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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我還是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主持人，進了央視後，這個頭髮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裝，坐在主播臺上，想著自己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不知道怎麼才能忘掉自己。陳虻說：“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慾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王軼庶 攝）
<h2>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h2>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是陳虻。”
說完他意味深長地停頓了一下，可能是想給我一個發出仰慕尖叫的時間。
“誰？”
“我，陳虻……沒給你講過課？”
“你哪個單位的？”
“嘎……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的，找你合作個節目。”
我們在央視後面梅地亞酒店見了面。
我打量他，中長頭髮，舊皮夾克耷拉著，倒不太像個領導。他蹺著二郎腿，我也蹺著。
他開口問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麼？”
喲，中央臺的人說話都這麼牛麼？
我二十三四歲，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種心理感受的話，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了。”
“我說的是家喻戶曉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他都氣笑了：“你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
“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他在煙霧裡眯著眼看了我一會兒：“你來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節目，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人物採訪，很自在，用不著簽約，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錄完拿現金。“體制裡的工作我幹不了。”
他也不生氣，把菸頭按滅了，站起身：“這樣，你來參加一次我們評論部的年會玩玩吧。”
年會上來就發獎，新聞評論部十大先進。
這十位，長得真是。頭一位叫孫杰，歪著膀子上了臺，手裡拿一卷衛生紙，發表獲獎感言：“感冒了，沒準備，寫在這紙上了，我講幾個原則啊……”講完把紙一撕，擤擤鼻涕下臺。
晚會前是智力問答，我跟臺長分一組，白巖松主持這環節，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臺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
當時正是評論部與“東方時空”分家的階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運動啦，七八年就來一次……兄弟們，搶錢搶女編導，一次性紙杯子也要，手紙也要……”領導們坐第一排，在片子裡被挨個擠兌。
“李挺諾夫硬挺著入睡的夜晚，氣恨地說：‘《痛並快樂著》，這書只配用來墊腳！’……”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眾搶錢包，鈔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塊紅豔豔，飄啊飄，飄到了我手裡。
嘿，這個地方好。
陳虻拿了一張破紙，讓我在上面籤個字：“你就算進中央臺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這連個合同都不是，也沒有記者證，沒有工作證，沒有工資卡，連個進臺證都沒有。
“我們看中了你，這就夠了。”
瞧他的嘴臉。
他帶我去新聞評論部。我邊走邊打量，看了看部門口掛的牌子：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前衛……嗯，一個新聞部門，還想前衛？我左看右看。
他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頭，一邊敲打我：“你就是個網球，我是個網球拍，不管你達到什麼高度……”
哦，這人挺記仇。
他轉過頭盯著我：“記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進門，辦公室正中間放一把椅子，化妝師熟練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塊布：“來，把頭髮剪了。”我一直披掛在半臉上的頭髮落了一地，像只小禿鴨子。“這樣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滿意地撥弄一下我那劉海。
男同事們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去，給我們倒杯水，主持人，我們一年到頭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們。”我天生沒什麼機靈勁兒，還在南方女權文化裡待慣了，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幾杯水。
他們跟我開玩笑：“柴靜，司長大還是局長大？”
我真不知道。
陳虻把我交給那個拿衛生紙上臺的傢伙：“練練她。”這傢伙看著跟那天不大一樣，嚴肅地看了看我：“你寫一寫建黨八十週年節目的解說詞。”
我倒真敢寫，洋洋灑灑。
寫完給他，他真是特別善良，看了一眼，連嘆氣都沒嘆，誠懇地說：“你回家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