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5年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的會議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之後不久，北京市委就佈置了各局、委、辦抽調所屬單位的幹部，組織成工作隊輪流到北京市各郊區、縣的農村，落實“農業學大寨”的精神。外貿局負責的是延慶縣井莊公社及所有大隊，第一批工作隊在外貿局軍代表董德江的帶領下，我公司派出一名同志參加。
現在又開始組織第二批工作隊，公司召開了組織第二批工作隊的專門會議，由管人事部門的副書記負責，工人不能報名、女同志不能報名，領導幹部和幹部級的業務人員均可報名，在此大環境中，我們下廠組有3位同事具有報名資格。最後由金飾科程科長、報運科呂書記、計劃科的段副科長、銀飾科美術設計馮師傅、納紗科下廠員小章、玉石科下廠員小鄧共六名同志組成了我公司將派出的工作隊。名單公佈後，玉石科的小鄧變卦了，他找到科裡的書記，反映道：“我愛人在王麻子剪刀廠工作，孩子三歲多，原本想著參加工作隊也就是一年的事，讓姥姥、奶奶幫忙接送個託兒所，愛人呢除了上班，再多做些家務，也是能克服困難的。但現在我愛人的工廠突然要從崇文門外搬到昌平縣的沙河去，每天都要做長途車上下班，就算姥姥、奶奶過來幫忙，也是忙不過來的，所以請求您換人。”左書記說道：“報名可是你自願的！”小鄧連忙說：“肯定是我自願的呀！再說了，我愛人他們工廠搬家的事都說了好幾年了也沒動靜，誰知道就定在今年了呢！”左書記將情況上報給劉炳炎後反饋道：“現在正是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的重要時刻，審查已經透過並上報局黨委了，換人可能性不大，要求客服困難，完成任務。”老左回來找到小鄧，說明了上級的意思，小鄧急了：“不管您說什麼，我肯定去不了！”老左厲聲說道：“臨陣脫逃，是要受處分的！”小鄧說：“您隨便，我肯定是去不了的！”事情鬧到這個份上，我們全科上下也就都知道了，大家都為小鄧唏噓不已。此時我和魯紅俊商量到：“咱們不是也報名了嗎？現在咱們去找頭問問，看能不能換一下小鄧？”小魯說：“好。我是過來人，特別理解小鄧現在的處境，孩子正是需要大人的時候，沒病沒災還好，但凡託兒所有個燒鬧病的孩子，準把自己的孩子傳染上，上醫院花錢不說，孩子遭罪，大人跟著揪心，還得搭上個老人來幫忙，忒鬧心。這他愛人上班的地方搬到那麼遠，也真夠難為小鄧的。走，咱倆找書記去。”我倆找到書記說明來意，書記肯定了我倆的表現，並表示這事他也做不了主，需要上報黨委。沒過多久，黨委批准了我的請求，可以替換小鄧參加工作隊，對小鄧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並給予行政處分，後來聽說給了他一個記大過的處分，而對我則是在全公司進行通報表揚。其實我的一切言行都夾帶著自己的私心，為我調離玉石科埋下伏筆。您想想，中國正在經歷著這麼大的變故，一會是“化悲痛為力量”、一會又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剛消停沒兩天，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得是家破人亡、人心撕裂，我們兄弟五人攙扶著剛剛得完心梗的父親逃到地壇公園，佔了一塊地方搭建抗震棚，現在全家還都生活在那。如今是“按既定方針辦”統治一切，手中的工作不得有一絲怠慢，哪還有機會提調動的事呀！這下可好了，批准我去工作隊，就可以交出玉石科的工作了，等從農村回來後，我手上沒有工作，就好談離開玉石科的事了。
上面通知“十一”之前辦好工作交接，在此期間到行政科領了3輛腳踏車、六件公用棉大衣、六床棉被褥、六張單人床的床板，領好後存放在行政科，待出時隨車裝走。“十一”假期休息時，我在地壇公園與我爸談著我去農村後給家多少錢的事，因為這不算出差，沒有補助，而全家要在抗震棚裡生活，我爸生病後吃的藥也多了，這些都需要錢呀！而我一人在延慶農村過日子，不像在公司，就吃一頓中午飯就得了，花的錢肯定也少不了！我們爺倆正在為錢愁並算計著，此時何元利和新組長董秋名騎著車來到我們家這個抗震棚，代表公司領導向我爸問好，並表示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找公司，然後在這四面漏風、頭頂苫布的棚裡聊了一會也就走了。他們走後，我爸逗著我說：“他們老問咱們有沒有什麼困難，我真想說‘有啊！缺錢吶！’”。
十月春雷響，粉碎四人幫，神州舉杯慶，擁護黨中央。我們這些已經交出工作準備出的人，每天更得去公司了。“既定方針”改成了“過去方針”，也不知我們去農村是“既定”還是“過去”！大家茫然了，在公司無所事事，不去又不可能。終於等到了通知，命令全體同志於1o月15日出，前面還加了句“繼承毛主席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