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漢堡美麗的湖邊，矗立著一幢灰白色的樓房，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飯店。旅店的排場確實與眾不同，店門口總是站著一個頭戴高禮帽，身穿筆挺的深色燕尾服，打著雪白領結的僕人，為所有的客人開車門、開店門、叫車，下雨的時候打著傘迎候。樓下的會客大廳也特別寬敞輝煌。站櫃檯的服務人員顯得精幹、文雅、標緻和彬彬有禮，好像是精選出來的。高階旅舍自有高階旅舍的價目表，同樣的冰激凌在這裡吃要多付成倍的馬克——當然，多付的馬克會換來一種身價高貴的自我滿足。
這些排場當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老人，一個穿著整潔、動作拘謹、目不斜視、悄悄地活動在樓下大廳的一個角落裡的老琴師。每天下午四點，他開始上班，在一架電子風琴前端坐下來，埋頭演奏一支又一支溫文爾雅的樂曲。樂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會打攪任何人的談話，卻又分明縈繞在你的耳邊。樂曲的情緒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悅，卻又難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這樣淡漠而又禮貌，專注而又恍惚，滿足而又憂鬱，洞悉一切、與世無爭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沒有一個人注意這個老人，沒有一個人與他說話。在這個紅光紫氣、色調溫暖、擺設華麗、燈光通明又充滿了一種橄欖油和茉莉花芬芳的大廳裡，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這個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業和文化城市漢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裡，老人顯得孤獨、遙遠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視著這個老人。他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嗎？他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不具備真正的音樂家的素養，到頭來僅僅為了飼口而按鐘點出賣他的手指嗎？他有一個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沒有自己的家庭嗎？他有孩子嗎？他嚮往真正的藝術、真正的音樂嗎？要知道他生活在一個誕生了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國家。他不可能沒有聽過科隆市附近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樓板發出的吱吱聲吧？當他想到貝多芬的奏鳴曲和協奏曲、室內樂和交響樂時，他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注視著他，他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極為複雜的情緒。但是我並不瞭解他，我說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聯想和想象帶有太大的冒險性，雖然曾經靠得那麼近，然而太匆忙了，這只是匆匆來去中的匆匆一瞥。
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狀況。我的印象眾多、深刻，牽動著我的情思；然而，試圖歸納和敘述這些印象，卻太冒險。
二
最難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個奇熱的天氣，下午，我們離開了西德南部最大的城市明興（即慕尼黑。慕尼黑，這是按英文翻譯的，而按德文音譯，應為明興），乘火車前往海德堡。天氣悶熱欲雨，這四個小時的火車中我們所出的汗，比在德國逗留的其他全部時間加起來所出的汗還多。然而窗外的風光仍然是非常宜人，到處是茂密的綠樹、莊稼、草地。看不見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風的時候也不會揚起一點塵沙。青青的小麥中時而出現一簇一簇洋紅色的鮮亮耀眼的罌粟花。終於，在一個傍山依水的地方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一個只有兩萬五千居民的旅遊城鎮、風景勝地海德堡。
當晚，我們在大河橋頭窄小卻別具風格的古堡裡，與當地的文化、新聞界著名人士會見，共進便餐。仨一群，倆一夥，我們一邊喝著啤酒與葡萄酒，一邊熱烈地、無拘束地交談起來。直到夜裡十一點才依依不捨地告別。
在這次文藝沙龍式的集會過程中，外面不時下著陣雨。告別主人走出來就到了橋上，雨卻停了，涼風習習，水光燈影，令人心曠神怡。於是，我們提議步行回去，因為這裡離我們下榻的鹿街旅舍距離並不遠。
陪同我們訪問，並充任嚮導、翻譯，被我們戲稱為“司令”的是精通漢語的蘇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們的提議，沿著第一個拐彎處，向著遍地盛開著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這時，下起了淅淅瀝瀝的雨，於是，我們加快了腳步，連我們作家訪問團最年長的馬加同志，雖已七十高齡，也健步如飛，老當益壯地小跑起來。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衝散了疲勞，大家連說帶笑，嘰嘰嘎嘎，又是稱頌晚間聚會主人的熱情謙遜，又是讚美海德堡的風光如詩如畫，又是念及我們的祖國的錦繡河山。大江南北，長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風景宜人之處，絲毫不遜於歐洲的遊覽勝地，只是在進一步保護和美化環境、基本建設和經營管理乃至於廣告宣傳方面，還有待於做大量的工作。這樣，說笑之中，不覺愈走愈高，愈走離河流愈遠，愈走樹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見不到我們的旅館的蹤影。
最早對“路線問題”提出疑問的是我們的女詩人柯巖同志。她說：“我們走錯了！”又說，“小心，別遇上狗。”
然而，我們其他人都是“緊跟派”。我們的“司令”蘇珊娜小姐熱情、友好、細緻、樸素、任勞任怨，安排我們的生活和活動從來沒有出過差錯，我們都堅信跟著她走是不會錯的。這時，她正帶著我們從山路折向一個石階梯，每一個石磴都相當高，曲折狹窄，別有一番樂趣。雨下得大了，我們的頭髮、衣衫都已經是溼漉漉的了，然而興致卻愈來愈濃，甚至覺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賴。當時唯一叫人擔心的是馬加同志，但馬老一再發出豪言壯語：“沒事！”因此，女詩人的懷疑就得不到響應，而且她關於狗的警告還受到馮牧團長和我友好的嘲笑，馮牧同志說：“不要緊，有狗也只咬男人，不會咬婦女的。”
看來，先知先覺者總是要受一點誤解的，嘲笑柯巖的話音未落，傳來了狺狺的狗叫聲，顯然，石階梯是屬於一個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鎖著，不然還真麻煩了。
此時，蘇珊娜小姐也承認是迷路了，於是我們又匆匆下行，然後，向碰到的一箇中年男人問路。
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們讓到他的客廳裡，我們幾個北京來客已經有點落湯雞的架勢了，又狼狽、又興奮、又快活。原來，這裡是一所為外籍人員開設的德文補習學校。與我們邂逅的德國朋友是這所私立學校的教師，他對北京來客表示熱烈歡迎，而且提出兩條建議：一、路雖然不遠，但因雨大，最好還是叫出租汽車來。二、邀請我們次日到他這裡共飲咖啡。
這兩條建議都被接受了。我們很快乘車回到了擁有五百年曆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館。第二天，臨出發去法蘭克福以前，我們也應邀去拜訪了這位對中國人民充滿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誼的德國教師，並一同到這所學校的負責人，一位經濟學博士的家裡做客。當我們總結這次迷路的經驗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獲得了一種久已失去了的頑皮的樂趣。同時，大家一致認為，蘇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誤，顯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這是柯巖的一本書的題目）的傳染。
三
只有真實的東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東西才是真實的，友誼、熱情、歡樂，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漢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學社會哲學系東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納博士和顧彬博士前來看望我們。這是兩位年輕的漢學家，顧彬博士漢話說得很流利，一見我就把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紀、艾蕪、師陀、趙樹理、秦兆陽、王汶石、周立波、李準、西戎、劉心武、李陀、王亞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國短篇小說選（德譯本）贈送給我。會面以後，他們邀請我們先到瓦格納家中飲茶，然後到另一個漢學家家中吃餃子，馮牧與馬加同志與瓦格納同車走了。顧彬建議我和柯巖以及翻譯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車轉地鐵前去。迎面第一條大街上，只見黑壓壓一片騎腳踏車的青年吶喊而來，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其陣勢，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東四見到的“聯動”的車隊可以相比。經過詢問，才知道這是一次和平的（從表情上看應該說是快樂的）示威，內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締汽車，以保護環境。
在瓦格納博士家裡，我們就中國文學的現狀進行了廣泛而自由的討論。顧彬說，他們這一批年輕的漢學家，許多人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對中國感興趣的。（極左的東西對於年輕人是很有誘惑力的。當天上午，我們在參觀“柏林牆”時，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寫在“柏林牆”上西柏林“紅衛兵”的標語。）一直到很久以後，他們才瞭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這使他們感到沮喪。顧彬還說，他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很感興趣，而對《最寶貴的》頗表失望，對此，我只能報之以微笑。瓦格納博士問道：“你那篇小說裡提到的德國老頭倫蒙和蘇聯作家英沙羅夫是怎麼回事？”一句話問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會兒才弄明白。我問他們是否知道舊俄作家屠格涅夫，他們回答說知道。然後我談到《貴族之家》和《前夜》，他們聳了聳肩，當我說明英沙羅夫並不是蘇聯作家而是《前夜》中一個人物的名字時，他們兩個相視而笑。
和德國的中青年漢學家討論當代中國文學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漢學家多半是研究“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的。在漢堡，我一踏進老漢學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門，就看到了醒目的“難得糊塗”的中堂和“知足長樂、能忍自安”的對聯。）瓦格納的客廳裡擺著那麼多中國雜誌。柯巖說，那裡的氣氛使她以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個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我們談到了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和電影劇本《在社會檔案裡》，我們還談到了對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說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觀點是有差異的，但是，直率的討論卻是親切和融洽的。
然後，我們來到另一位中年漢學家施德滿先生家裡。施德滿的小院子裡，兩棵大樹的巨大樹冠下已經坐滿了客人，有德國的漢學家，有華裔德籍學者，還有來自臺灣的骨肉同胞，長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歡聲笑語，十分活躍。不一會兒，在北京語言大學派遣到柏林大學任教的張講師的協助下，施德滿夫人端來了他們包的餃子。餃子個兒很大，很好吃，也很解決問題。之後，女主人又端來了她親手製作的中式甜點杏仁豆腐，也是高質量的，非常實惠。
黃鬍鬚、身材不高、質樸而又熱情洋溢的施德滿帶領我們參觀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內陳設也比較簡單。顯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國通”加“中國迷”，處處擺著中國貨、中國工藝品，掛著中國畫。主人對我們的參觀沒有做任何準備，甚至施德滿的工作室裡被子也沒有疊。蘇珊娜小姐對我說，追求物質生活是市民們的趣味，而一般知識分子，在生活上是並不講究的。看來，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樂道的還有兩條，一個是他的帶有自動消字裝置的打字機，如果打錯了，一按消字鍵，再按原來錯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謂舒捲如意。翻譯王浣倩試了一下，她的打字技術和打字機的方便適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個是他的閣樓，閣樓原來並沒有，是他自己蓋起來的。所需工具不過一把電鑽，鑽好了孔，買來各種板材，拼合之後，擰緊螺絲就多出一間小房來。“老九”自蓋小房，北京與柏林也是頗有共同之處的。無怪乎後來到了漢堡，一位華裔德籍友人建議筆者買一個電鑽回國，以便改善和擴大住宅。筆者考慮再三，一是對自己的勞動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鑽完洞後到哪兒去找板壁材料，一時還想不清楚，故而作罷。
四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西柏林。由於眾所周知的柏林的特殊地位，聯邦德國（西德）的飛機不能飛越東德的領土，飛往西柏林。我們從波恩—科隆機場，乘坐佔領國之一的英國的飛機，向柏林飛去。沒有多長時間，就看到了柏林的高樓大廈，其氣象自與波恩、科隆不同。順便說一下，德國朋友常常說，他們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德國朋友強調說，西德的面積不過相當於一個四川省，而人口還沒有四川省多，聽了這話，讓我們既興奮又慚愧。然而事實如此，在德國境內旅行，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不算遠，哪裡有像我們從齊齊哈爾到廣州，或者從上海到烏魯木齊的遙遠路程呢！
當陪同人員告訴我們“下面就是西柏林”時，當我們從機場出來，坐著一輛麵包車駛過柏林的街道時，我一時頗有感慨。過去，我只是從蘇聯的影片裡看到過西柏林，似乎這裡是一個魔窟，一個間諜如牛毛的特務中心，或者用赫魯曉夫的話，說西柏林是一個“毒瘤”。現在，我身臨其境了，西柏林，你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的呢？
西柏林閒散而又快活，熱鬧而又（與波恩等地比）喧囂，說重一點，有那麼一種亂哄哄的勁兒。高大的建築物，歐洲最大的超級市場，各種膚色、各種服裝、各種打扮的旅遊者，在旅店或者咖啡館門前、廊下或者露天喝咖啡的人群，易北河和人工河、人工湖，在戰爭中被破壞了的天主教堂與在教堂殘骸兩旁新修起的、帶有現代派建築味道的新教堂與新鐘樓，在“縱火案”中燒燬的、一直擱置至今供人憑弔的前國會大廈，英佔區戒備森嚴的蘇軍烈士塔，各種各樣的啤酒廣告，顯然多於其他地方的殘廢者……所有這一切，都被結結實實地圈在一道牆裡。牆其實並不高，也不厚，遠遠比不上我們的萬里長城，但是牆的那一面還有一道鐵絲網，鐵絲網與牆之間還埋有地雷。一條舉世聞名的菩提樹大街被攔腰隔斷，而東柏林電視塔的聳入雲霄的形影赫然在目……
我們到的那天是六月七日，星期六。西德各地都實行一週五天工作日製度，從星期五晚上，各機關、工廠……就都開始了假日。又加上我們到的那天是天主教宗教節日——聖體節的第二天，所以，我們趕上了親眼觀看市民的狂歡場面。
為了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柏林市政當局有意識地保留著被炸燬的教堂殘骸不予修復或者清除。以這個教堂為中心，這一天，柏林的成萬成十萬的青年聚集狂歡。許多人佩戴著聖體節的紀念徽章，許多人傳閱著宗教傳單，然而更多的人顯然是玩的。人們排著隊買啤酒，圍著圈坐在地上飲酒、吃東西，站在那裡把裝飲料的鐵聽扔到地上，用皮鞋把它踩扁。左一個樂隊，右一個樂隊，把讚美詩的旋律“爵士化”，人們隨著這節拍跳舞。各種賣食品、賣紀念品、賣小百貨的商攤也擺在了人群裡。走路想不碰到別人是很困難的，正在走路的行人常常被人流衝散，於是我們作家團的同志與德國陪同人員，只得像託兒所的孩子那樣拉起手來。蘇珊娜小姐解釋說：“我們喜歡這個樣子，你擠著我，我擠著你。這樣可以使人們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由於人們各自坐在自己的汽車裡，使人們的相互關係變得愈來愈涼快。”蘇珊娜的中文是講得很標準和流利的，這裡她說的是“冷淡”，她把它說成了“涼快”，很可能是口誤，但也不妨認為是一個帶有玩笑口吻的代用詞。人和人的關係變得愈來愈“涼快”了嗎？這是我到西德後多次聽到德國朋友提起來的話題。其罪魁禍首是汽車嗎？
西柏林的歡樂是西方世界刻意經營的結果。他們從全世界招攬旅遊者，一到夏天，那裡的旅店是最緊張的。西德政府規定，西德少年、兒童在校期間，每人可以享受一次免費到西柏林遊玩的權利。聯邦德國的財政支出，有一半是補貼西柏林的。現在在西柏林，光是領養老金的人就有五十萬，然後是七萬大學生。這麼多養老者（東德規定，東柏林市民過了退休年齡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西柏林），這麼多青年學生，那麼西柏林不是變成了一個消費城市了嗎？它的收入，它的生產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很明確的回答。
我們參觀了一個區的養老院。養老院的裝置是第一流的，對老人的照顧也是無可挑剔和無微不至的。醫護人員像託兒所的阿姨對待幼兒一樣，哄慰著老人們，親一親這個的額頭，摸一摸那個的臉蛋。洗澡、如廁，都為行動不便、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做了特殊安排，設定了特別裝置。“他們沒有兒女嗎？”我們問。“有的有，有的沒有。”養老院的負責人回答。“他們的子女不來照顧父母嗎？”我們又問。“那要看感情而定，感情好的來得勤些，感情差的就不怎麼來了。”說得倒也是。
我向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祝福，祝她健康和長壽。她打斷了翻譯，斷然回答說：“我可再不願意長壽！”我惶惑了。於是，對於其他老人，我只祝健康，不敢貿然去祝長壽了。
五
次於柏林的西德大城市中，我們還訪問了漢堡、明興和法蘭克福，作為來自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客人，也許我們對於這些城市的高速公路、高層建築、立體化交通、超級市場、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以及稠密的花壇、噴水池、石雕和精心修整的草坪還是很感興趣的。特別使我難忘的是法蘭克福一個美國金融機構的辦公樓，四十多層高，外牆全是褐色的玻璃，其顏色正如我國風靡一時的蛤蟆鏡，這大概可以說是一個戴著蛤蟆鏡的高樓大廈吧。還有柏林的一幢六十多層的高樓，據說原來是要作市政大廈用的，但由於高樓不方便，許多裝置又不配套，蓋好以後一直沒有什麼部門、什麼人肯往裡搬，高樓長期閒置，派不上用場，最後只得削價賣給一個旅館老闆，只收回了建設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們接觸過的德國各界朋友對這些高樓大廈，對這種城市的現代化並不甚感興趣。作家格拉斯還直截了當地建議說，希望中國不要蓋那麼高的樓，不要造那麼多的汽車。我想，他們大概是為高樓、汽車太多而煩惱吧？我們呢，卻還在為蓋房、造車而奮鬥，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呀！
聽德國朋友說，現在他們那裡的趨勢是人們走向農村，愈來愈多的人願意居住在農村，生活在大自然裡。他們寧可放棄城市的某些現代化裝置，到農村去，冬季燒木柴取暖。
德國朋友更有興趣的不是誇耀他們的“現代化”，而是介紹他們的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技術上日新月異、發展速度十分驚人的德國，卻又是一個非常好古、追求返璞歸真的國家，這真有趣。到現在為止，有一些大城市的中心，仍然鋪著數百年前的石路，紅石頭，修鑿得方方正正，形狀與大小類似我國的城牆磚，這樣的街道，汽車在上面只能緩緩爬行。在海德堡，在這種紅石路上，甚至還保留著客運馬車，馬蹄嘚嘚，車來了，到站停下，像公共汽車一樣運載客人，更有點古色古香了。
西德有充足的電力，那裡是鼓勵人們多用電的。只有多用電，電廠才能賺錢，如果用電超額，使用者將會受到廠方的優待和獎勵，許多旅館和餐廳大白天也開著電燈，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得獎——和我們的“節電獎”相反，大概是“耗電獎”吧。但是，為了隆重，更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宴會上卻要點紅蠟燭。海德堡的那一家鹿街旅館，以自己具有五百年的歷史而自豪。那裡的房間，可以算是相當低矮和狹小的。它的餐廳裡，乾脆把電燈做成煤油燈和蠟燭的形狀，給你一種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感覺。
至於德國的文物、名勝、古蹟就更不消說了。六月五日，前駐華大使魏克德先生和夫人陪同我們去參觀科隆的大教堂，教堂初建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已有八百年的歷史，高達一百四十三米，巍峨入雲。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飛機大規模轟炸科隆，全市只剩下了三百間房屋未毀，其他全被夷為平地，但科隆大教堂完好無損。即使在戰爭中，交戰一方對於人類文化的瑰寶也不能不優禮有加，古今中外，有幾許強人在破壞文明遺產方面能與林彪、“四人幫”等相“媲美”呢！
教堂旁邊，在戰爭中的一個大炸彈坑的基礎上，修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被命名為“羅馬帝國時期的科隆”。
還有波恩郊區的貝多芬故居與法蘭克福市區的歌德故居呢，兩個人的經歷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磣，後者的故居闊氣、排場。歷史終於抹去這兩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別，而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在走進他們的故居，攀上一層又一層的樓梯，在日光樹影之中觀看著他們的遺物和照片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了一個深沉的、從容的聲音，好像登上了一個令人感到天高地闊、心曠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動，若有所悟。
六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對於歷史、對於傳統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確實發現了許多德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善意和尊崇。“中國人都很能幹、勤勞、聰明、節儉，具有很強的競爭能力。”一位德國朋友這樣說，顯然不是客套。我還在德國的書店裡發現了各式各樣介紹中國、中國見聞、中國遊記之類的書籍，都很厚，裝訂精美，又附有照片，售價不算低廉。“這樣的書賣得掉嗎？”我問一位懂“行”的華裔德國學者。“介紹中國的書可暢銷呢！”他回答說。
我總是忘不了波恩大學漢學系的學生海迪小姐，她穿著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中國文學的問題。她和她的同學在華裔教授喬先生的指導下，已經把《吶喊》《駱駝祥子》譯成了德文，現在正在翻譯《生死場》。“中國什麼時候才給蕭紅恢復名譽呢？”她問。我們解釋說，第一，蕭紅壓根兒並沒有被“打倒”；第二，我們早已出版蕭紅的著作和不斷地發表評介蕭紅的文章。
波恩還有一個曾經在一九七七年訪問過中國的作家，可惜我沒有記住他的名字。他寫了一本書：《中國文藝的春天到來了嗎》，介紹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文壇的動態。他關切地問我們：“現在中國文學創作是否還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們聽了，哈哈大笑起來。我們說：“歡迎您再次去中國訪問，您將親眼看到，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著多麼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