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寫完了那篇《從“話的力量”到“不爭論”》的文章，意猶未盡。
我想起了張中行老師關於“四七二十七”還是“四七二十八”的爭論的故事（見《讀書》雜誌一九九三年第五期）。這是我迄今為止讀到過的最佳最佳的笑話。與一個認為四七等於二十七的人爭論是毫無意義的，是枉費唇舌，是自身的不夠清醒所致。因此，縣令責打堅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張四七二十七的人無罪。太妙了！這是一個關於不爭論的最佳故事。與四七二十七的人爭論活該捱打！
即使您是正確的，您是堅持四七隻能等於二十八的，也不必去與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人去認真討論那本來不討論也可以明白的問題，這是其一。到頭來，還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張者捱揍，這是其二。堅持四七二十七的人無罪無皮肉之苦，這是其三。第一層含義是智慧，而且是非常東方式的關於“無”的智慧，正確的主張也不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宣講的，在宣講沒有意義的時候，更正確的做法其實是保持沉默和靜觀，也就是保持無為。這個表述比西諺所云“好話是銀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徹。
第二層——關於四七二十八論者的捱打的含義——就有那麼點辛酸了。
而第三層含義呢，四七二十七無罪論，真是滋味無窮！這是對於乖謬者們的最大諷刺，又是對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說實話的呆子們的最大自嘲！
有一個民間故事類此而格調稍低：是說兩個人爭論，一個說是《水滸傳》上有個好漢名叫李達，另一個說是那好漢名叫李逵，二人打賭二十塊錢，便互相扭打著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學權威。權威判定《水滸傳》上的好漢乃是李達，於是“李”後面是“逵”的主張者輸了二十元。事後，“李逵派”質問權威為何如此荒唐斷案，權威——看來與李逵派還是相識——答道：“你不過是損失了二十元錢，而我們害了那小子一輩子！他從此認定好漢乃是李達，還不出一輩子醜嗎？”
這個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陰損，缺乏紳士風度。在一種情況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認同的：即李達派蠻不講理，或者還自以為有什麼來頭，或者還一心要掃除一切把“逵”字不讀作“達”的人。不應該是權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結果當然只能是害了自己。這個故事對於振振有詞、堅持謬誤，對於過於強硬搞得沒有人願意把事實真相告訴給他的人，還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義的。這個故事的最深刻之處在於告訴我們：對謬論唯唯諾諾、隨聲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觀上是——對謬論的最大懲罰！
我也想起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主義問題還沒有解決，實質上是革命的基本問題——政權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胡適的這個主張被認為是反動那是當然的，因為他的這種主張有利於當時的政府而不利於當時一心想革命造反的共產黨和人民。
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後呢？這事就得另說了：革命成功了，您還是整天講主義，整天講為標籤而不是為實際，為“社會主義的草”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苗”而大動干戈，不去解決實際問題，恐怕就要自亂陣腳。主義與問題本來也是分不開的，主義首先要解決的是根本的、前提性的問題，對於革命政黨和人民來說這就是政權問題。政權問題解決了，各種實際問題就有了好好解決的條件了：只要一個革命黨奪取政權的目的不是隻為了自己掌權，而是為人民服務，那麼在奪取了政權的第一天起就應該把目光放到多研究些問題上來。主義的偉大恰恰在於能更好更多地解決問題，能滿足人民的實際利益要求。
最終，人民是務實的，人民擁護不擁護一個主義，並不在於這種旗幟本身，並不在於某種學說的論斷、邏輯與文采，而在於這種主義和標榜這種主義的政權是不是能為老百姓解決他們的切身的實際問題。
提到不爭論云云，老子的學說很有片面的深刻性與啟發性。從反對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脹、庸人自擾、輕舉妄動、自找麻煩、自找苦吃的意義上來理解，老子的學說實在精彩絕倫。他推崇“不爭之德”“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們不妨理解為不必自以為是地、不適當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語去幹擾事物按照客觀規律發展——說不定從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道理來。
老子還發現了“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們不妨認為，老子的主張是韜光養晦，不做出頭椽子，“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老子的主張也是高姿態，是對自己的充分自信。
耽於爭論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結果，例如文壇上一些動輒要爭一爭的人，充其量只不過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盡的過氣作家而已，即使爭到了一些蠅頭小利，暴露出來的卻是自己的極端鄙俗、極端心虛。而一個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於爭那些個低階趣味的。
為什麼不爭？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戰而勝，是為上上。二是不屑，與四七二十七者爭論，不是太降低了自己嗎？三是沒有時間，好人忙於建設，忙於創造，哪有空閒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爭，更顯示了他的高尚與寬宏。
對不爭的人，你能勝過他嗎？你至多吹噓一番為自己壯壯膽罷了，你至多充當一兩次攪屎棍罷了，這不是隻能越發顯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還是夠不著嗎？這也是阿拉伯國家的諺語“狗在叫，駱駝隊照舊前進”的含義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張駱駝隊應該與狗爭論。老子也說：“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不認為這是老子主張大家都應該躺倒睡大覺，同樣，他主張的是更實在地發展自己、充實自己、尊重客觀規律、不做逆客觀規律而動的事情。
老子提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俗話裡也有“言多語失”“愛叫喚的貓不拿耗子”之類。消極地看，這一類說法似乎是教人謹小慎微。其實，箇中自有深刻的道理。
依我們的經驗，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說“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我們從來沒有唱過“淮海戰役就是好”“改革開放就是好”，卻要不停地唱什麼“公社就是好”或者“‘文革’就是好”，這還不清楚嗎？所以懂得了“多言數窮”的道理，一是有助於不上當，二是有助於少做蠢事。話語確是人類的一大發明，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時矇騙你、煽動你、轄制你、鎮唬你，也堪說是人類的一大災難。老子早就對話語的泛濫採取警惕和疑惑、批評的態度，實乃東方一大智者。
老子的名言還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他總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我們不妨將這些教訓理解為：直麵人生，不為天花亂墜的話的力量所矇蔽。多做實事，堅持重在建設與正面闡釋，盡最大力量避免抽象無益、不看物件的爭論。（這裡的“善”的含義與其說是善人，不如說是聰明——善於做某事。）警惕那些賣弄博學的駁雜不純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麼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的人才有起碼的知識。不必處心積慮為一己打算，“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強，完全不必爭一日之短長——儘量避免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狹隘性和破壞性。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戈培爾的“謊言重複千次便是真理”。比如紅海洋與背誦“老三篇”，動不動搞什麼覆蓋版面，還有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類。“文革”當中，既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示了話的力量——威武雄壯，移山倒海，蔚為大觀，是話的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大節日、大活劇；又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現了僅僅是話的力量的不足恃，是空前絕後、勢如破竹的話的力量的終於破產。這是以話的力量興風作浪的一出大悲劇，又是話的力量出盡洋相終於成為笑柄的一出鬧劇、喜劇。
可惜的是，並不是人人都善於接受歷史的教訓，至今仍有一有機會就致力於搞大批判班子、情結於用話的力量嚇唬人的“文革”思路迷戀者。
資本主義市場的廣告的惡性氾濫也是一種話的力量的異化與膨脹。廣告化的市場經濟，廣告化的政治，廣告化的文藝，什麼都靠包裝，靠“炒熱”，靠“托兒”。這些都可能奏效於一時，但是恐怕不可能從而成了什麼氣候。有時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顏六色，愈是接近於“噗”的一下子破滅。這樣的例子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
市場廣告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所謂大造輿論，人為地透過權力來指揮傳播媒介製造輿論。人為地透過權力來指揮傳播媒介製造輿論，與透過金錢來佔領傳播媒介大登廣告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給人以顛倒本末、推銷偽劣的感覺。
無論如何，我們似乎應該承認，輿論首先是實際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實際、符合民意，那將是一種正確的與必要的資訊服務，一定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把好東西貢獻或推銷出去。而如果產品偽劣，大造輿論也罷，大登廣告也罷，效果只能是暫時的與有限的，最終，效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並且使人民群眾更加疏離。
我這裡還想斗膽提出一個問題：怎麼樣才算是正確地與全面地理解了列寧關於“灌輸”的論述了呢？竊以為，列寧關於“灌輸”的論述是宏觀性的，是針對那種認為工人階級可以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團主義的。如果把它變成一種我們常說的所謂“灌”的教育方法，單向地、唸唸有詞地把自己當作話源、話的主體而把受教育者視做話的接受器、話的客體，還會總是有效嗎？如果只管這樣“灌”下去，我們又怎麼樣理解毛澤東主席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教育上不要搞“注入式”而要搞“啟發式”的命題呢？
餘才疏學淺。我十分希望有學長、學友能把古今中外的關於話的力量與不爭論的故事拿出來讓人們見識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