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戰爭和淪陷</h2>
一九三九年夏末，薩瓦省到處都張貼著徵兵的告示，徵集年輕人入伍。所有的家庭都瀰漫著哀悼的氣氛。我搭乘了最後一班汽車下山後，年輕的司機就去參軍了，汽車也被軍隊徵用。香伯利的車站擠滿了揹著槍械裝備計程車兵們，我想方設法才擠上去巴黎的火車，在同一節車廂裡還有一位年輕的英國女人，她帶著她的寶寶和保姆。她們急著要趕回英國去。她的丈夫在站臺上和她們道別，他說他不久就會回英國和家人團聚，他還是不相信戰爭真會爆發。
莎士比亞書店照常開張，戰爭愈演愈烈。突然間，德國軍隊橫掃法國，他們離巴黎越來越近，在巴黎居住的人們紛紛逃離，或是準備逃離。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劇院街上一直人流湧動。人們在火車站旁安營紮寨，晚上也睡在那裡，希望能夠擠上一列火車。有些人開著私家車逃難，但是不久，就因為沒有汽油只能把車子棄置在路邊。大多數人都是靠著兩條腿逃走的，抱著孩子，扛著行李，也有推著童車或手推車，還有一些騎著腳踏車。同時，不斷擁入的還有北方或西北過來的難民，包括比利時人，拋開了他們所居住的農莊和城鎮，經過巴黎往西邊逃難。
阿德里安娜和我沒有加入逃難的浪潮，為什麼要逃呢？我的助手加拿大學生露絲·坎普曾試圖逃走，結果在壕溝中遭到機槍的掃射，後來還是被俘虜了。
一九四〇年一個美麗的六月天，陽光燦爛，晴空萬里。只有兩萬五千人還留在巴黎。我和阿德里安娜來到塞巴斯托普大道（Boulevard Sébastopol），含著眼淚看著逃難的人群穿過城市。他們都從東門進城，經過聖米歇爾大街（Boulevard St Michel）和盧森堡花園橫穿巴黎，然後從奧林（Orléans）和義大利門出城。他們的牛車上堆滿了各種家當，家當上面坐著孩子，老人，病人，懷孕的和抱著嬰兒的婦女，還有裝在籠子裡的雞鴨，狗和貓。有的時候，他們會在盧森堡花園停留，讓牛在那裡吃草。
我和老朋友伯特蘭——方丹醫生一起坐在醫院的視窗前吃中飯，看著最後一批難民擁進城裡，與他們接踵而來的是德國軍隊。無休止的機械部隊挺進巴黎：坦克車，全副武裝的軍車，戴著鋼盔計程車兵雙手交叉坐在裡面，這些士兵，這些機器，全都是冰冷的灰色，在轟隆隆震耳欲聾的響聲中向前行進。
在巴黎，有一些支援納粹的人，他們被人稱為是“法奸”，但這些人只是例外。我們所認識的人，個個都是抵抗派。伯特蘭——方丹醫生就是抵抗運動中非常活躍的分子。她的兒子雷米（Rémi）二十歲的時候死在奧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裡，這個集中營最為聲名狼藉，環境最惡劣。
那些從逃難中倖存下來的人後來回到巴黎，我的法國朋友們看到莎士比亞書店仍在開張，都非常高興。他們一頭鑽進我的書堆裡，我忙得不可開交。當時有一個名叫弗朗索瓦·伯恩韓（Françoise Bernheim）的年輕的猶太女孩自願來幫我，她在巴黎大學學習梵文，後來，因為納粹的新規定，她被學校開除，但是，她的導師鼓勵她抄寫那些非猶太學生的筆記進行學習，在導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她堅持著學業。
美國大使館千方百計說服我回美國，都被我給拒絕了。（回美國的路線是繞道里斯本，他們列出的交通費用非常吸引人，其中有一項是：“運送一隻鸚鵡，六美元。”）相反，我和朋友們一起在納粹佔領下的巴黎居住下來。因為我經常和弗朗索瓦一起出門，所以，我和她一樣也經歷著猶太人所受的各種特殊限制，當然，她必須在她的外套或裙子上配戴那個巨大的黃色“大衛之星”，而我則不用。我們總是騎著腳踏車出門，那也是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們不能去公共場所，例如劇院、電影院、咖啡館、音樂廳，或是坐在公園的長凳上，甚至連街上的長凳都不能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陰涼的廣場裡吃中飯，我們坐在一條長凳旁邊的地上，一邊鬼鬼祟祟地看著周圍，一邊很快吞下白煮蛋並喝下熱水壺裡的茶。這種經驗我可真不想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