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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唐山大地震震后街景（CFP圖片）
<h2>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h2>
一天傍晚時分，史努比打來電話：“吃飯？”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麼呀，只有泡麵。”
“不行。”
“那就下掛麵。”
“掛麵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只好去超市，買只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裡面，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裡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裡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儘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麼的，告訴了自己什麼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臺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麼能只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麼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麼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箇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裡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裡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麼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麼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麼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虻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樣，扎進人腦子，直沒入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只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制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麼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只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裡。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只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燻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變成強制。”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在一定年紀的時候，自然會啟動。
我苦著臉：“可我都這麼大了。”
他笑，問：“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說七六年他二十三歲，去唐山採訪大地震，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大娘坐在那裡，路邊架著鍋，正在烙餅，她的麵粉是從山東送來的，鍋是從遼寧送來的，煤是從山西來的，油是從河南來的，全國人民都在關心唐山，在大媽的鍋裡，你看到了階級友愛。
意思是，誰都有過年輕時候認識的侷限。
我說那怎麼辦，我腦袋裡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麼形成。他只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歷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麼做新聞，為什麼讓我去看歷史？
他說：“你只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面的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孫冰川總監一開始沒批這題，我理解，這種題不好做，收視也好不到哪兒去，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