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酒川龜次郎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決定。很顯然，他原本計劃要讓五個孩子接受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的教育，可這個宏偉藍圖無法實現了。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工作，可還是攢不下足夠的錢。因此至少得有幾個孩子輟學去掙錢，好幾種不同的方案讓酒川一家人好幾個夜晚徹夜難眠。
這不是龜次郎的錯。他本來可以讓四個男孩子留在學校裡，讓禮子姑娘去上大學，但中國傳來的訊息愈來愈壞。語言學校的和尚和領事館的官員一再地對日裔僑民說，天皇正面臨著日本歷史上最大的危機。“這個神聖的男人，”和尚用沉痛的語氣說，“天皇在夜裡入睡時，肩負著全日本的重擔。你們至少能支援我們的軍隊，讓他們勝利挺進中國。”軍隊總是在勝利的邊緣徘徊，日本人的新聞報道中顯示，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個新的省份被佔領，可日本軍隊好像什麼成就也沒有取得。那一年的八月份，領事館官員釋出了一份報告，直言不諱地說：“我想要這些群島拿出五萬美元來幫助拯救日軍。”
酒川家捐出了七十美元。那天晚上，全家集合在一起。“禮子不能去上大學了。”龜次郎直截了當地說。那有著極高天分的禮子姑娘——麥金利學院鼓聲俱樂部的主席，榮譽學生——雙手放在膝頭，嫻靜地坐在那兒。她是個好姑娘，一聲也沒吭，可五郎不能不說話。
“她比我們幾個懂得多。她必須得上大學，然後她就能當上老師，給我們付學費。”
“姑娘們得嫁人。”龜次郎不慌不忙地講著道理，“漂亮姑娘一下子就能嫁得出去，上學的錢和以後掙的錢都歸了別人。”
“她可以答應我們不嫁人。”五郎提出。
“必須上學的是男孩子。”龜次郎說，“雖然我弄不明白你和忠雄怎麼就沒考進傑斐遜學校，你們難道是笨蛋嗎？你們怎麼就學不會說英語呢？”他用日語生氣地說著。
“求您了。”溫柔的女孩子懇求，“您也看見了，只有那些種植園老闆的兒子們能進好學校。”
龜次郎扭頭看著女兒。她說的理由讓他又驚又氣。
“是麼？”他問。
“當然是這樣。”禮子姑娘答道，“實和茂雄以後也考不進。”
“麥金利學校沒什麼錯。”五郎厲聲說，維護著亞洲人、葡萄牙人和本地土著上的那所教學出色、但擠得像兔子窩似的學校。學校舒適宜人，風氣溫和，即使在教室裡也能驕傲地使用本地混雜土語。島上有為數不少的政治家都畢業於這所學校，然而這裡從未出過商業大亨。在麥金利學校，男孩子要是說一口漂亮的英語，得給人打碎下巴。儘管如此，這所學校還是能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因為學校裡總會有兢兢業業的教師樂於看到像五郎這樣的優秀學生茁壯成長。
“別管麥金利學校了，”龜次郎對孩子們說，“禮子去做哪種工作掙錢最多？”
“讓她先掙三年錢，然後忠雄和我可以去工作，”五郎說，“到那時，她就可以去上大學了。”
“不行，”龜次郎說，“我發現，男孩子們一旦輟學，就不會再回到學校了。禮子必須從現在開始去工作。”
這時，那位沉靜的姑娘忍不住啜泣起來，弟弟們看見她的肩膀不情願地抽動著。五郎已經長成了個五大三粗的小夥子，比父親塊頭還要大，他走到姐姐坐著的椅子旁邊，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父親說得對，”他用英語說，“你得嫁人，你這麼漂亮。”
“我們說日語！”龜次郎不滿地說，“坐下。說說讓她做什麼工作？”
“我可以去做打字員。”禮子說。
“日本打字員掙不到什麼錢。”龜次郎說。
“她能不能去給醫生當助手？”忠雄說。他是個纖弱瘦高的男孩子，比五郎個子高，但不如五郎壯實，“那種工作掙錢多。”
“她沒有受過訓練，咱們也拿不出錢來。”龜次郎答道。他等了一會兒，幾乎不敢把腦子裡想的拿出來公開討論。接著，龜次郎吞了一口口水，說：“我跟石井君說過，他說……”
“求求您，父親！”男孩子們插嘴，“不要給石井君工作！如果你聽聽他怎麼說的……”
“石井君是個笨蛋。”禮子姑娘笑起來，“大家都知道。”
“咱們家欠著石井君的人情。”龜次郎堅定地說。他老是說這句話，但他從來不給孩子們解釋，那個行蹤詭異、一年比一年奇怪的矮個子是怎麼讓他們家欠下了人情的。
“石井君說，日本人掙大錢的唯一方法……”他故意停下不說了。
“偷錢！”五郎用英語開玩笑，父親猜出了大概是什麼意思，但不知道確切說的是什麼，所以並不理會。
“石井君會借我一筆錢，”龜次郎興奮而緊張地說，“我要在水手們常去的旅館大街開一家理髮店。所有的理髮師都是女孩子。”
四個男孩子好像被恐懼攥住了脖子似的，慢慢轉過頭去看著漂亮的大姐。坐在一旁的禮子看著正在淘米的母親，沒有說話，可臉上卻漸漸失去了血色。她明白，自己接下來的命運不是大學，不是護士，也不是打字員，她要成為理髮小姐。禮子知道，旅館大街已經有了一家有理髮小姐的理髮店，男人們趨之若鶩。不管誰是老闆，一定都發了大財。姑娘們可以拿到小費。
“可是，姑娘們從哪兒來？”禮子默默地想，“那些姑娘在文法學校裡可沒見過。”
“我問過石井君，可不可以讓他女兒千鶴子來幫忙，”龜次郎說，掩飾不住聲音裡的希望，“他答應了，但是要我仔細看住她，不讓她跟陌生男人混在一起。長谷川留美子也會給咱們幹活，這樣就有了三張椅子，我來負責掃地、擦鞋，咱們應該能掙不少錢。”
五郎突然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哭了起來，把大家嚇了一跳。
父親問：“怎麼了？”
十六歲的少年嗚嗚咽咽地說：“禮子是我們幾個裡面最出色的。”
“那她就應該願意幫助弟弟們讀書。”龜次郎靜靜地說。
現在，正在角落裡做飯的母親發話了，她說：“日本姑娘的責任就是幫助家裡。我年輕的時候幫助過我家裡，這讓我成為更好的妻子。要是禮子努力工作，掙到錢，她就會更感激以後的丈夫給她錢用，讓她撫養自己的孩子。這是她的責任。”
“可是，竟然去做理髮小姐！”五郎邊哭邊喊。
“理髮小姐掙錢更多。”母親說。
五郎衝到姐姐跟前，摟住了她：“我當了律師之後，要掙一百萬美元。”他用急促的英語說，“全都給你。”眼淚從他臉上流下來。接著，在學校成績特別出色，但也比不上跟他一個班級的姐姐的忠雄也哭了起來，兩個知道姐姐一直夢想成為教師的更小的弟弟也哭開了。這下龜次郎受不了了。做出這個殘酷決定的人必須是他，龜次郎發現，自己的臉頰上也沾滿了淚水。
唯一沒有哭的是酒川太太。“這是她的責任。”她對顫抖著的男人們說道，剛說完，酒川太太發現自己美麗的女兒眼睛裡也噙滿了淚水，她再也忍不住了。這副重擔實在是太重、太難承擔了。酒川太太把五個孩子摟在懷裡，也哭了起來。
酒川龜次郎的理髮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恰巧開在美國駐夏威夷的軍事基地剛剛開始蓬勃發展之時，珍珠港海軍和史高飛軍營的陸軍小夥子們全都湧到旅館大街來，讓當地藝術家文身，讓女理髮師給他們刮臉。但龜次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給他看店的三個水靈靈的日本漂亮姑娘。她們都是橄欖色面板、黑頭髮、眼神柔和的年輕姑娘，這讓穿著硬邦邦、刻意把白色軍服保持得很整潔的小夥子們神魂顛倒。男人們走進來簡單修修鬍子，其實他們是為了看看姑娘們。理髮小姐，再加上還是個日本小姐，這讓他們覺得特別來勁兒。不久，熟客們就開始懇求這幾個漂亮姑娘跟他們出去約會了。
這時候龜次郎就干預進來了。這家小理髮館剛剛成立的時候，龜次郎就教給姑娘們怎麼用剪刀扎那些想摸她們大腿的傢伙。他還給她們演示，對付最難對付的求愛者，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看他們又要求愛，就在他們臉上放一條熱毛巾。他鼓勵姑娘們，讓她們在那些沒完沒了的騷擾者的臉上用剃刀劃個小口，尤其是在耳垂上，因為那裡會不停地出血。但這個小把戲有時候會適得其反，因為姑娘們老是感到懊悔，所以特別仔細地給受傷的顧客包紮傷口，給他塗上止血劑，還用甜美的聲音問他們：“疼不疼啊？”結果這些男人反而愈挫愈勇了。
每天一打烊，旅館大街外面總是有遊手好閒的傢伙等著姑娘們。龜次郎把理髮師們編成一支小小的隊伍，領著她們一起走到坂井姑娘家，自豪地喊：“坂井君！你女兒回來啦，好好的，一根頭髮都不少！”他接著又走到長谷川家，喊道：“留美子回來啦！好好的，一根頭髮都不少！”到了自己家門口，龜次郎也總是告訴妻子：“咱們姑娘安全地回家啦。”日本人社群對龜次郎的出色行為讚歎不已。大家都說他的禮子姑娘是個傑出的理髮小姐。
時光荏苒。1938年，五郎在麥金利高中讀到最後一年的時候，一枚真正的重磅炸彈在酒川家炸開了，這個突如其來的事件讓全家人嚇得喘不過氣來。那是7月底的一天下午，三個穿著藍襯衣的男人來到卡卡阿克的家裡，問道：“酒川先生，忠雄在哪裡？”
順子不怎麼會說英語，她回答：“忠雄，他不在。”
“他什麼時候回家？”一個白襯衣、領子漿得硬硬的傢伙問。
“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
“轟多尼，轟多尼【7】！”她點點頭，“肯定回來。”
“你讓他在家裡等著。”那幾個人說，要是他們當時笑笑的話，酒川一家的焦慮心情肯定會大大緩解，但他們沒有笑，因為酒川太太被繁重的工作壓彎了腰，臉上也全是皺紋，她的樣子把他們也嚇壞了。他們瞪著她，她也瞪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