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密沃什恰巧出生在分界線，兩個世界的邊界上；有時他認為，正是這種隱匿於歷史中的瞬間重重地折磨著他；世紀之交那會兒，中產階級市民階層正幸福而滿足地享受著家庭財產的紅利，那時，國家還保持著完整的歷史邊界，毫不吝嗇地將各個階層、種族的人民擁攬入懷；而地下運動夢魘般的燈標和遠處傳來的地動山搖的轟鳴聲提醒仍沉浸在田園牧歌中的有產者，危機正在逼近。誰會有所警覺？生活還呈現一派歌舞昇平的氣象。在最後十年的和平時期快要結束時，他出生在一個富足的小貴族家庭。母親是撒克遜人，也許他從母親那兒遺傳了平和的個性和對生活的不確定感，以及對“看不清”“摸不著”之物的敏銳感受；但不幸的是，他的這一特質又與父親沉默寡言、無所信仰和相對堅強的性格結合了起來。他的父親科密沃什· 高博出生於一個聲名顯赫的老派法律世家；祖父也叫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是科密沃什家走出的第一個七人法官團注成員。因而，法官這一職業也就順理成章地從祖輩延續下來。科密沃什家的人都跟法打交道，祖父是法官，曾祖父是律師，後來成了國王內廷的專職律師；顯然，某種暗藏於內心的神秘力量把他引向了“權利”、真理和法律。這家人連續七代供職於法律系統，他們是用拉丁語說話思考的律師、老派的法官，與其說他們為了養家餬口，倒不如說政府機關襯托了他們的榮耀。有些人被威嚴的政府收編入冊，有些人則對政府敬而遠之。他們像其他匈牙利小貴族知識分子家庭一樣，他們是法律世家；這個家庭的後代對一切法律和權利有著天然、血緣的親近感；而拉丁教育則滲透後代的思維方式。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這個上世紀末最有名望的司法委員之子，便順理成章地在這種本著人文主義精神、自成一體的嚴格教養中成長起來，這是家族傳統。父親有兩段婚姻；克里斯托弗是他與第二任妻子，一位凱什馬爾克醫生之女所生；父親那時五十出頭，事業和名聲正如日中天。表面看來，這第二段婚姻相當意氣用事，或者至少可以說是“不合常規”。這段婚姻打破了一切傳統的束縛和家族規制，成了違反家規的叛逆典型。婚後八年，大兒子還不滿六歲，他的第二任妻子便離家出走，後來嫁給了城裡的一個總工程師；克里斯托弗一直無法理解她這種詭秘、冒失之舉和她不可理喻的自私自利。父親深受打擊；妻子的背叛在某種程度上傷及了他隱秘的內心平衡點，那是一個人內心完全不可複製的穩定點，只有在那兒他才是完整的。表面上看，母親也無法承受叛逃的風險，也許是因為後來一段時間，在這段婚姻永無止境、逐漸演變為隱藏於潛意識之下的混沌中，她生命的力量終於被耗盡——離婚三年後，她仍未在新的婚姻中甦醒過來，最後她死於產褥熱。他同母異父的弟弟是個病懨懨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從未見過他；後來，這孩子和他沉默的殘疾父親一起離開了這座城市——相較於克里斯托弗後來耳聞的，這個神秘的陌生人實在沒什麼“吸引力”；他也許是一個懦夫，被妻子絕望的衝動捲入了這場市民的冒險；男孩沒有熬過戰爭，他沒有上前線，犧牲得也並不“壯烈”：只是因為患上肺炎，幾天後便死在他幫忙的兵營指揮部裡。
這場不幸的再婚之後，科密沃什· 高博獨自度過了生命中餘下的時光；那時他已經在首都定居，在法官生涯最後孤獨的二十年中，他成為了法律界的典範。比他有野心的同行們也許運氣並不輸於他，可在仕途上卻沒有什麼人能達到他的高度——直到逝世，他一直擔任法官團主席，之前他只是個審判官，後來到了法官團裡他才功成名就。他在公眾面前展現出了羞澀、含蓄與莊嚴三相併重的魅力，以“大法官”之名行走天下；他是靈魂的審視者，也是法律條款的化身，撫慰崇尚法律的社會，而他卻對自己一以貫之的正直，是的，對自己毫不留情的公正感到恐懼。這是他的名聲。年輕的法官願意以他為榜樣，效仿他低調冷靜而有內涵的行事方式；科密沃什· 高博擅長以眼神和手勢引起關注，以點頭或冷若冰霜的眨眼動作在被躁動情緒點燃的議事大廳中保持冷靜，他從不與辯護律師、原告律師、證人辯論；曾經，他就是法庭中不可辯駁的存在，就是權威與高不可攀的象徵；誰也無法脫離這樣的影響，一段時間以來，在“法律”圈這個封閉的世界裡，他被稱為“創始學派”的大師、偉大的精神導師。科密沃什· 高博自然從未想過要“創始學派”——在不知不覺中，這種人文的、個人的影響，在他創造的豐功偉績中散發出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明主般端坐於法官席上，以他自由的智慧將公正分享給眾生。也許他的異教徒祖先，或是可回溯至安茹王朝的小貴族先輩們認為這種大公一類人物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家族首領式的優越性遠勝野蠻的奴隸制，因而他們的後代以手勢動作捍衛家族在法庭中的判決權力。很少有人知道，十年來，這個集一切優點於一身，情緒極度自制冷靜、少言寡語、高不可攀的人內心已幾近崩塌，甚至比癱瘓病人更可悲、更不幸：他心裡充滿了懷疑與傷痕，還有被超人的力量所掩飾的絕望。克里斯托弗也是在長大後才洞察到父親內心世界的崩塌。
一切都只關乎他愛的這個女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埋葬第一任，也就是為他生了個女兒的妻子時，他並沒有感到特別悲痛。可第二任妻子卻讓他悲痛欲絕。他並非為她的離去而心痛，因為這“不合常理”。對科密沃什家的人來說，一切否定習俗、法律、人類慣例的反叛精神他們都會自動遠離；當然傷痛的外殼還是留存了下來，這顆忠貞的靈魂痛苦地承受著打擊；但痛苦並非只從忠貞中吸取苦澀的毒素。她的離開讓他疼痛，而他的愛則讓她疼痛。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克里斯托弗從不知曉。父親去世後，他在父親那張帶抽屜的大寫字檯的一格中找到了一摞用黑帶子捆好的資料；這些是父親與第二任妻子自訂婚以後寫給對方的一封封矜持而含蓄的信，內容包羅永珍的便條，母親的日常開支賬本、手寫菜譜、各種收據和鉛筆記錄的各種資訊——一切都與妻子有關，即便是這些最瑣碎的雜物，也能串起與她之間的某種聯絡，能感受到她手中的力量，勾起生活的回憶——例如一張酒店的收據就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去捷克度假時留下的——父親細緻地把一切收集起來，妥善存放，並用黑帶子捆好。這就是生活，最好的也是最壞的，這是生活留給父親的。克里斯托弗激動地翻閱了一會兒這些平淡的信件，虛微的俠義豪情讓他想把這些從未被第三人看過的手寫回憶，這些講述著一出自我毀滅、無從逃脫、無法解釋的悲劇的資料，直接投進火爐；可這些資料儲存著兩個給了他生命之人的秘密；他們是否有保護自己秘密的權利？信件並沒有透露什麼特別的資訊。書信的筆觸謹小慎微，彷彿是兩個陌生人之間的通訊，男人和女人小心翼翼地互相試探著，陌生的兩個人，對任何字句都戰戰兢兢，字裡行間完全展露各自的拘謹。母親在一封婚禮前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定會傾盡全力，請務必信任我。”克里斯托弗把信收好，再沒去看這些私密的收藏，可這句話就像彷徨的吶喊，在他耳邊迴旋良久。他想，這麼寫的人想必是需要博取別人信任的。接著，他想到把秘密保守到最後一刻的父親。他理解，父親愛這個女人，他會原諒她的一切。假如一個人愛另一個人，不論是逃婚還是出軌，不管什麼行為，都可以容忍麼？他有些激動地想。
孩子們都在寄宿學校。節假日，三個孩子紛紛回到父親家；但這個“父親家”只是首都一套位於樓房三樓的出租屋。他們搬來首都前，父親把北部家鄉的老房子賣了。為老法官操持家務的女人是他們家的遠房親戚。這個窮親戚必定極為警醒地生活在這些尊貴親戚的陰影中，她從來不敢當著孩子們的面理直氣壯地將自己視為他們的親戚。二兒子，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在軍官學校讀書；同父異母的姐姐艾瑪在外地跟隨從事慈善醫療的修女們學習護理。他則留在父親身邊，在距離首都半小時車程的修道院學習。節假日總是在拘謹、混亂的氣氛中度過，似乎錯失了些什麼，比如介紹自己的近況，或是不可避免的促膝長談。這樣的長談能使一切明朗化、直接化。他們熟悉對方，彼此之間並無秘密可言。即使談不上親密無間，他們也能直接找到一種化解家庭成員間疏離感的基調。但這樣的長談卻從未出現過；克里斯托弗一直期望能有人起個頭，也許是弟弟。軍事化的教育也未能平息他對母親的思念和對家庭的渴望，三人中，孤獨的童年對他造成的傷害最嚴重——冷酷的保育員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剋制力，她永遠擺著一副苦行僧般冷若冰霜的面孔，彷彿剛從平淡無奇的夢中醒來，對白晝也沒有任何特別的期待。不過，後來他很快意識到，現實中是不存在這種長談的，語言根本無力把控生活的真實境遇，那些沉重與艱辛就像自亙古留下來的岩石一般，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無法改變的，也許只有地震或是某種本質上的命運重置才能改變他們的存在狀態與連線方式。但就如不存在這樣的長談一樣，克里斯托弗孩提時代暗自期望的那種能夠改變一切、碾碎所有頑固與陌生生命物質的命運重置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極為罕有、永不得見。或許，父親的離世便是，可他的死也無法解決孩子們關係中的終極問題。孩子們在父親的公寓裡度過節假日，緊張的等待蔓延在他們之間，午餐與晚餐的間隔，克里斯托弗總是焦慮不安，好像他知道，他們中的某一個人馬上要說些什麼，是父親或者弟弟；他們數目相對，放下刀叉，期待著“有事發生”。可什麼也沒發生。父親在桌邊一年比一年嚴肅，就連去學校短暫而隆重地探訪時，他也是這樣——永遠扮演著“父親”的角色，不容置疑，剛正不阿，既是提問者也是回答者，就像醫生，或是……對，就像問話的法官一樣。他身體中的某些東西破碎了，傷痕累累的人只剩下防守、規則和拒人千里的冰冷。一直以來，克里斯托弗只從這種行為模式中感受到了無可救藥的冷硬；當他得知在父親業已崩塌的生命廢墟中，支起的屏風背後掩藏著歷經災難的碎片，而父親卻如約伯注般數年、數十年如一日，毫無怨言、悲慘絕望地堅守時，深深的罪惡感籠罩了他。他們，孩子們，無意中殘忍地將父親獨自遺棄在痛苦的深淵中，也許這並非完全是無意識的。這“痛苦”是高傲的，克里斯托弗一直認為：這是男子氣概的表現。後來，克里斯托弗對這種“男子氣概”的觀點發生了轉變；他認為，“男子氣概”並不是某種令人無法承受，以致最終崩潰的東西——也許儘可能地妥協、找到解決途徑的做法更具男子氣概。有時，“尋求結果”與自我貶損或自揭傷疤毫無二致；這就像某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賭場中執行著不成文的條規，需要以另一種視角看待。但當他意識到這個問題時，一切都為時已晚；父親切斷了與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
戰後三年，父親因病去世，擺脫了長久以來聖人般崇高的評價為其帶來的苦悶。他千瘡百孔的靈魂平和地接受了身體的妥協，彷彿在說： “現在自由了，終於自由了。”國家分崩離析，共產主義的曇花一現直接摧毀了他破碎的靈魂。時間在靈魂無力抵擋之處刻下了累累傷痕；他能承受個人的傷害，卻無法與家庭、國家的創傷抗衡，最終心止於此。他這樣的人，他這一代人中，許多都是以這種姿態離開人世，並且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對父親來說，“祖國”是家庭的集合概念，兩者有共同特點，其命運在家庭的等級制度內，由高階成員決定。他的身體和靈魂都感受到了命運的重置，彷彿有人摧毀了家人的身體，以他們用來侵害國家的可恥行徑打擊他的個人家庭。他的消亡也是一種清算，是為業已發生之事承擔責任，現在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償還。他知道，他父親，作為個人，與其他人一樣，與他們這一代人一樣，徹底失敗了。在誰都沒有開始詢問失敗時，在孩子們都還未曾意識到這失敗的重要性時，甚至在他以完美的手法，有時以慘重的代價推遲清償的步伐時，他就已經失敗了。他在病床上躺了數月；最後一週，他失去了耐心，顫顫巍巍地站起身，經過幾小時與死神的搏鬥後，在看護人員的眼皮子底下挪步至書房，從書桌的抽屜裡翻出一把老式自動手槍，企圖結束生命。他緊握著手槍跌倒在書房地板上，身體呈中風病人的癱瘓姿態，正上方便是家族畫像。別人發現他時，他已經昏迷了。幾小時後，他陷入了彌留狀態。父親試圖用來自殺的手槍已來不及讓他解脫了。那些家族畫像則是克里斯托弗從父親那裡繼承的所有遺產。其中有一幅上色照片，是他母親懷抱著一歲的克里斯托弗。她穿一件黑襯衫，胸口彆著一枚寶石胸針，照片上的她，眼中透著疑惑與彷徨，彷彿在問： “我是對的，誰覺得不是？”照片拍攝於婚後不久。克里斯托弗把它放在自己家的書房裡，掛在書桌上方的牆上，正對著父親的畫像。
注 18和19世紀匈牙利最高審判機構有兩種形式，七人法官團為其中一種，由七名成員組成。另一種是國王審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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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聖經》中的人物。他行事正直，在遭遇災禍時，毫無怨言，依舊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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