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做證，我從未度過如此不堪的夜晚。我安慰自己說我從來不會僅僅因為衝動而變得粗魯，但是這些人，我所謂的朋友們，卻觸碰著我的極限，而我本可以將他們一個一個整死的。
拉爾夫·比曼給我當律師有十五年了。當《商界索引》的網路更新問題被討論或被故意提起時，拉爾夫他媽的一點兒也不感興趣，也沒有多少安慰。他們這群人公然地討論著這件事，彷彿我本人就如看不見的真空似的完全不存在，彷彿我的確可能丟了管理權一樣。事實上，他們在權衡著當我真的失去權力後誰有可能接任。
“關於這點，我和拉爾夫有話要說。”我誠心地說，但這個無能的混蛋不動聲色，他只是保持中立。
“哦，當然。不管同誰競爭，我們都要更新。”
在我聽來，他覺得這場戰爭我們已經輸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卻假裝不明白。要是史蒂夫在的話，事情就會好多了。他能如我一般敏銳地覺察出這些明峰暗湧，然而，他卻不能估量出我身邊每一處的風起雲湧。
我們十人在約翰·韋恩家裡吃晚餐。自從他成為一個精明能幹的政治領導人後，如果我們要談論什麼的話，它應與政治有關。但是，老天做證，自打進到他家——一個少說也有百年曆史的腐化著的“魔窟”——大家卻一直討論著賈諾斯集團以及我們面臨的困難。但我沒有任何困難，也沒有任何此類的困難。
當哈密爾頓·卡爾問我在華盛頓的進展如何時，氣氛變得有點尷尬。我才回來，卻覺得他清楚地知道我在那兒見的每個人和在那兒做的每件事，這使我湧起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覺。但這確實沒什麼。我想拓展賈諾斯集團的基業，去華盛頓也僅僅是為了快速獲得有關實現這一目的所應遵循的程式及全部證監會法律條文的可靠資訊。
拉爾夫·比曼和我一起走著，我們卻沒怎麼說話，我再次給他時間思考。但行不通。或許，實際上，他們在共同密謀反對我嗎？航行者在駛向新的理性之地時都是毫不設防的。
但是，哈密爾頓·卡爾並不是敵人，至少我從未想過他是敵人，他只是我的金融顧問。一直以來，他都清楚地知道賈諾斯集團發行物的價值，精確到分，而且知道發行物的持有人。今晚，他說：“你知道，詹妮特-多諾霍一直想收購或者兼併賈諾斯集團。”
我給了他一個大大的笑容。
“是的，”我說，“我也想這麼做。他們要出售什麼？”
卡爾笑了，冷冷地表示出自己的異議。該死的！怎麼回事？
一個該死的外國女人，叫皮爾索爾或者類似這樣不起眼的名字，操著一口口音極重的英語，一一細述我的雜誌所存在的問題。在她看來，方方面面都不對。但她並沒想過我曾特地請來最好的作家和編輯，並擁有胸懷最寬闊和才思最廣博的人才。我曾蒐羅了各類報刊和最好的大學，開出行業裡最高薪水聘來我所知道的頂尖記者，使他們齊聚一堂。她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喉頭上下移動著，像極了骨瘦如柴的火雞的喉頭。但從她的講述中，我瞭解到我的作家們都進了醫院、精神病院或監獄。
我可以微笑地應對她說的每件事，卻對卡爾、比曼以及最後那個叫塞繆爾·萊登說的事情笑不出來。
“你知道嗎？”他告訴我，“不像過去，現在對優秀報道的需求並不總是一樣的。我一直是從經銷商那兒獲取報道。”任何人都能得到。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情。“我想您希望我跟您說實話，賈諾斯先生。”
“當然。”
“呃，您的一些主要雜誌的收益顯現出異乎尋常的波動。我指的是，和其他雜誌的收益不相稱。”我想起他是誰了——當地一家分銷機構的執行副總裁。“我想知道您是否已明確知道原因了？”
這要不就是極愚昧無知，要不就是極厚顏無恥。我是否已明確知道原因。我看著他，卻不做任何回答。
“或許是因為你的占星術雜誌，”說話的是傑弗裡·巴拉克——一個無能、邪惡、殘暴、徹頭徹尾的偽君子。他也是某類專欄作家。我曾僱過他，但他的工作卻總不令人滿意，所以他跳槽走後，我曾認為這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個不錯的人事變動。現在看到他，我想不起來當初是他自己辭職不幹了還是史蒂夫把他給辭了，亦或者可能是我辭了他。此時，他伸手向後撥弄著自己稀疏的頭髮，動作讓人十分生厭。“那是一本我完全讀不懂的雜誌。為什麼？”
我仍然微笑著，但卻十分勉強。
“僅僅是因為書名，我買了那本叫《星空》的小書。今天，它已經和占星術完全無關，幾乎是天體物理學的唯一權威之書。”
“很流行嗎？”
同樣不值得一答。這是我們曾經判斷一個有遠見的正直作家時所參考的東西。優秀的作家費用高，但我十分樂意支付。
然而，他們的費用一直呈上漲趨勢。其他出版公司，即使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主題領域，卻總是喜歡挖走我們的員工，而他們之間卻很少這麼做。我們真正優秀的人才不斷流失到廣告業、電影業、廣播業等其他行業，因為它們的出價高得讓人難以置信。我們自己發現人才並對其進行栽培，而就在我們找到將其內在最佳潛質發揮出來的合理方式時，他可能不負責任地離開我們，去為某香水節目寫些廢話或為政治廣播寫些演講詞。不管籤不籤合同，只要想物盡其用，高額的費用都幾乎會對整個公司造成毀滅性影響。
他們或者要高額回報，或者想寫書，亦或者變得瘋狂。老天明白，雖然他們多數生來註定如此，他們與我們的聯絡也只是暫時減慢或延緩這不可避免的程序。
好吧。我們仍然會有最優秀的作家，競爭只會讓我們保持警覺。
如果詹妮特-多諾霍或者德弗斯&布萊爾出資二萬五千美元僱傭一個值一萬五千美元的編輯，那麼我們將出資三萬美元。如果廣播臺出資五萬美元去爭取一個我們確實必不可缺的人才，那我們將給到六萬美元。如果好萊塢要花一百萬美元挖走我們的勤務工和小助手——好吧，沒關係。這樣病態的舉措毫無意義，然而有時候卻又很難不變得如此病態。
等我可以離開時，已經是十點了——我可能是最早離開的。除了忍受這一特殊人群更多的無稽之談以外，我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擔憂。
這全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秉性有關。無論這個人多麼理性，他要麼就像這些人一樣對待每個人每件事都採取沉悶無趣的消極態度，這完全就是腺體在起作用；要麼就是採取積極向上的態度。我不具備這種態度，但他們也不具備。
在車裡，我讓比利送我回家，但半路上我改變主意了。我讓他開到保琳家。該死的，她甚至可能已經在家了。在同一群虛偽的憤世嫉俗之人、失落的多愁善感之人和沮喪的陰謀家周旋了一晚上後，就不該再回家了。
比利一句話未說，轉動方向盤，然後拐過街角。這是他執行我命令的一貫作風。三十年前，在與韋斯特打發行戰最激烈時以及後來的北邊印刷工罷工時，他都是默默地執行著我的命令。這就是他能跟著我到現在的緣故。如果三十幾年來他都不曾跟我說話，那也不可能跟任何人說了。
車到了公寓門口後，我下車了。然後我將頭伸進車窗對他說：“你回去吧，比利。我會自己打車的。明天晚上之前我想我都不會用到車的。”
他看著我，什麼也沒說，然後緩慢啟動汽車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