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羅馬建國第705年，1月10日。太陽早就落到亞平寧山脈的那一邊。黑暗中，第13軍團計程車兵們排好了行軍隊形。夜晚寒氣逼人，但他們已習慣於各種惡劣天氣。八年來，他們冒著嚴寒，頂著酷暑，追隨高盧總督經歷了一場又一場血戰，直到羅馬世界的盡頭。離開北方的蠻荒之地，在這一刻，面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邊界，他們遲遲不前。前方是一條窄窄的小河。軍團一邊是高盧省，遠處的另一邊是義大利，那邊的道路通向羅馬。踏上那條路意味著入侵。13軍團計程車兵突破的將不僅是省界，他們也將觸犯羅馬人最嚴厲的法律。事實上，它意味著內戰的開始。不過，從軍團戰士向邊界行進以來，他們對那種災難性後果心知肚明。現在，他們跺著腳暖和暖和身子，等待號令兵召喚他們行動——扛起武器前進，渡過盧比孔河。
什麼時候召喚？盧比孔河充盈著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綽綽。士兵們聽得到水流的聲音，但聽不到軍號聲。他們警醒著，傾聽著。這些戰士不習慣等待。戰鬥發生的時候，他們會像閃電般出擊。人們都知道高盧總督是一位優秀的將領，作戰講求速度和突然性，善於猛打猛衝。這一天的下午，他發出了渡過盧比孔河的命令。現在，軍團戰士已到了河邊，為什麼突然讓他們停下來？士兵們看不見他，但在他身邊的高階將領們的眼裡，高盧總督顯然正處於內心的煎熬中。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凝視著盧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難定地沉默著，遲遲沒有做出渡河的手勢。
羅馬人有一個詞，專指這種狀況。他們稱之為Discrimen，意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緊張時刻，那一刻的抉擇決定著人的一生。如任何一個渴望輝煌的羅馬人一樣，愷撒經歷過許多類似的危急關頭。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拿他的未來冒險；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成功了。在羅馬人看來，男人就應該這樣。然而，站在盧比孔河岸邊，愷撒面臨的是特別揪心的困局，而這一困局竟還是他先前的勝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愷撒迫使800餘座城市、300來個部落投降，整個高盧歸順於他。的確是偉大的成就，也許過於偉大了，羅馬人既為之歡呼，也為之擔心。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個共和國的公民，不容許任何人這樣長久地獨領風騷，遠遠地將其他人甩在後邊。愷撒的政敵們嫉妒他的功勞，畏懼他的威勢，早就策劃要剝奪他的指揮權。公元前49年的冬天，他們終於把愷撒逼到了牆角。何去何從？或者，他服從法律，交出指揮權，接受失敗的命運；或者，渡過盧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dieiscast）1。最終，愷撒命令軍團過了河。除了參照狂熱的賭徒心理，我們還能怎樣理解愷撒的行為？賭注太高，超過了任何理性的計算。進入義大利後，愷撒知道他冒著世界大戰的風險。他跟同伴談起過，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慄。他的決定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遠見卓識如愷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僅是“危機關頭”（crisis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線”（dividingline）。盧比孔河正是這樣的分界線。過了這條河，愷撒便將世界拖入了戰爭，將導致古羅馬自由制度的毀滅，其廢墟上將建起君主制度。這對西方歷史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以盧比孔河為界，人們不斷爭辯著各種制度設想——自由還是專制？秩序還是混亂？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盧比孔河只是一條小河，毫不起眼，連它的位置都被忘得乾乾淨淨，但人們牢牢地記著它的名字。一點也不奇怪。鑑於愷撒渡過盧比孔河的重大意義，在他之後，人們用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擇。
一個時代結束了。曾經，地中海地區散落著許多自由城市。在希臘和義大利，城市中的人們自稱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們為自己擁有自由言論、私有財權、法律保護等權利而自豪，視之為將他們區別於奴隸的核心價值。隨著一個個新帝國的興起——先是亞歷山大大帝與其繼承者們的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逐漸地，這些城市失去了獨立。到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地區只剩下羅馬一個城市是自由的。在愷撒渡過盧比孔河後，共和國完了，再沒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傳統結束了，要等到另一個漫長的千年之後才再次出現。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曾多次嘗試擺脫專制，回到盧比孔河的那一邊。英國革命、美國和法國革命都曾自覺地以羅馬共和國為榜樣。托馬斯·霍布斯抱怨道：“說起反抗君主統治的叛亂，最常見的動因之一便是他們讀了有關希臘人、羅馬人的政治及歷史的書籍。”2當然，從輝煌的羅馬史詩中，人們學到的並非只是對自由共和國的渴望，拿破崙也是先做執政官、再做皇帝的。整個19世紀，有許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統治，他們常被稱為“愷撒主義者”。20世紀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搖搖欲墜，幸災樂禍的人們則引述羅馬共和國的先例，將它們覆滅前的陣痛相提並論。1922年，墨索里尼曾大肆宣傳他率黑衫黨向羅馬英勇進軍的神話，比擬為之前愷撒的類似行動。一條新的盧比孔河已被渡過，有這樣看法的人不止墨索里尼一個。“沒有黑衫黨就沒有褐衫黨，”希特勒後來說，“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的行動是歷史的轉折點。”3
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西方政治的一個悠久傳統達到了其駭人聽聞的頂點，然後永遠地消逝不見了。在受到古羅馬榜樣激勵的世界政治領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後一個。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者曾為他們的殘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這些一起連帶他們最高貴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種積極公民（active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動托馬斯·傑斐遜，今天再不時興了。那樣太僵化，太一本正經，顯得律己太過嚴苛。將古羅馬人當作英雄崇拜是19世紀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後現代時期，沒有什麼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厭煩的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說，我們已經解放了，“從所有壓迫性的古羅馬價值觀”4中解放了。許多個世紀裡，它們構成了公民權利的主要成分，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古人聞所未聞的新大陸的國會山上，眾議院之外為什麼還有一個參議院？很少有人對此費思量。希臘的帕臺農神廟仍在激盪著我們的想象，羅馬的廣場（Forum）卻一去不返了。
我們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僅僅來源於雅典。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也是羅馬共和國的繼承人，既繼承了它的優點，也繼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過，我本來是會以《公民們》作為書名的。他們是羅馬共和國的支持者，共和國滅亡悲劇的承擔者。其實到了最後，羅馬人自己也厭倦了古代的倫理道德，更願意忍受輕微的奴役，同時享受和平及奴役帶來的其他好處。他們選擇了麵包和競技場，不要沒完沒了的內戰。羅馬人已認識到，他們的自由蘊涵著毀滅他們的種子。在後來尼祿和圖密善（Domitian）的殘暴統治時期，這一認識足以引起人們的道德無力感。此後的許多時代都是這樣。
當然，說羅馬人的自由並非虛誇的冒牌貨，也不意味著承認共和國就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樂園。它肯定不是。羅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義分得很清楚。只有戴著鐐銬的奴隸是真正平等的。對普通公民來說，生活的意義在於競爭，財富和選票是公認的成功標誌。立基於此的共和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在西方，其影響力和控制範圍都是史無前例的。不過，所有這些都沒有降低羅馬共和國同我們時代的相似性，儘管人們曾以為是那樣的。事實恰恰相反。
其實，從我開始寫這本書以來，拿羅馬與今日美國做比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談。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雖然有時候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令人震驚，他卻不會大驚小怪。有那麼一些歷史時期，在時間上、空間上離我們都非常遙遠，但它們會突然進入我們視線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臘羅馬時期，它們有一種多變的特徵，既非常奇特，又同我們的世界極為相像。在幾個世代以前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愷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權力寶座，牛津大學的著名古代史學者羅納德·賽姆（RonaldSyme）稱之為“羅馬式革命”。這是對法西斯主義獨裁者時代的預言。就這樣，伴隨著世界上發生的一個個重大事件，羅馬也被一次次地解讀、再解讀。賽姆繼承了一條久遠的、值得尊敬的史學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馬基雅維裡。馬氏曾研究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貢獻給他的家鄉佛羅倫薩市和愷撒·博爾吉亞（CesareBorgia），後者恰好與羅馬共和國的毀滅者同名。“謹慎的人們傾向於認為，誰若想預言將發生什麼事，他便應該關心曾經發生過的事。這話很有道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發生的任何事，都在從前非常近似地發生過。”5如果說在有些時期，這種論斷顯得奇怪，在另一些時候顯然不是這樣的。比如說今天。從共和國走向世界大國，羅馬是第一個；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個。羅馬是我們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歷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適的了。鏡子中，我們看到了地緣政治、全球化、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雖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僅如此，在研究羅馬共和國史的學者心中，我們的許多風尚都禁不住引起他們的記憶錯覺——從錦鯉到仿倫敦東區口音（Mockney）到明星廚師。
但這些可能暗含著欺騙性。不用說，羅馬人的生存背景與我們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質、精神和知識領域都是如此。當我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可以理解羅馬文明的某些方面時，有時我們真的理解了，有時則不是。常有這樣的事發生：當羅馬人顯出最為我們熟悉的形象時，他們反而最奇特。當一個詩人為情人的狠心悲傷時，當一個父親為去世的女兒痛心時，他們似乎說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恆的東西。與此同時，在性關係或家庭關係方面，他們和我們的觀念又有著巨大的鴻溝。類似的還有導致共和國產生的價值觀，公民們的願望，他們的宗教儀式和行為準則。理解了這些後，羅馬人的許多看起來乖張乃至明顯是犯罪的行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們仍無法原諒。在競技場殺人，毀滅一座偉大城市，征服整個世界，這些都被羅馬人視作輝煌的功績。不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想，我們便無法理解羅馬共和國。
那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年代，顯然，企圖進入它的思想內部是件危險的事，有點像堂吉訶德的冒險。眾所周知，古羅馬歷史中，共和國的最後20年是資料儲存最完備的時期，有演講詞、回憶錄，甚至還有私人通訊，對古典學者來說，稱得上是一座證據的寶庫了。但它們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幾束微弱光線。將來的某一天，等20世紀的資料散落得如古羅馬時期一樣，或許寫一部二戰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廣播演講和丘吉爾的回憶錄了。歷史變得完全碎片化，沒有前線將士的家書，沒有他們的日記。這種資料狀況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弗魯倫（Fluellen）所說，“聽不到龐培營帳裡的任何聲音”。沒能發出聲音的還包括農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簡陋小屋，戰地奴隸的工棚。偶爾能聽到一些女人的聲音，但僅限於身份高貴的女人；它們毫無例外地由男人轉述，甚至是錯誤地轉述的。在羅馬史中，很難了解到統治階級之外任何人的詳細情況，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難。
即使對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敘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殘章斷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會兒有高架的引水橋，一會兒又流淌在地面。羅馬人很害怕這會成為他們的命運。他們中第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薩魯斯特說：“毫無疑問，命運女神隨意地主宰著一切。她宣揚一個人的聲名，隱瞞另一個人，絲毫不考慮他們也許難分高下。”6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運恰是這段辛辣議論的寫照。薩魯斯特是愷撒的追隨者，曾記錄了其庇護人登上權力高位前的一段歷史。讀過的人一致稱讚這部作品的權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們便有了一部富於戲劇性描寫的重要記述，一部同時代人寫的從公元前78年到前67年這10年間的歷史。可惜，我們只能看到薩魯斯特的傑作的片段。依據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們仍能重構這段歷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無法修復。
難怪古典學者都擔心話說得太滿，每寫上一句便停下來，急於解釋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豐富，不確定和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也到處出現。以本書書名所指示的那個關鍵事件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樣發生了嗎？只是有可能罷了。有材料說是在日出後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當愷撒本人來到河邊時，前衛部隊已經過了河。甚至連日期也是根據其他事件推斷的。學術界接受1月10日前後的日子，但從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贊同。此外，依照儒略曆以前的古怪曆法，羅馬人說的1月其實是我們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書對許多事實的陳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駁，或許反駁的依據還很充分。讀者應該習慣這種情況。我也得加上一句，請不要為此沮喪。在序言中把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畢竟，這是一部記敘體著作，由支離破碎的材料連綴而成，還不得不略去一些明顯的關節和脫漏之處。無論如何，羅馬共和國的覆亡意義重大，連貫而流暢地寫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學者的心願。他們認為這是可以的，我也一樣。許多年來，敘述史很不招人待見，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認可。當然，人們也很清楚，成功的敘述史需要人為構造一種模式，自圓其說地將雜亂的事件一一編排進來。事實上，這樣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領我們走向羅馬人的心靈。幾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個時代的英雄，正是這種心態導致了羅馬的毀滅；與此同時，它也賦予這段歷史一種特別絢麗的、英雄主義的色調。僅在一代人之後，人們便開始為那樣一個時期、那麼多的偉人驚異不已。維裡烏斯·佩特庫魯斯（Velleius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頌詞作者，他在半個世紀後讚歎道：“曾幾何時出現過如此偉大的人物呢？這樣的時期根本不需要我們為它著書立說，它註定流芳百世。”7但很快地，他為這段時期寫出了一部歷史。他和羅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動中，藉助絕世的豐功偉業，羅馬的天才們光彩照人地展示著自己。敘述體最適合表現行動，因此，也最適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兩千年過去了，羅馬舞臺上的偉大人物依然令人驚歎。羅馬共和國也一樣。或許，它不像愷撒、西塞羅、克列奧帕特拉那樣為眾人所知，但共和國本身的意義超出了所有這些人。它有許多我們永遠不可能瞭解的內容，也有許多我們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畫的地方。古風的大理石上，羅馬公民們若隱若現；在金黃與火紅的背景下，在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們的面孔似亮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