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解放</h2>
巴黎很快就要全部解放了，但是你何時能擺脫德國軍隊的控制，還要看你是住在哪個區裡。我們所居住的盧森堡花園區，是德國黨衛軍的駐紮地，他們在這裡修築了戰壕，所以，這裡也是最後被解放的地區之一。
在第十四區剛剛被解放時，阿德里安娜的妹夫貝卡興沖沖地跑來看我們，他是騎腳踏車來的，車上還裝飾著一面小法國國旗。而這一天，是我們這個地區最悲慘的一天，他到我家時，正好從我的視窗看到康耐爾街上的康耐爾老飯店（Hôtel Corneille）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德國軍隊的總部就設在那裡，他們撤離的時候，就把整個飯店連同德軍的檔案一起給燒燬了。我對康耐爾老飯店很有感情，因為喬伊斯當學生的時候就住在那裡——他那段時間的筆記現在儲存在布法羅（Buffalo）的洛克伍德圖書館（Lockwood Library）裡——在喬伊斯之前，葉芝和愛爾蘭劇作家辛恩（John Synge）也在那裡住過。
貝卡對我們的祝賀為時過早，他回家時，只能扛著腳踏車穿過各家各戶的地下室回去，根據當時民防的規定，所有人家的地下室都被打通了。
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納粹部隊都要從盧森堡花園開著坦克車駛向聖米歇爾大街，朝四周胡亂開槍。而這時候，正是我們去麵包房排隊買剛出爐的麵包的時候，所以，這讓我們很惱火。還有一件很讓我惱火的事，就是他們常在我們住的街上進行槍戰。進行抵抗的孩子們就將傢俱爐子以及垃圾桶等物堆在劇院街的街口，在這些街壘後面，戴著抵抗運動袖章的年輕人手上拿著各種各樣的老式武器，瞄準駐守在街那一頭大劇院的階梯上的德國士兵們。這些士兵們充滿威脅，但是，抵抗運動的年輕人根本就無所畏懼，在解放巴黎的過程中，他們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終，我離開了學生宿舍，又搬回到劇院街上去住，因為老是這麼來回走動實在不方便。而且，在有過一次可怕的經歷之後，阿德里安娜和我晚上就不再出門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聽說“他們”要撤離了，就和一群興沖沖的巴黎市民一起，沿著聖米歇爾大道遊行，一邊唱歌，一邊揮動著刷廁所的刷子。我們都非常高興，真的感覺被解放了。但是“他們”也正巧在這一時刻撤離，帶著他們殘餘的機械武器，擠滿了整條街。“他們”可不喜歡我們的慶祝活動，他們惱羞成怒，用機槍向路邊的人群掃射。就像所有的人一樣，阿德里安娜和我也是趴在地上，爬到最近的一個門洞裡。當掃射停止，我們站起來時，我們看到人行道上到處都是血，紅十字會的擔架正在搶救受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