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瑞典學院發現我的工作配受這份最高榮譽。
我內心或許懷疑我比我敬重的其他文學家更配接受諾貝爾獎，但無疑我為我本人獲得它而感到高興和驕傲。
按照慣例，這份獎金的獲得者應該就文學的性質和方向發表個人的或學者式的評論。然而，在這個特殊時刻，我認為最好還是考慮一下作家的崇高義務和責任。
諾貝爾獎和我站立的這個地方深孚眾望，迫使我不像一隻謝恩致歉的小耗子那樣嘰嘰吱吱，而是滿懷對我的職業和歷代從事這項職業的優秀匠師的驕傲感，像一頭獅子那樣發出吼聲。
那些蒼白無力而冷峻苛刻的教士在空虛的教堂裡誦唱連禱文，文學不由他們傳播。文學也不是供那些隱居修道院的上帝選民，那些缺乏熱量、絕望無聊的托缽僧消遣的遊戲。
文學像言語一樣古老。它產生於人類對它的需要。除了變得更加需要，它別無變化。
誦唱詩人、吟遊詩人和作家並不互相隔絕和排斥。從一開始，他們的功能，他們的義務，他們的責任，都已由我們人類作出規定。
人類一直在透過一個灰暗、荒涼的混亂時代。我的偉大的前驅威廉·福克納在這裡講話時，稱它為普遍恐懼的悲劇：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存在精神的問題，唯獨自我搏鬥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寫。
福克納比大多數人更瞭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點。他知道，認識和解決這種恐懼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這不是新發明。古代的作家使命沒有改變。作家有責任揭露我們許多沉痛的錯誤和失敗，把我們陰暗兇險的夢打撈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於改善。
而且，作家受委託宣示和稱頌人類既有的心靈和精神的偉大能力，面對失敗不氣餒的能力，勇敢、憐憫和愛的能力。在與軟弱和絕望進行的漫長戰爭中，這些是希望和競爭的光輝旗幟。
我認為，一個作家如不滿懷激情，相信人有可能達到完美，那他既無獻身文學的精神，也無列入文學隊伍的資格。
我們處在認識和操縱物質世界某些危險因素的長河中，目前的普遍恐懼產生於這一長河的先頭浪潮。
確實，其他層次的理解力尚未追上這一偉大步伐，但沒有理由猜測它們不能或不會迎頭趕上。事實上，對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作家的責任。
人類經歷了漫長的光榮歷史，堅定地抵禦自然的敵人，有時幾乎面對不可逆轉的失敗和滅絕。在我們有可能取得最偉大勝利的前夕，如果放棄陣地，那是怯懦和愚蠢的行為。
可以理解，我一直在讀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傳記，書上說他是個孤寂的、富有思想的人。他成功地釋放了炸藥的能量。這些能量可以造福，可以作惡，但它們不會選擇，不受良心或判斷力支配。
諾貝爾看到他的發明被人濫用，造成殘酷、血腥的後果。他甚至可能預見到他的研究的最終結果通向極端的暴力，通向徹底的毀滅。有些人說他變得玩世不恭，但我不相信。我認為他竭力想發明一種控制物，一種安全閥。我認為他最終在人的頭腦和人的精神中找到了它。在我看來，他的想法清晰地展示在這些獎金的類目中。
它們用於不斷拓展對人類及其世界的認識，用於理解和交流，而這正是文學的功能。它們還用於展示高於其他一切的和平的能力。
在他死後不足半個世紀中，自然之門已被開啟，選擇的重負可怕地落到我們肩上。
我們已經奪取了許多曾經歸於上帝的權力。
滿懷恐懼，毫無準備，我們已經僭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生殺大權。
危險、光榮和選擇最終取決於人。人是否能達到完美，考驗就在眼前。
已經取得上帝般的權力，我們只能從自身中尋找以往向神祈求的責任和智慧。
人本身成了我們最大的危險和唯一的希望。
因此，在今天，使徒聖約翰的話完全可以譯成這樣：最終是言詞，言詞是人，言詞與人同在。
（黃寶生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