短短的幾個小時裡，他們動員了所有關係：醫學界的大腕、熟悉工會的社會黨教授，還有一個天主教民主黨的人士，她說那人有點蠢，但是個好人，是勞動者權益方面的專家。結果在第二天，她為我約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臟病專家——一個朋友的朋友，我不用付任何錢，而且，檢查員會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廠檢查。為了要回莉拉的錢，我可以去找馬麗婭羅莎的那個律師朋友，就是彼得羅跟我提到過的那個人，他是一個年輕的社會黨律師，他在尼古拉愛茉莉廣場上有一間事務所，她已經問好了。
“你高興嗎？”
“很高興。”
“你把文章寫好了嗎？”
“寫了。”
“我還以為你不會寫。”
“實際上，我已經寫好了，明天我就把它送到《團結報》去。”
“很好。我差點兒就低估你了。”
“差點兒？”
“的確是低估了。你和我兒子——那個可憐的小傢伙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