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居民都有好記性，凡是住過小鎮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我媽媽遇害時，很自然地，鎮上的人首先懷疑爸爸是兇手。可因為遲遲找不到真兇，案子也變成了懸案，一直沒有破，於是，爸爸只能揹著黑鍋度過餘生。
那年，我才十一歲，姐姐露西十四歲。我們的家住在小鎮的南端，那是一幢又髒又破的小木屋。
小時候，我們家徒四壁。一個火爐是我們家唯一取暖的東西。雖然它佔據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間，但卻沒有讓我們的家變得更暖和。
爸爸的職業是油漆匠。即使在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他憑藉著油漆手藝，仍可以養家餬口。可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時常掙扎在忍飢挨餓的邊緣。
爸爸在小鎮上的人緣不錯，尤其是和女人，他有許多紅顏知己。爸爸並不是一個英俊的男人，但我猜他一定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爸爸個子很高，四肢纖細瘦長，腦袋卻大得不相稱——寬闊的額頭，尖尖的下巴，一頭濃密的棕色頭髮，烏黑的眉毛卷曲著。在我小的時候，我很害怕他的眼睛，他那對從彎曲的眉毛下向外窺視的黑色小眼睛，常常讓我不寒而慄。
媽媽在我記事以前就死了。在我的記憶裡，媽媽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雖然爸爸和媽媽的結婚照被鑲在銀色鏡框裡，並擺放在收音機上，可是我很難把照片上那位苗條、漂亮的女子和我記憶中的媽媽聯絡起來。我記憶中的媽媽比較胖，因為我清楚地記得，她的手指上戴著一枚金質婚戒，那細細的戒指幾乎嵌進她的指頭。
我記得媽媽被謀害的時候是在三月初，是大地回春、萬物復甦的季節。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找到爸爸，請求他允許我們看電影。沒想到爸爸欣然同意了，因為以前爸爸總是說，不要把錢浪費在那種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但那晚，爸爸比平時寬容了許多，我和姐姐一開口，他就答應了。他給了我們買票的錢，我和姐姐高高興興地去了。那部電影叫《英勇船長》，以至於之後的好長時間，我都不敢再看斯賓塞·崔西的電影。不過姐姐卻一點兒也不在乎。
大約在晚上九點五十，我和姐姐看完電影，從鎮中心步行大約一里路回家。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天氣有些寒冷，南風迎面刮來，我和姐姐不得不每走幾步，便背過身去，用戴手套的雙手遮住臉，倒退著行走。
當我們轉過一個拐角，遠遠地看到自己家的時候，我和姐姐感覺到彷彿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似乎有許多人在那裡圍觀，還有警察。
“難道是唐·金家出事了？”姐姐不住地猜測，“他一定又喝醉了吧？不應該啊，他妻子平常不報警的。”
而我的腦海裡則充滿了不祥的預感。那些圍觀的人群，嘈雜的聲音，一閃一閃的紅燈，都使我感到深深的恐懼。
當我們走近一點之後，我發現許多人站在我們家的門口。在微弱的星光下，人群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注視著我和姐姐，我們開始快速朝家裡跑去。
我們跑到家門口時，鄰居們正在七手八腳地把我媽媽抬出來，送到救護車上。鄰居的胖太太一把將我摟住，把我的臉擋在她寬大、柔軟的胸前。
我聽見姐姐在尖叫，她試圖掙脫胖太太家的雙胞胎男孩兒，他們在阻止姐姐撲向媽媽——媽媽正被醫護人員抬走。
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當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當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鄰居的胖太太來我家借糖，準備做巧克力軟糖。她敲了幾下門，卻沒有人應答。胖太太推開了虛掩的門，卻意外地發現，媽媽正躺在臥室的門邊，已經斷了氣。當她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她的尖叫彷彿要讓屋頂都塌下來。幾分鐘後，當爸爸趕回家時，救護車已經到了，可一切都晚了。
警察把爸爸帶走，進行調查。不過爸爸拿出了所謂的“不在場證明”。他先去蓓蕾咖啡廳喝咖啡，後來又去阿福撞球場玩撞球，最後，他還去了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兩杯啤酒。每個地方都有目擊證人，證明爸爸並不在兇案現場。
但是，在這個晚上，爸爸仍然有許多機會可以回家下手。於是，小鎮上開始出現了許多非議。許多居民認為，那晚他之所以答應讓我們姐弟看電影，是為了支開我們，以便作案。但他們也沒有十足的證據。
當時，只有一個人認為爸爸是無罪的，他是一個新來的警察，但沒有多少人贊同他的看法。因為警方在驗屍的時候，發現媽媽的一隻手被兇手砍掉了。媽媽的手一直沒有找到，誰也不知道它去了哪裡。而那位新來的警察認為：兇手一定是個性變態，是他殺死了媽媽，並砍掉了她的手，因為兇手一定有“戀手癖”。
“你一定聽說過有‘戀足癖’的人，”那天我聽見他在對警長說，“還有的人是‘戀物癖’——他們瘋狂地喜歡女性內衣……”
這些新名詞對警長來說，從未聽說過，其他人也沒有聽過。大概多少年後，他們也不會聽說這些詞彙。
儘管這一觀點沒有引起多數人的共鳴，但新警察仍然堅持自己的判斷：“兇手肯定是個有‘戀手癖’的人！”
這樁兇殺案還有其他的疑點：雪地上沒有留下任何足跡；此外，家裡放著的一把祖父做的木柄切肉刀也不見了，警方一直沒有找到。
由於沒有一點頭緒，這個案子不了了之，被淹沒在時光的塵埃之中。最後，沒有任何人被指控。我經常在心裡想：假如爸爸被警方指控，然後再被宣判無罪，也許會洗脫他身上的嫌疑。可現在，幾乎全鎮的人都認定爸爸是殺害妻子的兇手，儘管人們當著爸爸的面不說什麼，但是，人們彼此心照不宣。
媽媽離開我們之後，我和姐姐的生活更加困頓了。在家裡，我們倆很少和爸爸交談，甚至儘量避開他。但在這樣小的房子裡，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每到夜晚，我和姐姐在做功課時，爸爸總是衝著我們抱怨說，鎮上的人們總是對他冷眼相待。
“人人都認為是我乾的，”他說，“可你們知道，兇手不是我！你們知道的，對嗎？我怎麼能對你們的媽媽做那種事，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爸爸平生從不在乎別人，可如今卻會因為別人的眼色而感到煩惱不安，真是奇怪。媽媽去世以前，爸爸從來不喝烈酒；可現在，他每天回到家後便悶坐一旁，自斟自飲，直到喝得酩酊大醉。夜深的時候，爸爸都會醉倒在床上，雖然他不會打我和姐姐，可他喝醉後的樣子，更讓我們無法接受。
最初，我和姐姐都認為爸爸可能會再婚，因為鄰居們都知道，一直以來，爸爸都對朱迪小姐“有點意思”。朱迪小姐是鎮上學校裡教四年級的老師。“對……有點意思”是我們牧師常用的詞。
記得媽媽還活著的時候，爸爸並沒有過多地表現出對朱迪小姐的好感。有時候，我們去參加鎮上的集會時，爸爸也主動和朱迪小姐打招呼，甚至還試圖搭訕。這時候朱迪小姐總是皺著眉頭，對爸爸微笑著搖搖頭。
媽媽去世以後，爸爸幾次邀請朱迪小姐參加舞會，甚至還買來電影票請她看電影。但爸爸的幾次努力都失敗了，朱迪小姐拒絕了他。
我猜想，也許朱迪小姐心裡對爸爸沒底。畢竟，爸爸身上還揹負著殺害妻子的嫌疑。但無論什麼理由，總之，在一年後，朱迪小姐和一個加油站老闆結婚了。這意味著爸爸永遠沒有機會了。
自此以後，我和姐姐的生活越來越糟糕。姐姐中學畢業後，進入了一家礦工醫院，成為一名實習護士。我知道，她是在等我畢業，然後一起走。因為在很早以前，我們就決定：我們在長大成人之後就離開這個破碎的家。
在我十七歲那年，我從中學畢業了。在畢業前的幾個星期，我已經將我的個人物品裝在一隻破袋子裡——那是我十三歲時在垃圾堆撿來的。畢業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將媽媽的結婚照塞進袋子裡，便不辭而別了。我直接來到汽車站，前往一所鄉村小學——我們的校長安排我臨時在這裡教書。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幸運地考上了大學。我一邊打工一邊讀書，計劃在畢業之後謀求一份正式的教職工作。
我姐姐的事業發展也很順利，她完成了護士培訓課程。不久以後，她出嫁了。三年之後，我也結了婚。我和姐姐的家相距僅五十里。
我們姐弟倆都沒有再見到爸爸——直到他去世，也未與他謀面。
因為要參加爸爸的葬禮，我和姐姐這才回了一次家鄉。
我們回去的時候，他的遺體已經被抬到了位於傢俱店後面的殯儀館，有幾位鎮上的居民來送葬。我們沒有在葬禮上停留多久，爸爸的遺體一下葬，我們就匆匆離開了。也許人們會認為我們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尊重我們。
在參加爸爸葬禮期間，我和姐姐住在旅館裡。即使給我一百元錢，我們也不願再睡在爸爸居住過的老宅裡。不過，爸爸下葬後的第二天，我們還是去了一趟位於鎮子南邊的老宅，整理爸爸的遺物。
我們曾經生活過的小木屋更加破爛了，斑駁的漆殘留在牆上，院子裡長滿了野草，滿目荒蕪。
屋裡散發著黴爛的氣味，幾乎令我們窒息。姐姐開啟窗戶，讓空氣流通起來。接下來，我們倆開始清理屋子裡的雜物。清理出來的一大堆垃圾直接送到垃圾站丟掉，另外一些尚可使用的物品，則捐贈給了“救世軍”。總之，沒有一樣東西是對我們有用的。
“這是什麼？”
在媽媽結婚時買的櫃子頂上，姐姐找到了一個小東西。那是一個破舊的香菸罐，看上去不太大，扁扁的。
“裡面裝的是什麼？”姐姐拿著它在耳邊晃了晃，“裡面有東西在響。”
她擰開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了出來。
我們一起向那東西看去。
它靜靜地躺在那兒，那是一隻人手的骸骨。在小指的末端，我看到了那熟悉的、曾經幾乎嵌入媽媽肉裡的金質結婚戒指。
可憐的爸爸，他總是要物盡其用，但那隻戒指，再也沒有派上用場過。我們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給一個女人，可這，卻讓媽媽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