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那些地下鬥爭忽然都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政變者的計劃、警察的鎮壓、武裝團伙、交火、受傷、屠殺、炸彈和血案，在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衝擊到了我。卡門給我打了電話，她非常擔憂，因為她有好幾個星期都沒有帕斯卡萊的訊息了。
“他有沒有去你那兒啊？”
“來了，但已經是至少兩個月前的事兒了。”
“啊！他問了我你的電話號碼，還有地址。他想問你一件事情，尋求你的建議，他問了嗎？”
“關於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他沒問我什麼。”
“他說了什麼？”
“沒說什麼，他很好，很愉快。”
卡門到處打聽哥哥的訊息，也問了莉拉和恩佐，也問了法院路上那些和他一起活動的人。最後她甚至給娜迪雅家裡也打了電話，但娜迪雅的母親非常不客氣，後來阿爾曼多隻是跟她說，娜迪雅已經搬走了，沒有留下任何聯絡方式。
“他們可能一起生活了。”
“帕斯卡萊和那女人？沒有留下任何聯絡地址和電話？”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跟她說，可能因為帕斯卡萊的緣故，娜迪雅和她的家庭決裂了，誰知道呢，也許他們已經去德國、英國，或者法國生活了。但卡門還是不放心，帕斯卡萊是一個很顧家的大哥，她說，他不會就這樣消失的。她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預感：城區裡每天都在發生衝突，任何一個左翼人士都要特別小心，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已經威脅了她和她丈夫了。他們說，是帕斯卡萊放火燒了新法西斯黨的支部，還有索拉拉家的超市。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城區裡發生了這些事情，我覺得很驚異。我問，那些法西斯分子認定是帕斯卡萊做的？是的，他排在法西斯黑名單的最前面，是要最先掃除的人。卡門說，也許吉諾讓人把她哥哥殺了。
“你去找警察了嗎？”
“是的。”
“他們怎麼對你說。”
“他們要逮捕我，他們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我給加利亞尼老師打電話，她用熱嘲冷諷的語氣對我說：“發生什麼事兒了？我在書店、在報紙上都沒再看到你的名字了，你已經退休了嗎？”我回答說，我生了兩個女兒，我現在在照顧她們，然後我問起了娜迪雅。她變得很不客氣，她說，娜迪雅已經長大了，她已經離開家獨立生活了。她去哪裡了，我問。這是她的事兒，她回答說。我正想問她兒子的電話號碼時，她沒打招呼，就把電話掛掉了。
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搞到阿爾曼多的電話，在他家裡找到他，也費了很大力氣。當他終於接了電話，他好像很高興接到我的電話，甚至有點急於向我傾訴。他在醫院裡很忙，他的婚姻已經結束了，他妻子離開了，把孩子帶走了，他現在是一個人，生活有點兒渙散。談到他的妹妹時，他語氣變得很生硬。他輕輕地說：“我已經和她斷絕關係了，在政治和其他方面，我們分歧太大了，自從她和帕斯卡萊在一起以後，她就徹底失去了理智。”我問：“他們一起出去住了嗎？”他不想談論這個話題：“可以這麼說吧。”就好像這個話題在他看來很輕浮，他越過這個話題，提到了現在糟糕的政治狀況，提到了佈雷西亞的血案，談到那些收買政黨的老闆，情況惡化了，法西斯分子又抬頭了。
我又給卡門打電話，是想讓她放心。我跟她說，為了和帕斯卡萊在一起，娜迪雅和她家人斷絕了關係，帕斯卡萊像小狗一樣，跟在她後面。
“你這麼覺得？”卡門問。
“毫無疑問，愛情就是這樣。”
她表示懷疑，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我非常詳細地跟她講了帕斯卡萊來找我的那天下午的情況，我有些誇大其詞地說，他們很相愛。我們掛了電話。但在六月中旬時，卡門又非常絕望地給我打了電話。在大白天，吉諾被殺死在自家的藥店門口，他們朝著他的臉上開了槍。我當時想，她告訴我這個訊息，因為藥劑師的兒子是我們青少年記憶的一部分，不管他是不是法西斯。這個訊息當然讓我很震驚，畢竟我們是一起長大的。但她告訴我這個恐怖的訊息，真正原因不是這個，而是警察去了她家裡，把她家從頭到腳搜了一遍，他們還搜了加油站。他們在找證據，想證明這是帕斯卡萊乾的。她現在的處境非常糟糕，比堂·阿奇勒被殺死時，她父親被逮捕時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