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炙熱還沒散盡。這是一個初秋的午後，白日裡的氣溫還瀰漫著秋老虎的餘味。青年法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在辦公室研究手裡的離婚案卷宗。
其中有一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很久以前，他認識雙方當事人。判決協商定在隔天，他認識這位痛苦的丈夫，這是個年輕的醫生，是首都一家診所的主任。兩人從前就讀於同一所中學的低年級，上大學後又經常在一些社交活動，比如舞會、聚會中遇到。法官時常回憶起他這位優雅、深沉，神色羞怯的同學。現在，他整理著這些材料，醫生的形象便躍然眼前了。早前的某次大學舞會上，他看見他，二十二三歲的年紀，在大飯店輝煌的前廳裡徘徊，面帶尷尬的笑容，不諳世事地賣力回應著大人物們親切和藹的關切。他也立在人群中，年輕的實習法官不免同情起這個早已被他忘諸腦後，差點沒認出來的同學。這是一陣瞬間爆發、毫無來由的情感衝擊。但馬上，一股無法抗拒的鉗制力量將他倆分開，零星客套的一番寒暄和禮貌的微笑致意之後，兩人又匆匆地擦肩而過。像這樣沉默的相聚在兩人之間週而復始地發生著。他們都知道，這樣的碰面是毫無意義的，只是簡單地握握手，禮節性地問候幾句；是的，如果“聊些別的什麼”呢？別的？聊什麼呢？法官站在窗前，思緒飄散開去。
透過開啟的窗戶，就能聽到從看守所院子裡傳來的卡車車輪的轉動聲，看守的口號聲，接著是重物，也許是大麻袋被重重拋下的聲音，勞作的聲音。法官辦公室的視窗正對著看守所那面佈滿通氣天窗的防火牆，夏日裡悶熱異常，冬日午後則早早地便天昏地暗了。按照他的官職，這個事業剛剛起步的政府官員只能暫時在大樓裡委身一隅。臨街舒適、寬敞的辦公室只分給職位較高的法官，不過他也覺得這樣安排完全合情合理。樓下院子的空地上，犯人們正從卡車上卸麻袋，他們把重物往肩上一扛，排著縱隊消失在地下室活動門的背後。法官已經在這間辦公室待了三年，每天都會看幾分鐘院子裡的動靜；犯人在這裡散步，前來探視的被拘押或被判刑的犯人的家屬從這裡匆匆走過，參加聽證會的拘押人員也從這裡被帶入法院大樓。他對這幅畫面，這個悲傷、單調的世界瞭如指掌，但假如下班前不在窗前站上一會兒，不像獵奇分子需要確認搜尋到了奇聞異事一般怔怔地盯著窗外看一會兒，他的一天是無論如何也沒法結束的。看守所裡的日常生活循規蹈矩，就像工廠裡的每一分鐘都被精確地分配好一樣——這裡發生的一切，也許並不像外人想象得那麼驚悚恐怖，卻也是哀傷絕望的。他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每天對著看守所的防火牆和鐵門緊閉的院子盯上幾分鐘。
格雷納爾· 伊姆萊，格雷納爾醫生，他無意識地默唸著。這是醫生的名字，現在他準備和妻子離婚。法官仔細地審閱了老同學的個人檔案，往事一幕幕浮現。格雷納爾醫生出生在北部地區的一個撒克遜人家庭。現在他才知道醫生長他半歲，六月份就滿三十八了。儘管兩人是同學，可他要到十二月才過三十八歲生日。不知為何，得知這個資訊讓他有些惆悵。他妻子的年齡也讓他大吃一驚：她也過了三十。案件的雙方在他的腦海中鮮活起來，活靈活現地站在他面前：九年前，一個熱得人汗流浹背的夏天，他在瑪爾吉特島的網球場上第一次看見法澤卡思· 安娜；那會兒，這個朝氣蓬勃的姑娘不可能認識格雷納爾醫生；至少沒聽說他倆訂婚的訊息。某天夜裡，他們在島上散步，朝瑪爾吉特橋的方向走去。他提著姑娘的球拍，法澤卡思· 安娜穿著藍白條紋的夏裝。路上漆黑一片，他們聊起了多瑙河之旅。他在馬車站邊的一盞路燈下仔細端詳法澤卡思· 安娜的臉龐；年輕的姑娘在昏暗的燈光下微笑著轉向他，嗓音溫軟柔和；但她的溫柔，她嗓音中模糊的、淡淡的意蘊也許只是他的想象。他們一行四人，有一個姑娘是法澤卡思· 安娜的朋友，另外還有一位稍年長些的先生，是那姑娘的父親。在此之前，她只見過法澤卡思· 安娜兩次，最多三次；關於她的情況，法澤卡思· 安娜只知道她父親是名校園督察，幾年前退休，隨後就搬來了佩斯；姑娘從小在佩斯的一家學院裡長大。安娜是個營業員，近幾年來，她總是流連於各色舞會。她們聊了些什麼呢？他已記不得了，不過耳邊至今還回響著姑娘的聲音。接著四人便靜悄悄地在這段迷迷濛濛的路上走了一會兒。他在第一個路口那兒駐足，姑娘突然轉向他，似乎有什麼話要說。這時，他把她的臉看得清楚分明瞭。他們已到橋邊，又默不作聲地繼續走著。第二天清晨他出發去度假，在奧地利的溫泉度假村裡待了四周，他就是在那兒遇見了自己的妻子。不過他們一年後才成為情侶。那年，他已經向妻子求了婚，在那場非正式的訂婚儀式上，他嫻熟地周旋於眾人之中——他加入了一個叫“女孩之家”的社團，但熱衷於散播小道訊息的婦人和姑娘們早就知道他訂了婚——他還遇見了法澤卡思· 安娜。這姑娘身材勻稱，也許稱得上漂亮……漂亮？法官低頭看了看院子，像是在找什麼人。卡車的車斗已經倒空，守衛押著最後兩個扛重物的犯人朝鐵門走去。法澤卡思· 安娜的面容早已模糊。
他把檔案摞放整齊，把準備好的檔案按照法律條款排列好；雙方宣告已分居六個月，以“非法遺棄”為由申請解除婚約。他坐下，彎腰從桌子底下的抽屜中翻出一盒廉價捲菸，塞進公文包裡。又從另一個抽屜中翻出幾根上等香菸——這些香菸是為來客準備的，他自己只抽赫塔或者女傭在家裡卷好的廉價香菸。但現在他準備去參加聚會，也許需要給別人遞煙；因此，在公文包裡塞幾根過濾嘴飾有金線的香菸是必不可少的。他的這一舉動也並非是完全不情不願的；他覺得公文包夾層中出現這些“惹眼”的高階香菸這類炫耀的小細節能夠為他減輕少許經濟上的壓力，也許生活，至少他和他的個人生活會舒適、平和、富足些——他滿足於這種廉價的香菸，也不排斥其他風格的服裝或者住宅，甚至更單純些的社交方式。揣著金線過濾嘴香菸，他便屬於這個“大千世界”——他早就熟悉這種思維方式，不過當下這念頭在腦海中一閃而過，因為他參加聚會，無論過程中的體驗是好是壞，他都不用揹負如此沉重的負擔，只需“在場”即可。他輕嘆一聲，厭倦地笑了笑。他嘆息是因為生活，他承受了太多生活中的“社會”責任；而他笑則是因為這一切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他整理好材料，機械而熟練地把香菸和其他幾樣個人物品鎖進抽屜：鋼筆、放大鏡、一小瓶綠色墨水。他尤其中意這種特殊的顏色，假如助理法官或是他自己不小心讓綠色墨水乾結成塊，甚至不在桌子上時，缺失感便會立刻浮現出來。
他邊想著法澤卡思· 安娜和格雷納爾· 伊姆萊，邊把鑰匙塞進口袋裡。已過六點半。這個時候，大樓早已人去樓空，悄然無聲了。還有四份離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頭，他一一取來瀏覽，最後不耐煩地往其他檔案堆裡一扔。他搜尋著最後一次與法澤卡思· 安娜相遇的回憶，卻沒有成功。法官近幾年已很少參加聚會了——他不聲不響地退出，也許是因為家庭原因，也許是因為拮据的經濟狀況——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時機的原因，他過早地進入機關，被圈入婚姻的圍城；這是他不願細思的一面，他的意識深處隱藏著某種他一直不願用機敏的目光搜尋的東西。法澤卡思· 安娜結婚的訊息是他從報紙上得知的。後來幾年，他再也沒聽說他們了。他突然回憶起那一刻，陌生得讓人吃驚，那一刻，他聽到格雷納爾· 伊姆萊，就是這個格雷納爾· 伊姆萊，這個他少年時期、大學時期縈繞于思緒中之人，這個他願意滿懷熱情地與之促膝長談之人，這個與他時常照面卻永遠無法深入交談之人，娶了他認識的姑娘，她……回憶就此打住。法澤卡思· 安娜是誰？除了那些膚淺的、比逢場作戲更淺薄多餘的社交關係，對他來說，她是否還有其他意義？他只在青年時代，在網球場上遇見過她兩三次，結婚後還在另一些地方遇見過她；可關係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團中認識其他年輕姑娘或婦人那般，連名字都不曾知曉。他還是覺得，正巧是這個格雷納爾· 伊姆萊娶了這個他在瑪爾吉特島上一起散過一次步，這個在昏暗的小路上轉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澤卡思· 安娜，是一件極不可思議之事。那時，她什麼也沒說。而現在，格雷納爾· 伊姆萊夫人法澤卡思· 安娜的資料就擺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戲謔地想；他譏諷似的低聲笑起來，就像在指責自己的這個粗俗結論。
離婚訴訟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納爾· 伊姆萊犯有非法遺棄罪；同時，還有另外三份“非法遺棄”卷宗散落在他的辦公桌上；法官焦慮地看著這些檔案。刑事案件中，他一定會因為熟人避嫌的原則迴避，例如在這種曾經是校友、有點頭之交的熟人案件裡，他是不能審判的；而這樁離婚案件的各項條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麼差錯，最後也調解無果，那麼第二天下午離婚判決便可生效，格雷納爾· 伊姆萊與妻子法澤卡思· 安娜就正式離婚了。他認識離婚當事人的這一事實當然無法成為他要求主持調解會的理由。他將桌子上的一切都擺放整齊，時間不早了，他又向樓下看守所的院子裡望了一眼。他確信那兒沒有人後，便拿起帽子，嫻熟地在走廊中踱著緩步離開了大樓。大樓年邁的門房朝他恭敬、親熱地打了聲招呼；每當這位年輕的法官進入或是離開大樓時，他便會奉上自己的熱情，而別人應該無法察覺。他剛剛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傷，但同時又感覺良好；這個卑微、低階的工作人員就是如此向一個與他級別相差懸殊、比他社會地位顯赫得多、在政府這個集體中更吃得開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體會到了各種內涵，也感覺到了帶有敬意的慈愛，他努力維持著尊嚴，同時也友善地向門房點點頭，因為農民出身的老門房屬於這個體量龐大、錯綜複雜的集體，而他也正是這個集體中高貴而優秀的一員……他在門邊停下來，照著大樓上的鐘校準自己的手錶。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檔案，也想起了將他與這棟大樓和其中的人群、法官、辦事員、執行官融為一體的清晰內斂卻又生機蓬勃的歸屬感。就像往常一樣，作為最後走的法官，他滿懷內疚、歉意和遲疑地離開了這兒——他勉為其難地離開工作崗位，就如同修士邁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遲疑不決。在這一刻，這種感覺，除了用面對陌生環境時從心底生髮的對世俗無緣無故的恐懼來解釋外，他無法給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門外的臺階上，疑惑地四下張望。在他身後，門房關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門，插上了門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