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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五月，北川楊柳坪村。我們送文超的牛奶，他倒在礦泉水蓋裡，用手指蘸著喂這隻小貓。它細弱的連路都很難走，村裡人都說它活不了，孩子說他也這麼想，但他想養活它，“它也是一條命”。（圖片來自影片截圖）
<h2>第十四章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h2>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國愛荷華州的一個小鎮上，沒有網路，沒有電視訊號，連報紙都得到三十公里遠的州府去買，搞不清楚具體的情況。
打電話請示領導。張潔說：“別回來了，前兩天調查拍的東西都廢了，現在做不了專題，都是新聞。”
我發簡訊給老郝：“怎麼著？”
她說：“已經不讓記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臺裡怕前方的資源支援不了，有人身危險。”
我問羅永浩，他正帶著人在前方賑災。
“已經有疫情了。”老羅說。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會更來勁。”這個糙漢。
我改了行程回國，直接轉機去成都。上飛機前，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從報紙上撕下兩張照片，貼身放著張是一對四川夫婦，站在雨裡，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懷裡，戴著眼鏡的男人臉色蒼白，抱著妻子，閉著眼睛，臉向著天，腳邊是藍色塑膠布，覆蓋著孩子遺體。一張是年輕士兵懷抱著一個孩子，帶著一群人從江邊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慘綠，人們伏在亂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綿陽，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記者。
我拿著在醫院帳篷找到的幾樣東西——一個滿是土和裂縫的頭盔，一隻又溼又沉的靴子和一塊手錶，講了三個故事：男人騎了兩千里路的摩托車回來看妻子；士兵為了救人，耽誤療傷，腸子流了出來；還有一個女人在廢墟守了七天，終於等到丈夫獲救。
我拿著這些物品一直講了七分鐘。
史努比也在災區直播點。我說的時候他就站在直播車邊上看著。
看完沒說話，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歡。
我說怎麼了，他說得非常委婉，生怕傷著我：“你太流暢了。”
“你是說我太刻意了？”
“你準備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這樣說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當時看到你的編導蹲在地上給你舉著話筒，心裡就咯噔一下。他還給你遞著這些東西，我就覺得不舒服，這麼大的事兒發生了，不該有這些形式和設計。其實那些東西放在地上，也沒有關係，或者，你停一下，說，我去拿一下，更真實。”
還有些話，他沒說。
後來我看到網上的一些議論。
那個等了七天的女人，終於等到丈夫獲救，出於保護，他眼睛被罩著，看不見她。她想讓男人知道自己在身邊，又不願意當著那麼多人大喊，於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說：“我這二十多年來每晚都拉著他的手睡。”
他蒙著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講到這裡，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開始，我以為是這笑容不對，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表情太輕飄。後來我看了一遍影片。是我在說這一段時，只顧著流利，嘴裡說著，心裡還惦記著下一個道具應該在什麼時候出現，直播的時間掐得準不準。我只是在講完一個故事，而不是體會什麼是廢墟下的七天，什麼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講得如此輕鬆順滑，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笑與淚，都帶著裝飾。
這一點，觀眾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說了那麼多，其實就是一句話：“你是真的麼？”
第二天，在綿陽，我們趕上了六級餘震。
跳下車，往九洲體育館跑，那是災民臨時安置點。館裡空空蕩蕩，八九千人已經安全撤離，只有一個人坐在裡頭。
我走過去，他背靠牆坐著，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問他：“現在這兒不安全，你怎麼不出去呢？”
他抬起頭，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黧黑的臉，兩隻胳膊搭在膝蓋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還跑什麼呢？”
我蹲在那兒說不出話。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這兒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講了這個細節。又有批評的聲音，認為調子太灰色。
這兩次直播給我一個刺激，這兩個細節不說不真實，可是笑和淚，這麼簡單地說出來，確也不紮實。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但並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隊附近安頓下來，晚上迎頭遇上一個當地電視臺的同行。
他搖搖晃晃，酒氣很大。我掃了一眼，想避開，路燈下他臉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發著高燒，眼睛赤紅，手抖得厲害。
“幹嘛喝這麼多？”我帶了點責怪的口氣。
“受不了了。”他張開著嘴巴，就好像肺裡的空氣不夠用一樣，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癱坐在地上：“那個血的味兒……。”
我聽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