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父親作為《新湖南報》反黨集團頭目被劃為“極右”，下放湖南師院勞動教養，母親被遣送至衡山勞改。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從報社遷至嶽麓山下兩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費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災害，父親既無儲蓄又無絲毫外援，全家老小掙扎在死亡線上……
南方的夏夜，神秘無比。當紡織娘和天牛之類的小蟲在外面的樹叢裡叫起來的時候，六歲的我又開始夢遊了。廚房隔著天井，裡面黑糊糊的，推開門，就聽見一些可疑的響聲，是一個人在那裡走來走去。我蹲下，將手伸進煤槽，一下子就做起煤球來。天井裡傳來“呼呼”的悶響，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裡趕鬼，月光照出她那蒼老而剛毅的臉部，很迷人。她弓著駝背，作出奇怪的手勢，叫我跟隨她。我摸黑走下廚房的臺階，外婆冰涼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隨著她在我們新墾的菜地邊蹲下，我記得當時我醒了。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細細的幾縷白煙從她頭髮裡飄出，我認定這煙是從她肚子裡鑽出來的。“泥土很清涼。”她嗡嗡地出聲。我摸了摸，的確很清涼。“只要屏住氣細細地聽，就有一種聲音。”她又說。我抬起矇矓的眼睛，看見清朗的夜空裡滿是亮晶晶、藍汪汪的大水滴，一種模糊而清晰的響聲無所不在：“踏、踏、踏……”我記起在白天，我朝山澗的溪水裡扔了一個布娃娃。
“茅廁裡盤著一條蛇。”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她一動也不動，沉思地支著下頜，渾身散發出乾柴草的氣味。
“如果蟒蛇追你，你就要繞到它的後面去，你只要繞到它後面，它就轉不過彎來。我有一個表伯，被一條蟒蛇纏住下半身，他用手心接住傷口流出的血，將衣袋裡的一包雄黃倒進去，蟒蛇舔吃之後，立刻就死了。你要是餓了，我這裡埋著一個飯坨。”她從泥土裡掘出一個植物的塊根，抖了抖泥沙遞給我。我們一直坐到下露。後來我睡著了，看見天上掛著的那些水珠發了瘋地往下掉，整個夜空亮成奪目的一片。早上醒來，發現自己已在鋪上。或許根本就不曾有過什麼夢遊？這事永遠是一個謎。
廁所是山坡上的一個茅棚，離我們的住房有五十米遠，那裡面常年埋伏著一隻蜥蜴。時常，我在夜間硬著頭皮去解手，但總在中途嚇得大哭起來。“崽崽呵，崽崽！”外婆喊著我的小名，“咚咚”的腳步在黑暗裡由遠而近，手中握著燃了火的杉木皮，一下一下划著弧形，還大聲咳嗽，為我壯膽。“你要想一些紅的、亮的、發光的東西。”她用指頭敲著木板門說。紡織娘和天牛在叫，蟋蟀也在叫。蟋蟀的叫聲是黑的，我不喜歡，天牛和紡織娘則是亮的，還有貓頭鷹也是黑的。夏天是亮的，四季中我最喜歡夏天，冬天則是黑洞洞的，有樟腦丸的味兒。
家裡燒不起煤，外婆帶領我和兩個小弟上山去耙柴草。太陽很厲害，林子給曬得“喳喳”作響，松毛蟲動不動就掉在身上。每當我們身上出現一塊紅腫，外婆就連忙朝那腫塊吐一口唾沫，揉幾下即說：“好了。”然後詭詐地笑起來。傷處還是火辣辣地痛。柴草裝滿了籮筐，外婆就坐下來休息。她甩掉額上密密的汗珠，眯縫著老眼打量太陽，然後又開口講起那個老而又老的故事：“我們家裡有個舅舅，從一個和尚手裡得到一件背心，穿上之後冬暖夏涼。”“要是我有一千塊錢，馬上去買一件那樣的背心。”我睜大眼睛，遐想連翩。“那種背心是買不到的，只有法師才有。”
外婆年輕時一定是個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齒很白，很結實，能咬斷細鐵絲。她是異常剛毅的，但周身總是繚繞一種神秘的氣氛。她會在睡下之後突然驚醒，貓著腰去監聽一種不明原因的騷響，還用手中的棍子撥出嘩嘩的聲音。有一次我試著問過她，她眨了眨眼，矢口否認。她認得山上的每一種野菜和蕈類，每天都用我們採來的野麻葉做成黑糊糊的粑粑當飯吃，還叮囑我們：“嚼得越久就越甜，口水裡面有糖。”我試過，果然如此。她給那些菌子取出最好聽的名字：包子菌、涼山菌、紅衫菌、公主菌，等等。靠著這些野菜和菌類，我們才保住了性命，而她，因為絕食和勞累，終於死於水腫病。她躺在我們那個大床上的一角，全身腫得如氣枕，臉如屍布，下陷的兩眼閃出刺人的亮光。她反覆地告訴我們：電燈的拉線開關上站著兩隻好看的小白鼠，正在做遊戲。“下來了！下來了！捉住！”她大叫，眼中淚光閃閃，面孔上冷汗淋淋。在她安靜的時候，她就凝視窗戶上的那片太陽光，帶著笑意問我們記不記得夏天的事。“其實鬼是沒有的，我活了六十歲，從來也沒見過。”她握著我的手說。她的掌心潮潤，發熱，完全不同於往常那種冰涼舒適。臨死前有人送來了補助給她的一點細糠，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們姊妹分吃了。糠很甜，也許是外婆的血，那血裡也有糖。我們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續了小生命。
外婆死了，但我一點也不悲傷，我還不能理解“死”的含義。在我的概念裡，“死”只不過是一件黑的、討厭的事，不去想它就完了。只要火紅的落日從茅廁後面掉下，塘邊升起霧氣，我蹲下來細細一聽，就聽到了那種腳步聲：“踏、踏、踏……”炎熱的空氣發出噝叫，天地萬物都應和著這莊嚴神秘的腳步，夕陽的金門裡竄出數不清的蝙蝠，我的小臉在這大的歡喜裡漲紅了。
到今天我仍然有這個習慣，就是屏住氣凝神細聽，那腳步聲在我的血管裡響起了。經常地，它竟會震昏我的頭腦。
父親戴一副近視眼鏡，做起事來兢兢業業，有板有眼。從食堂買回的缽子飯少得可憐，他便想了一個辦法：用筷子輪流將我們碗裡的飯掏散、搞碎，鬆鬆的竟堆了起來，然後心滿意足地說：“叉起（掏松）又起又是一碗！”每頓飯都不厭其煩：叉。直叉得我們皆大歡喜。喝稀飯則教導我們大家舔碗：“糧食呀，可惜了的。”一輪一輪舔得乾乾淨淨，不用洗碗了。一日，看見他笑呵呵地在門口的太陽光裡朝我招手，用筷子敲得一個茶杯噹噹直響，賣關子地問我們大家裡面是什麼。原來是他用十幾朵南瓜花拌一點點麵粉炸成的丸子，我們一人吃一口，餘味無窮。之後他要反反覆覆地問我們：“好吃吧？”直到我們嚥著唾沫全體作出肯定的答覆，他才為自己的傑作連續好幾天得意。他在屋後種了十幾株南瓜，每天一下班就去照料，不停地澆尿，授粉。結果長得莖肥葉大，卻並不結南瓜，就算結了一兩個也僅只拳頭大。他疑惑極了，反覆地叨唸：“怪事！怪事！”他還種了一片紅薯，蒔弄得更認真。一九六二年我們搬到對河去了，他叫哥哥借板車過河來拖紅薯，還遲疑不決地推想：一板車究竟拖不拖得了啊？要是剩下來，就送人吧？結果哥哥拖回一車紅薯藤，還有一些根。父親看了半天，說：“莫不是有人偷過了？”哥哥肯定說沒人偷，那塊土好好的嘛。那麼，是不是掘得太淺了呢？也不是，有的地方掘了一尺來深呢！又反覆唸叨：“怪事。”等我們吃完他那些好一點的料子衣之後，苦日子已過完了，他還留下一件皮大衣，是三百元買的，他逢人就說：“這是我搶救出來的東西啊！”那時我的肺病越來越嚴重，家裡給訂了一瓶牛奶。牛奶拿回來清清的，摻了不少水，我喝完後父親就在奶瓶裡倒半瓶水，使勁搖，然後一飲而盡，抹一抹嘴說：“牛奶是甜的，有蛋白呢。”他這麼說，我還以為牛奶裡面摻了雞蛋呢。一次他興高采烈地帶回一隻受了傷的小鷹，他告訴我們是撞到辦公室裡給抓住的，這種東西非吃肉不可。但是哪來的肉呀？他又說青蛙也可以代替。於是我們拼命地去找青蛙，等我們找了青蛙回來，他卻把鷹放掉了，說是我們養不活，要餓死的。“它還想來叼我的眼珠呢！”他誇張地說。父親與世無爭，從不與周圍人密切來往，每天坐在桌邊看唯物辯證法著作，圈圈點點。年深月久，他那副銅絲框眼鏡鏽壞了，鏡片掉了下來。他找出一隻小錘子和白鐵片，敲打了一整天，居然將鏡架徹底改造了一番，只是戴上後鏡架前多了兩塊白鐵皮。他並不在乎，對自己的勞動成果十分欣賞，說：“起碼還可以再戴十年！”他果然戴著那兩塊白鐵皮度過了十來年。他有一個表，每天慢半小時，他每隔幾天就拿小剪刀撬開錶殼，用一些特製的工具進行修理。修理來、修理去，與不良現象鬥爭了好幾年，那表仍然時快時慢，打擺子似的。但他毫不氣餒，仍然興致勃勃地幹修理工作，還對人說：“我這隻表是瑞士產的呢！有三十年了，現在這種好表哪裡找去……南下時掉進小河裡，我去撈，眼睛看不見，差點命都送了。”他患有腳氣和灰指甲。總到藥店去買一種“殺烈癬霜”來塗，還細細地，耐心耐煩地修指甲，每星期大幹一場，一干便是一上午。刮鬍子的刀片、刷子、藥棉、藥水、棉籤、清理出來的廢物等，擺得整整齊齊。又因眼近視，每每割破了皮，搞得腳趾上血跡斑斑，慘不忍睹。他這種勞動據我所知已堅持了三十五年。“崽崽，替爸爸去買瓶殺烈癬霜來。”“老是搽呀搽的，又不見好。”“哪裡哪裡，已經好多了嘛！就這小趾頭上還有一丁點兒，我馬上就來消滅它，只消一瓶，不，半瓶，就徹底好透了。”如有熟人來，他就邊修腳邊和客人談話，常在中途一個句子上雙手一顫，趕快用棉球吸出一團鮮紅。但這並不影響他繼續買殺烈癬霜，他是十分頑強的。或許就因了這種超人的頑強，他至今仍然精神很好，正在想出一套又一套的鍛鍊方法與晚期心臟病作不懈的鬥爭。（醫生曾多次斷言他活不過五十，現在他已滿七十歲。）“文革”造反派抄家時，抄出兩抽屜殺烈癬霜，一個造反派嚇得往後一跳，好一會才戰戰兢兢伸手去拿，然後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還不放心地揭開蓋子來檢查。“這是什麼名堂？”他嚴肅地問。我笑嘻嘻地說：“搽腳的呀，有毒呢！”他嚇得連忙一丟。外婆死後，聽大人說父親有心臟病。在那些墨黑的夜晚，我那顆小小的心在胸膛裡撲撲地跳著，尖起耳朵傾聽隔壁房裡的鼾聲，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怖攝住了我，心裡因為溫柔的憐憫抽成一團。對於門外那連綿死寂的山巒，對於那滿天的繁星，我第一次生出了一種奇異的、害怕的聯想，我不敢在半夜醒著，只要一醒，馬上強制自己重新入睡。第二天早上，旭日東昇，滿天紅光，我又赤著腳丫，滿懷狂喜地跳來跳去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我小學畢業便失學了。我們全家姊妹除了我，全部上山下鄉，父親被關起來，母親去“五七”幹校，房子被收回，我孤身一人只能在他們分配的一間墨黑的小屋裡棲身，其間為便於替父親送東西曾搬過河去住在一個樓梯間裡。一九七〇年，大姐透過熟人關係，替我在一家街道工廠找到工作，先後幹過銑工、裝配工，為時十年。一九七九年父親改正，一九八〇年安排省政協工作。我因生了孩子，上班地點太遠，退出了街道工廠。政協和統戰部的某些人，拒不安排我的工作。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我和丈夫（他是個有名氣的木匠）只能奮起作最後的掙扎。我們買回幾本縫紉書，開始自學縫紉。丈夫白天上班，晚上回來裁剪，我們日以繼夜地勞作，有時凌晨四五點才睡，大約三四個月，就開始接衣服做，以後越做越精，現在已成了小有名氣的個體裁縫。目前我丈夫退了職，一手操辦，我則在家負責家務、教育小孩，有時搞搞服裝設計，小康之家，談不上有錢，還過得去。
我忽然就快三十了，十來年青春，就在掙扎中溜過去了。我覺得關於這十來年，關於以後，我可以說出一些話，而這些話，是一般人不曾意識到，不曾說過的，我想用文學，用幻想的形式說出這些話。一股抽象的、又是純情的東西，在我內部慢慢凝聚起來了。我開始寫，一天寫一點，並不完全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或那樣寫，只是死死地執著於自己的天堂，反覆玩味，自得其樂。這就是《蒼老的浮雲》及其它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作品。在這一切後面，支撐我的情緒奮起的，是那美麗的南方的夏天，是南方的驕陽，那熱烈明朗的意境。在少女時代，我曾無數次光著頭、赤著腳，長時間地在烈日下行走，充滿了歡欣，和那漫無邊際的遐想。
我的朋友A，是一個很忠厚、較有修養的人。有一天他忽然談到他想死，也惟願他妻子死掉。我大吃一驚。他嘮嘮叨叨講了好久，全是講他妻子的壞話，而平時，他絕不這樣，我看出他徹底垮了，也看出他是從心底盼望他妻子死，要是法律不干涉，說不定他會下毒……後來他沒死，仍然與他妻子住在一個屋頂下，對於向我透露了心底秘密這件事他十分懊悔。
我的朋友D，是一個外表柔弱，內心好強的女子，她嫁人之後很快就乾涸了，變得冷冰冰，怒氣衝衝的，趿著鞋上街去打醬油……
我的朋友E，每時每刻都想“重新開始”。每次我上他家去借書，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談到他的計劃、方案，以及輝煌的前景，情緒總是那種可疑的高昂。之後便說到自己當下的處境之不好，家人對他的妨礙。每當他要搞出“名堂”來，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攪擾了全盤計劃……他的老婆很兇，曾當著他父母的面打他的耳光，將唾沫吐在他臉上，說他“是一個騙子”，“什麼本事也沒有”，她“看錯了人”。現在他一個人住著，老婆走掉了，他不再與人談書，但我去了仍跟我談，只是聲音有些嘶啞。最近他的方案是要搞一部關於改革中新問題的大著作。
我的堂弟M，兩口子懦弱無能。他們上中學的兒子瞧不起父母，隻身一人出走了。現在他老婆患了精神病，每天在家打碗，變盡了法子折磨M，我前次見到他，他已顯出目光痴呆的形狀，十分悽慘。
我敢說在我的作品裡，通篇充滿了光明的照射，這是字裡行間處處透出來的。我再強調一句，激起我的創造的，是美麗的南方的驕陽。正因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為黑暗，正因為有天堂，才會有對地獄的刻骨體驗，正因為充滿了博愛，人才能在藝術的境界裡超脫、昇華。只有庸人和淺薄的人才看不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