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村高夫（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731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是日本現代史上難以抹去的汙點。《惡魔的飽食》於1982年出版，把它的內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給許多人以強烈的衝擊。接著，根據從美國方面取得的資料出了第二集。後根據在中國的實地調查出了第三集，構成三卷本。爾後又出了修訂本。迄今，這套書產生了種種影響，它對歷史學的貢獻是極其重大的。一位推理作家透過“兩人協作”，投入莫大的能量，進行採訪和挖掘從未問世的資料，填補了歷史的空白，這種做法迫使歷史學家對自己以往採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做出深刻的反省。
本書（第二集）主要是根據美國方面的資料來揭露731部隊內幕的。第一章描寫了1945年8月日本戰敗前夕，731部隊為了消滅證據，炸燬平房的建築，屠殺全部在押的“馬魯太”的事實。第二章是從1947年美國和蘇聯圍繞著獲取該部隊細菌戰研究成果展開爭奪戰開始的。美國採取了以免除部隊長石井四郎等人戰犯的罪責為代價，壟斷全部人體實驗研究成果的方針。盟軍與美國之間往來的秘密檔案，生動地顯示出美國對蘇聯提出的審訊石井等人的要求百般阻撓，企圖獨佔研究成果。這樣，到1947年秋，美國成功地進行了“排除蘇聯參加的”審訊，（1947年12月12日）提出了一份調查報告，被稱作“費爾報告”。作者在追查的過程中，發現諾伯特·H·費爾曾經訪日，對部隊人員進行過調查，是一位“重要人物”，接著又追查出調查時的翻譯。進而，第三章在底特律克堡發現“湯普森報告”（審訊石井四郎的報告），收錄了其大部分內容，並附上了詳細的解說……不斷挖掘出資料的過程，一直吸引著讀者。
美國對731部隊的調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開始進行。到1947年11月為止，斷續進行調查達四次之多。來日本進行調查的負責人，從第一次開始，其順序為：馬裡·桑德斯、阿沃·T·湯普森、諾伯特·H·費爾、埃德溫·V·希爾。他們在盟國佔領軍司令部麥克阿瑟和威洛比（第二參謀部部長）的全面協助下，審訊了有關人員，並將調查結果（除桑德斯外）報告給美國國防部化學戰部部長。其中，記錄有關活體實驗的都在I947年以後，即第三次調查的“費爾報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調查的“希爾報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桑德斯報告”（1945年11月1日）和“湯普森報告”（1946年5月31日），由於被審問的部隊人員徹底隱瞞，就活體實驗問題沒有提出報告。
可是，本書（第二集）是作者沿著挖掘美方資料的過程寫成的，所以各種報告，是按照希爾、費爾、湯普森順序出現的，實際上和報告形成的順序恰好相反。另外，由於作者判斷“桑德斯報告”沒有“湯普森報告”那麼重要，所以沒有提及。當然，關於“費爾報告”的內容，本書出版時，尚未查清，所以未做記述。於是，在這篇解說中，我想把後來查明的事實補充進去，以完整地顯示美方資料並說明這些資料在其中所處的地位。
1945年8月配屬於菲律賓化學戰部隊的馬裡·桑德斯，奉麥克阿瑟總司令的命令調查731部隊。同年8月下旬，他作為美國陸軍太平洋部隊科學技術顧問團的一員訪問日本，和哈利·揚格斯一起著手開始調查，在九、十月間先後審訊了陸軍軍醫學校、參謀本部、陸軍醫務局以及731部隊有關人員，但是，由於石井四郎（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戰爭結束任731部隊長）正在潛藏中，而北野政次（1942年～1945年任部隊長）尚未回到日本，所以未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調查報告，以“日本科學情報調查報告1945年9月、10月第5卷細菌戰”為題，於1945年11月1日提出“桑德斯報告”的附錄中有對9個人的審訊記錄。在這些記錄中，部隊有關人員雖把活體實驗這個最重要的部分隱瞞了，但是，卻詳細供述了731部隊的組織機構和實驗內容。
審訊時的翻譯是在美國留學的內藤良一。後來，在接受朝日新聞記者採訪中，桑德斯對“何時同731部隊人員首次接觸”的提問回答說：“開始調查後，不久，內藤博士來當翻譯，開始時，我不知道內藤曾是731部隊的幹部。現在回想起來，是誰叫他來的，真不可思議。後來，內藤博士當了綠十字會的社長。”（《朝日新聞》，1983年8月14日）接著，桑德斯這樣說道，“深夜，趁內藤不在，731部隊的幹部及年輕計程車兵們悄悄地到我這裡來，有的人送來了細菌炸彈的設計圖，大家都要求我不要把他們當作戰犯。（內藤）不太合作，反而在試探我。大約一個月左右以後，我告訴他說：
‘這樣，我不得不委託別人來進行嚴厲的審訊了。’於是，當天，他徹夜趕寫出報告，送到我這裡。根據這一報告，我才掌握了整個情況，並能依照名單逐個審訊部隊的幹部們”。
徹夜趕寫出來的這份報告（只寫1945年9月寫，沒有日子）交給桑德斯儲存下來了（《每日新聞》，1985年12月7日晚刊）。報告的一開頭，內藤寫道：“為了對閣下的調查做出真摯的努力，我把我所知道的有關細菌戰的全部情況都告訴你。作為一名科學家，我認為這是我的義務。”他介紹了部隊以天皇為首的組織機構示意圖，石井、北野部隊長的姓名以及構成哈爾濱部隊的八個部及其任務等。他向神林浩（軍醫中將、陸軍省醫務局局長）談到提供這些情報一事，神林說：“我曾努力爭取參謀本部的批准，但是尚未批下來。”他又寫道：“我非常害怕我的這一行為，也許會同我們參謀本部發生對立。我希望閣下閱讀後，立即銷燬。我還希望這些情報不僅對參謀本部，而且對神林也要保密，並希望閣下能夠理解，我提供這些情報，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提供了這種情況，我必會被害無疑。我唯一的希望在於拯救這個可憐的戰敗國家。”由於他感到本身有危險，所以提出了希望銷燬的請求，但是，桑德斯並沒有這樣做，所以，這份報告作為資料而儲存了下來。內藤的這份秘密報告，恐怕是向美方供出731部隊組織系統最早的一份資料。在報告的附錄中寫道：“桑德斯問內藤博士是否把俘虜當作實驗用‘土撥鼠’使用過，內藤發誓說，從沒做過那種事。沒有進行過活體實驗，是虛假的回答。後來，知道了這種情況以後，桑德斯說：‘內藤對我多次發誓說沒有進行過活體實驗，我相信了他的這種說法。誰知道，近來我弄清楚了這件事，受到很大的衝擊。內藤已經死去，但是，他背叛了我。’”（《朝日新聞》，1983年8月14日）桑德斯真不知731部隊搞過活體實驗。
在活體實驗問題上受到欺騙的桑德斯，是透過內藤的報告首次掌握了731部隊的全貌，才可能陸續地審訊部隊的幹部。9月9日在盟軍總司令部，對陸軍兵器行政本部的新美清一就化學武器問題進行審訊。同月27日，在陸軍軍醫學校的審訊中，取得了芥子氣和路易士氣等毒氣治療法的報告（《每日新聞》1984年8月16日）。同月20日，在軍醫學校審訊了出月三郎（防疫室室長）和井上降朝（細菌學教室室長）。得到的回答是：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負責防衛方面的任務，配置在哈爾濱、北京、南京、廣東和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給水部的任務，如同招牌上所寫的是防疫給水。而對於細菌戰武器及其研究，一無所知。對桑德斯來說，“這雖是關於細菌戰問題最早的審訊，但這種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出月等人不僅沒有供出日本軍醫學校與哈爾濱(平房）731部隊的關係，而且連進行過攻擊性細菌實驗也未交代。10月1日再次審訊細菌戰防禦負責人井上降朝時，他說，軍醫學校的研究記錄在遭受空襲中90%以上業已燒燬，巳不可能找到。但是，到了11月，新潟支部送來了記錄的複製件，弄清了遺留下來的問題。1988年8月，山中恆先生髮現了《陸岸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中的第二部10號至947號，共61冊（《朝日新聞》，1988年8月21日）。報告包括大量培養霍亂、鼠疫菌以及大量提煉河豚毒等內容，揭露出隱藏在731部隊後面的防疫研究室的真實情況。此外，《研究報告》中包括了石井四郎於1940年3月30日在軍醫學校召開軍醫藥物學會議上所作的演講記錄（第99號）。據此，認定固定防疫機構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哈爾濱部隊長石井四郎，在編人員為1836人，1936年8月11日組成），除此之外，還有五個機構：華北防疫給水部（北京）、華中防疫給水部（南京）、華南防疫給水部（廣東）以及“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給水部研究室”（部隊長石井四郎，東京在編人員310人，1933年4月1日組成），從而弄清了東京防疫研究室和防疫給水部的關係。另外，還有22支機動防疫機構，其中一支就是參與諾門坎事件的加茂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在編人員為995人，1939年6月21日組成，已復員）。
由於對陸軍軍醫學校有關人員的審訊“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桑德斯又審訊了陸軍省醫務局局長神林浩和海軍省醫務局局長保利信明。在9月25日的審訊中，神林給桑德斯留下了“非常合作的強烈印象”。事實上，10月2日他提供的731部隊的基本資料：即部隊的規模（本部、支部的駐地）、命令系統圖、部隊任務、本部組織機構圖（731部隊（平房）各部部長姓名以及牡丹江、林口、孫吳、海拉爾、大連各支隊的支隊長姓名），還有疫苗和血清的生產能力等，給人的印象是“在整個日軍中細菌研究只不過是沒有價值的小規模”而已。沒有提出超過防禦性實驗的資料。內藤良一在10月6日的審訊中最早說“平房研究所的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將細菌戰武器作為實戰武器來研製的”。同時，結合示意圖說明在平房建立這支部隊的經過，以及“宇治”型炸彈、“波”型炸彈、“呂”型炸彈和母子炸彈等細菌武器的種類，桑德斯評價說：“這是初次揭示了日軍細菌戰計劃的規模”，“今後的課題在於能否取得這些資料”，從而產生了獲取這些資料的積極性。10月7日又就各種炸彈詳情審訊了金子順一。金子是一個到1941年為止在平房工作了三年半，後來又調至東京軍醫學校工作的人物。
1945年10月8日，增田知貞從哈爾濱回到東京。審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開始摸到部隊的核心部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增田是石井四郎的心腹，如果日本沒有戰敗的話，繼石井、北野之後，他會成為731部隊的第三代部隊長，是一個了不起的幹部。10月9日，增田在接受桑德斯審訊時交代說，“在731部隊秘密地進行細菌戰的研究”，“研究攻擊性細菌戰的部門為了保密，相互之間是不能進行協作的”。從增田的經歷來看，在軍醫學校任教官（1931-1932年，1941-1943年）和在731部隊（1937-1939年，1945年4月至戰爭結束）工作，是交叉在一起的，說明平房的部隊和東京的軍醫學校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由於增田患急性瘧疾，使第一次審訊陷於中斷。三天以後的10月11日和16日又進行了審訊。增田本人吹牛說：“只有石井和我，才瞭解有關細菌戰活動的全貌。”（10月8日）增田的口供成了“桑德斯報告”的核心。也就是說，他詳細地供述了在平房用於實驗的病原體種類、培養基、大量生產的方法、生存能力的研究、水井汙染、動物實驗、細菌噴霧（煙霧劑）、從飛機上直接撒佈以及部隊感染事故等有關情況和在實驗中使用的病原體腸傷寒菌、副傷寒菌、赤痢菌、霍亂菌、鼠疫菌、炭疽菌、馬鼻疽菌、破傷風菌等，以及在炸彈的野外實驗中，使用了靈菌和炭疽菌兩種等情況。另外，還供認在炭疽菌的研究中，兩年內共使用了100匹馬、500只羊。他初次供稱，平房的研究費，1944年度為600萬日元；部隊人員數1939-1940年期間，最大規模時多達3000人，1945年部隊崩潰之前為1500人。這樣，於11月1日提出了“桑德斯報告”。
“桑德斯報告”總結了上述兩個月審訊的情況。報告說，細菌戰的中心機關設於平房，最多時擁有3000名部隊人員，其重點放在製造實戰用的細菌武器，研究過8種特殊炸彈，尤其徹底研究了“宇治”型炸彈，曾在野外進行過2000多枚的實驗。但是，在這裡沒有交代在安達進行野外活體實驗的事實；同時，報告的“結論”中認為，日本細菌戰計劃未能製造出實用武器，而且還指出，即使手中掌握了細菌、化學武器，但由於擔心美國用細菌、化學武器進行報復，所以，沒有用於攻擊（作戰）。
桑德斯生病回國以後，盟軍總司令部查到了潛伏在千葉縣的石井四郎，把他帶到東京。1945年底至1946年初，石井和盟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易（所謂“鎌倉會議”），以換取細菌戰情報為條件，盟軍司令部免除731部隊有關人員的戰犯罪責。關於這件事，石井本人曾向若干人說過。免除戰犯罪責一事，早在1945年秋麥克阿瑟、威洛比和桑德斯三人就巳做出決定。桑德斯在接受記者採訪，回答“你是否知道免除戰犯罪責的交易”的提問時說：“是的，那是1945年秋天，我和盟軍總司令部的上司威洛比少將進行商談之後，兩人一起來到了總司令辦公室。我們坐在麥克阿瑟兩旁。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交談的內容。威洛比說，如果不保證不追究他們的戰犯責任，就不能順利地查明731部隊的情況，是否可以由桑德斯中校出面做出這一保證呢？麥克阿瑟回答說：‘可以這樣做。’威洛比問：‘桑德斯中校可以說是您的意思嗎？’麥克阿瑟（默不作聲地點了點頭）。”為了接辦桑德斯的調查工作，底特律克堡的阿沃·湯普森來到日本。他從1946年1月11日起至3月11日為止，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這就是第二次調查。湯普森的調查，瞄準在石井的審訊上。對石井的第一次審訊是1946年1月17日在東京進行的，直到2月25日，期間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審訊。1月9日，另一個部隊長北野政次獨身從上海乘美國飛機回國後，對他每週進行一次審訊。對石井的審訊，作為“關於日本細菌戰活動的報告”，於1946年5月31日提交給化學戰部隊長。這個“湯普森報告”收錄在本書第三章和資料一中，已有詳細說明，在這裡予以省略。但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不僅隱瞞了進行活體實驗的事實，而且有關731部隊的其他情況，也作了謹慎的供述，使之不超越“桑德斯報告”的內容。這一點有必要加以注意。
對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調查，是以1947年初蘇聯要求允許審訊原部隊人員開始的。國際檢察局1947年1月7日打電話給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說，蘇聯代表要求批准他們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進行關於細菌戰的審訊。過了兩天，烏西里耶夫（蘇聯副檢察官）發出了致威洛比（第二參謀部）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說，731部隊進行細菌研究，其實驗的結果殺害了許多人。為了就這一問題提供證詞，希望審訊石井四郎、菊池齊（第一部細菌研究部部長）、太田澄（第二部實戰研究部部長）等三人。1月15日9時起，在東京陸軍省召開了包括來自美國和蘇聯和翻譯在內的7人會議。在會上，蘇聯斯米洛諾夫內容充實的說明，使美方驚歎不已。他說在平房的731部隊中，進行過細菌戰的大規模實驗，殺害了2000人，還說在安達有一個野外活體實驗場。這一情報是關押在蘇聯的兩名原731部隊人員提供的。斯米洛諾夫這樣說道：“在平房，他們把人關押在監獄裡。為了提供研究所製造的各種培養菌效力的資料，以各種方法使這些人感染——或者以密封汽車送往安達，把他們捆在木柱上，以種種方法讓他們暴露在從飛機上投炸彈和透過噴霽擴散撒佈的細菌之中；為了對犧牲者進行觀察，又把他們帶回平房……日本人殺害了2000名滿洲人和中國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這些都同石井將軍、菊池大佐和太田大佐有關係。”
提供這一證詞的是拘留在蘇聯的兩名原部隊人員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川島是該部隊第四部細菌製造部部長，柄澤是第四部細菌製造班班長。斯米洛諾夫說：“我們原來以為這一證詞的內容是毫無道理的，所以請蘇聯的細菌武器專家（對川島和柄澤）再次進行了審訊，並對平房廢墟進行調查，確認了這一情報。”
以川島和柄澤等原部隊幹部的口供為契機，蘇聯向美國提出了審訊石井等人的要求。美國開始對活體實驗進行調查，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在1949年12月蘇聯舉行的哈巴洛夫斯克審判的公審記錄上留下了川島、柄澤等12名被告的審訊記錄和法庭上的證詞。正像在本書第一集中描寫的那樣，他們生動地供出了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實際情況。哈巴洛夫斯克法庭的公審記錄，是蘇聯非公開的審判（實際上是公審，有許多市民進行了旁聽。《朝日新聞》1989年10月4日、1990年2月5日）。有人對被告的證詞內容的可靠性提出疑問，但是，美國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審訊，完全證實了哈巴洛夫斯克審判記錄。不消說，美國並非意識到這一點才進行調查的，也並不是為審判石井等人的戰爭犯罪而進行調查的。歷史的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免除石井等人的戰犯罪責，是為了以此換取731部隊活體實驗的全部技術成果。其目的在於：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收集細菌、化學戰的情報。因此，“費爾報告”、“希爾報告”中的審訊內容極其詳細。這些詳細的報告，結果有力地證實了哈巴洛夫斯克審判中被告證詞的內容，這可以說是歷史的諷刺。本書第一集使用了哈巴洛夫斯克審判的記錄，又根據美方的資料寫了第二集。如上所述，兩者具有國際上相互論證的關係。
但是，根據斯米洛諾夫的報告，則不得不說美國在以往的桑德斯和湯普森進行的兩次調查中，在活體實驗問題上完全受騙了。感到十分困惑的盟軍總司令部和美國本國（華盛頓陸軍部聯合參謀總部）之間，圍繞著如何對付（蘇聯提出的）審訊石井等人的要求頻繁來往秘密電報。如上所述，美國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話，不讓蘇聯審訊石井等人，而由他們自己再次進行審訊，以獨佔活體實驗的成果，這是自不待言的。麥克阿瑟於1947年2月10日再次致電陸軍部參謀總部，要求就是否應允許蘇聯審訊石井等人問題做出判斷。儘管蘇聯連日進行催促，但是（美國）本國一直沒有覆電，處於無法答覆蘇聯的狀態之中。至3月21日美國才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發給麥克阿瑟（W94446）。同時，威洛比於3月30日發出致撒克斯頓上校的檔案。4月10日約翰·B·克里上校發出了致對日理事會蘇聯代表德爾畢揚柯的電報，通知說，不能把石井、太田交給蘇聯。
這樣，諾伯特·H·費爾於1947年4月16日抵達日本，開始進行為期約兩個月的關於“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調查。到1947年2月為止，盟軍總司令部和第二參謀部（G2）收到了主要是原731部隊人員的許多匿名信，也有人通告他們在平房進行過活體實驗。費爾抵達日本以後，同意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的看法：即認為這些信件可靠，有必要再次審訊原部隊的幹部。於是，立即開始進行調查。在四五月間，費爾在審訊中，當然包括蘇聯要求審訊的石井、菊池和太田等人，此外，還包括了龜井貫一郎、荒卷廣戶、增田知貞、金子順一、內藤良一、村上隆、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在本書中，據審訊石井時擔任翻譯的U·U先生說，在1949年6月左右（無準確的月日記錄）費爾於5月8日、5月9日兩日審訊了石井，把龜井稱作是一位全面協助調查的一位“有影響的日本政治家”。其間，讓19名細菌戰研究骨幹用英文寫出了細菌、化學方面的人體實驗報告。這一報告共60頁，記述了利用炭疽菌、鼠疫菌、腸傷寒菌、斑疹傷寒菌、赤痢菌、霍亂菌等進行活體實驗的情況。編寫這份報告花費了1個月的時間。歷時9年之久的滅絕穀物研究問題，由八木澤和濱田提出了10頁的報告。此外，還有細菌炸彈、利用噴霧撒佈細菌的報告（可能是在安達進行的實驗），對對於中國人進行的12次野外實臉、氣球炸彈，對家畜進行的細菌、化學研究也進行了調查。
費爾回國以後，於6月20日由底特律克堡向化學戰部隊長提交了一份“關於日本細菌戰活動的新情報概要(英語寫成，共11頁）”。這相當於“費爾報告”的概論部分。迄今，尚未找到這個60頁的英文報告，也未找到“費爾報告”。也有人認為，只要未找出這一報告，就無法依靠美方的資料來弄清活體實驗的情況。但是，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順便說一下，四次報告的形式都是有相當於總論的部分，接著是分論，包括單個調查、審訊記錄或附錄補遺。相當於總論的部分，是分論的要點或者概要，有的還包括了結論。費爾在6月20日的報告中寫道：“凡沒有加以特別說明者，本報告所列資料，全部都來自對人體的實驗。60頁英文報告的摘要，詳細地介紹了對上述炭疽菌、鼠疫菌等問題的審訊結果。對石井四郎的審訊，是在5月8日、5月9日進行的。讓石井在上述60頁英文報告之外另寫一個報告，說明石井將軍20年來在細菌、化學領域中的經驗概要，估計7月10日可以取得。”但是，這個報告實際提出與否，現在無法確認。同樣，20名原部隊人員正在寫有關駐長春的“100部隊”（關東軍軍馬防疫廠）的報告，原定8月底可以取得，但是究竟結果如何，也未得到確認。
在“費爾報告”中說，獲得了8000張顯微鏡用標本。細菌戰用的病原體是利用200多名死者製成的。這些標本秘藏在寺院或日本南部的深山裡。我們看到並巳經取得了這些標本印刷品。同時，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麥克爾上校已將它裝船，“在極為良好的狀態下運抵美國”（費爾6月22日信函）。在製作這些標本時，請來日本病理學專家，讓他們從事整理標本內容、實驗說明以及病歷等方面的作業。“費爾報告”的結論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種報告之後，我們能夠進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審訊。在大量生產、氣象學研究以及實戰用武器方面等，我們顯然比日本高出好幾檔……然而，活體實驗方面的資料，如果把它同我們及聯合國動物實驗的資料聯絡起來使用的話，那將是非常有價值的。病理學研究和人類疾病方面的其他情報，對於研製炭疽菌、鼠疫菌、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嘗試也許很有價值。”
為了擴大費爾對活體實驗調查，“分析各種報告之後進行特定的審訊”，埃德溫·V·希爾和約瑟夫·維克托於同年10月28日抵達日本。希爾從10月29日至11月25日進行了審訊調查。其結果於1947年12月12日向華盛頓國防部化學戰部隊長奧爾頓·C·維特提出了“關於細菌戰調查的概要報告”。正如報告中記載的那樣，先後審訊了研究噴霧的高橋正彥、金子順一和研究斑疹傷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兩人，還就25種細菌審訊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貞等共22名醫生。報告中寫道：“被審訊者主動地提供情報這一點是值得注目的。在審訊中，沒有人提出免除戰犯罪責的要求。對於石井四郎同美國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檔案保證石井及部隊人員免除戰犯罪責的話，他們就詳細地供述細菌、化學戰研究計劃，圍繞著細菌戰情報是否作為戰犯的證據問題，最終美國本國於9月8日致麥克阿瑟的電報中，傳達了下述事實：‘為了安全保障，不應追究石井與有關人員的戰犯罪責，也不應留下許諾，而應按照以往的方法，一個不漏地獲取全部情報，務必繼續進行工作。’”
“希爾報告”在“各項結果”的專案中一開頭說：“在日本細菌戰報告中，我們不僅獲得了有關以前提出的主題追加情報，而且還收集到日本徹底研究過，但尚未報告的許多有關多種疾病的情報。”強調不僅獲得了費爾調查的追加情報，而且還收集到了許多費爾沒有報告過的關於利用細菌進行活體實驗的新情報。本書雖然沒有收錄在內，但在費爾的調查中，“業巳報告過的”有炭疽、噴霧（煙霧劑）、霍亂、馬鼻疽、鼠疫植物疾病、沙門氏菌、孫吳熱、破傷風、腸傷寒、副傷寒；“沒有報告過的”有肉毒桿菌、布魯（杆）菌、消除毒氣、河豚毒、瓦斯壞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天花、森林壁蝨腦炎、肺結核、野兔病、恙蟲病等。在總論之後，還附有相當於分論的按細菌分類的69頁審訊記錄，本書巳將其部分要點收錄進來。這些單個的審訊記錄中，有的還記錄了在活體實驗中死亡的人數。在審訊記錄中技術上的詳盡程度令人吃驚。美國究竟為什麼要做如此詳細的審訊，那就不言而喻了。
本書在第二章中指出的問題，集中體現了對活體實驗審訊調查的目的，這一點尤為重要。也就是說，“希爾報告”是作為“由注射細菌性傳染病的病原菌而顯示的人體患病率的結果而得出的”情報，“關於活體實驗受到的良心譴責，我們在實驗室裡是沒有的”，“獲得這些資料所花的費用為25萬日元”，而“日本科學家們花費了數百萬美元和數年的研究才能取得。我們以極為便宜的‘零頭’就取得了”。這樣，透過美方的調查，731部隊活體實驗的研究成果一點不漏地全部到了美國人的手裡。
以上證明了出現在《惡魔的飽食》（第二集）中的美方資料在美國整個調查中的地位。同時，再次確認本書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研究工作受到制約的條件下，挖掘和選擇出了極其超前的資料，並進行了卓越的分析。本書透過731部隊人員的供述，說明活體實驗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而美國方面以免除石井等幹部的戰犯罪責為條件，為獲取活體實驗的成果不遺餘力。這已為龐大的美方資料所證實。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本書對歷史學家也提出了忠告。他們首先必須向許多讀者說明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恐怖，同時讓他們重新下定決心，必須防止它的重演[本稿的出處全部省略，但可參閱松村高夫、金平茂記著《〈希爾報告〉——關於731部隊活體實驗的美方調查報告》（上），《三田學會雜誌》，199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