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要想在有一定限制的篇幅裡，準確而恰當地描述亨利·貝爾（其筆名為司湯達）的一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一生太過複雜，要講述清楚至少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想要準確理解他本人，還必須深入探究他所處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好在這樣的書已經有人寫過了。那些《紅與黑》的讀者，如果對司湯達本人感興趣，想知道我在這有限篇幅裡所能講述之外的更多作者的情況，不如讀一讀馬修·約瑟夫森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文筆生動、材料翔實的傳記——《司湯達：對幸福的追求》。在這裡，我只需稍微介紹一點司湯達的生平就可以了。
1783年，司湯達出生在格勒諾布林，他的父親是一名經紀人，頗有地位和財產，母親是當地一位名醫的女兒。在他7歲那年，母親便去世了。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2年，路易十六和瑪麗·安託內萬特也被送上斷頭臺。
司湯達對於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有過詳細的描述，我們有必要對此加以瞭解，因為他持續一生的一些偏見正是在那一時期逐漸形成的。在深愛的母親——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懷著情人般的愛去愛她的——去世後，他就由自己的父親和姨媽撫養。他的父親嚴厲且拘謹，姨媽則既嚴厲又虔誠，他很討厭他們。他們屬於中產階級，一心想成為貴族，但大革命使他們的希望落空了。司湯達說過自己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但僅從他自己描述的情形來看，好像並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事情。他聰明，好辯，很難接受管教。在格勒諾布林實行恐怖統治時，司湯達的父親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單，他把這歸咎於一個與他生意有競爭的名叫亞馬的律師。“但是，”他聰明的兒子卻說，“不論你被列入反對共和國的可疑分子名單是出於何種原因，你確實是反對共和國的。”這的確是實話，卻很難讓人高興起來，更何況是一個有著掉腦袋危險的中年人從自己的獨生子嘴裡聽到這樣的話。司湯達指責自己的父親吝嗇、小氣，可每次他有需要，總能從父親手裡弄到錢。同時，對於父親禁止自己讀的一些書，他也總有辦法讀到。這大概是書籍產生以來，許多孩子都曾遇到過的事。最惹他抱怨的是父親不允許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考慮到他有兩個姐姐，並且還有其他一起聽課的男孩（他們都是同一個耶穌會教師的學生），他的童年應該沒有自己所說的那樣孤獨。實際情況是，他的童年生活和當時許多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他也像那些孩子一樣，把一般的家庭約束看作專制，一旦有人逼他去讀書，或者不允許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感覺自己受到了不尋常的虐待。
雖然經歷了相似的童年，司湯達與其他孩子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成年後往往會忘記自己曾受到管制，他卻直到53歲還對此耿耿於懷。因為憎恨那位耶穌會教師，他變成了一個激烈的反教權主義者，並且到死都不願意相信教會中會存在真誠的人。由於自己的父親和姨媽都是忠實的保皇派，他就熱烈地擁護共和派。然而，在他11歲那年，有一天他從家裡溜出去參加一個革命者的集會，卻意外地備感震撼。他看到無產者不僅破衣爛衫、渾身臭氣，而且品行粗俗、滿嘴髒話。“總之，我一直以來都這樣想，”他後來寫道，“我熱愛人民，憎惡壓迫他們的人，我卻萬萬不能和他們一起生活，那對我來說簡直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折磨……我過去——現在也依然——有著貴族傾向；我可以為了人民的幸福去做任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認，要我和這些店主一起生活，我還是寧願每月蹲兩個星期的監獄。”司湯達的這番話很有趣，讓人想起那些容易在豪華客廳裡遇見的、面容光鮮的年輕叛逆者。
司湯達16歲時第一次去巴黎。經父親介紹，他到了親戚達魯先生那裡。達魯先生有兩個兒子在國防部任職，長子皮埃爾掌管著一個司，不久他的表弟司湯達便成了他的秘書。在拿破崙向義大利發動第二次戰爭時，達魯兄弟隨軍去了義大利，不久後，司湯達也趕到米蘭和他們會合。在秘書處工作了幾個月後，皮埃爾派他去一個龍騎兵團。然而，司湯達早已愛上了米蘭的快活生活，他並不想去騎兵團就職。於是，趁著皮埃爾外出時，他巴結了一個名叫米歇爾的將軍，併成了他的副官。皮埃爾回來後，命令他到那個團裡去，司湯達拖延了六個月，找盡了各種藉口，等到不得不動身時，發現自己還是對那裡厭惡至極，便索性以身體有病為藉口放棄了那個職位。司湯達其實並沒有去過戰場，但這並不妨礙後來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中吹噓自己在戰場上的英勇善戰。1804年，為了獲得某個職位，他還曾寫了一份證明書（由米歇爾將軍簽字），以此證明他確實在歷次戰鬥中立下過赫赫戰功。
回到巴黎後的日子，司湯達依靠父親提供的只夠日常開銷的一小筆津貼維持生活。他有兩個目標，一是想成為一名出色的戲劇詩人，為此他大量研讀劇本，幾乎每天都去劇院看戲，並在日記裡記錄自己的觀感。後來，人們發現他在日記裡反覆談論的是如何把他看過的戲劇改寫成他自己的劇本。從這裡不難看出，他缺乏構思劇情的才能，也註定很難成為一個詩人。司湯達的第二個目標是成為偉大的情人，然而在這方面，老天爺並沒有給他很好的條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揚，上身肥圓，雙腿短粗，大腦袋，一頭黑髮；他的嘴唇不厚，鼻子卻肥大而突出；只有一雙褐色眼睛顯得炯炯有神，手和腳也很纖細，面板像女人一樣細嫩。為了顯示自己的風度，他經常帶著一把佩劍，擺出一副神氣凜凜的樣子，事實上，他是一個很羞怯的人。經他的表兄馬歇爾·達魯（皮埃爾的弟弟）介紹，他才得以經常出入一些貴婦人的沙龍。趁大革命之機，這些貴婦人的丈夫發了財。遺憾的是，司湯達說話結巴，不善交際。雖然腦中經常有一些不錯的點子，卻沒有勇氣說出口，這讓他顯得頗為尷尬。他對自己的外省口音很是惱火。也許是為了矯正這一點，他去了一所戲劇學校，並在那裡結識了一個叫美拉妮·居利貝爾的女演員。女演員比他大兩三歲，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他還是和她相愛了。他猶豫的原因是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愛他，另一方面他懷疑她患有花柳病。打消了這兩方面的疑慮後，兩人一起去了馬賽。美拉妮需要去那裡履行一份演出合同，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司湯達在一家雜貨批發鋪裡做臨時工。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他還是發現，無論在氣質上還是在智力上，美拉妮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種女人，因此在後來她由於缺錢而返回巴黎時，他感到如釋重負。
我沒有足夠的篇幅詳談司湯達一生中的多次戀愛事件，只能挑其中的兩三件來說，以期讓讀者更好地瞭解他的性格。他是有情慾的，但不是特別強烈。事實上，人們曾一直懷疑他性冷淡，直到他後期寫給一個情婦的那些內容相當色情的信被發現。他的情慾比較理智，和性的需求相比，很多時候他尋找女人只為滿足虛榮心。他雖然擅長高談闊論，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對向女人獻殷勤這件事也得心應手。他曾坦率地承認自己大多數戀愛是不幸的，很顯然，是他過於優柔寡斷的性格所致。為此，在義大利的時候，關於如何贏得女人的歡心這一問題，他甚至專門請教過一個同僚，並認真地記下了他的忠告。他刻板地去向女人進攻，正如當初他按部就班地寫劇本那樣。當她們覺得他滑稽可笑時，他感到無比沮喪。他搞不清楚為什麼她們總是認為他沒有誠意。對於這一點，他雖然聰明過人，卻始終不知道理智的語言只會使女人退避三舍，她們需要的是有感情的語言。只有靠感情才能贏得女人的歡心，他卻錯誤地以為這要靠策略和計謀。
和美拉妮·居利貝爾分手後，又過了幾個月司湯達也回到了巴黎。靠著表兄皮埃爾·達魯的關係，他又在軍糧部謀到一個職位，並被派往布倫斯威克。這時的他，已不再想當一個傑出的劇作家，決定真正開始他的仕途生涯。他一心想要當薪俸優厚的省長，並以帝國的貴族和榮譽軍團的騎士自居。儘管他熱烈擁護共和派，認為是拿破崙稱帝剝奪了法蘭西的自由，他卻又致信父親，要他為自己買一個爵銜。他自稱亨利·德·貝爾，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貴族專用的“德”字。作為一個官員，他是有頭腦、有能力的。1810年，他得到擢升，奉命回巴黎在殘廢軍人宮任職。他獲得了兩匹馬和一輛雙輪輕便馬車，還有一個車伕和一個男僕。不久之後他和一個歌劇院合唱隊的女演員同居，但這並不能滿足他，他認為自己需要一個他真正深愛的情婦，同時她還得身份顯赫，能增添他的榮譽。他發現皮埃爾·達魯的妻子亞歷山德拉·達魯最為合適，此時的皮埃爾·達魯已是伯爵，他的妻子便是伯爵夫人，儘管亞歷山德拉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但與丈夫比起來，她仍舊年輕貌美。司湯達一點也沒有考慮過表兄達魯對他的友善和長期以來的照顧，勾引他的妻子是既不符合策略又不體面的事，他把自己的發跡和榮耀看作是命運的恩寵。他從來不懂得世上還有感恩這樣一種美德。
就這樣，司湯達拿出了自己在愛情方面的全套謀略發動進攻，但是他性格中那種倒黴的猶豫不決始終妨礙著他。他時而活躍，時而悲傷，時而輕佻，時而冷靜，時而激昂，時而淡漠，但這一切都顯得那麼無濟於事，他始終不明白女主人到底愛不愛他。有時他甚至懷疑她在背後嘲笑他扭捏作態，併為此覺得羞辱。最後，他向一個老朋友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並問他有何良策，兩人一起商量這件事。他的朋友提問，他作答，並由朋友把問答記錄下來。以下的內容便是馬修·約瑟夫森寫《司湯達傳》時整理出的問答詳情：“勾引B太太（他們用‘B太太’來稱呼達魯夫人）有什麼好處嗎？”“好處如下：勾引者的慾望將得以發洩；他能從中獲得社會利益；他能進一步從事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他將滿足自身的自尊心和榮譽感。”司湯達還在那份問答記錄中附加了一條註釋：“最好的建議：進攻！進攻！進攻！”這主意確實不錯，但前提是他得克服自己的羞怯，否則很難實行。幾個星期以後，司湯達應邀去柏希維勒村達魯的鄉間莊園做客。臨行前一晚，他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下定決心發動最後的進攻。他穿了自己最好的條紋褲出發了，達魯夫人見到後還對他的褲子稱讚了一番。後來兩人一起漫步於花園，身後大約二十米外跟著的是達魯夫人的一個朋友以及她的母親和孩子們。他們來回散步，司湯達感到無比緊張，始終下不了決心。最後，他心中選定前面的一個地方A，把自己此刻腳下站立的地方當作B，他暗暗發誓，如果走到A時他還沒有表明自己的愛意，他就得去自殺。終於，他開口了，他緊緊握住她的手，想去親吻它。他對她說，他已愛了她整整十八個月，他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這些咽在肚子裡，甚至打算從此不再見她，可他實在無法忍受這愛的痛苦。對此，她回答說——態度很友善地——她對他的感情僅限於友誼，裡面沒有摻雜其他的成分，何況她無法對自己的丈夫不忠。說完後她便轉身招呼後面的人來和他們會合。就這樣，司湯達的柏希維勒戰役失敗了。相比他的感情，他的虛榮心受到的傷害更深。
過了兩個月，司湯達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於是他申請去米蘭度假。第一次去義大利時，他便喜歡上了米蘭這座城市。十年前，他在米蘭迷上過一個名叫吉娜·皮特拉魯阿的女人，那是他一位同僚的情婦，但那時的他只是個副官，身無分文，甚至沒能引起她的注意。他想，這次去米蘭一定要拜訪一下她。她的父親開了一爿店鋪，在她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將她嫁給一個政府公務員。現在她已經34歲，兒子也有16歲了。司湯達見到她，發現她依然是一個“高大而美麗的女人”：“眼睛、表情、眉毛和鼻子上，依然流露著一種高雅的氣質。我覺得她雖然比年輕時（他補充說）少了些嬌豔的風姿，但變得更聰明、更高貴”。以她丈夫那點微薄的薪資，她卻能在米蘭擁有一套房子，而且在鄉間有一幢別墅，有僕人，在斯卡拉劇院訂有包廂，還有一輛四輪馬車。她的確是夠聰明的。
對於自己相貌醜陋的事實，司湯達心裡很清楚，為了彌補相貌上的不足，他決定打扮得漂亮點、時髦點。他那本就圓胖的身材，在生活優裕後變得更加肥胖。但他已不再關心這些，他只需要口袋裡有錢，能穿漂亮的服飾。他認為比起自己當年當龍騎兵時那窮酸樣，現在想要取悅那些高貴的夫人，顯然更有把握。於是，他決定利用在米蘭逗留的這段時間讓她成為他的情婦。事實上，她並不如他預想的那樣順從他的意願。他為此費盡周折，在離開米蘭去羅馬的前夕，她終於答應讓他在某天上午到她家裡拜訪。可以想象到的是，那天發生了怎樣辛苦的求愛，司湯達在那天的日記中，這樣記述道：“9月21日11點半，我終於贏得渴望已久的勝利。”他甚至把那天的日期記在自己的吊襪帶上。有意思的是，就跟當初向達魯夫人求愛時一樣，那天司湯達仍穿著條紋褲。
1812年，司湯達費了一番力氣，總算說服達魯伯爵，將自己調離巴黎的閒職，派到軍糧部的現役軍職上去。他跟隨著拿破崙的大軍參加了遠征俄國的那場災難性戰爭。撤離莫斯科的途中，他表現得沉著冷靜而英勇善戰。1814年，隨著拿破崙退位，司湯達的仕途生涯就此結束。據他後來講，他寧願流放也不願效力于波旁王朝，為此他拒絕了好幾個重要的職務。可事實上，他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只是為了千方百計重返政府機構任職。眼看所有努力將付諸流水，他才不得不回到米蘭。司湯達仍然有錢住豪華舒適的公寓，有錢隨意去歌劇院看劇，但他早已失去之前擁有的職位、聲望和金錢。吉娜對他變得冷淡了。她說，自從自己的丈夫知道他重返米蘭後，嫉恨不已，她其他的愛慕者也都對她疑心重重。她請求司湯達考慮她的名譽，離開米蘭。司湯達心裡明白，這只不過是她想離開自己的說辭，她越是這樣，他反而越是熱情激昂。為了重新贏得她的愛，司湯達想到一個辦法：他籌措到三千法郎，並將這筆錢交給她。她這才同意隨他一起去威尼斯，但要求她的母親、兒子以及一箇中年銀行職員和他們同行。到了威尼斯後，她讓司湯達住到另一家旅館，說是為了顧全面子，更加令人惱火的是，不論他怎樣表示自己的厭惡，銀行職員卻老是不識臉色地跟著他們。他實在想不通那傢伙有什麼權利那麼做。下面的日記記述了他當時的話，原本是用英語寫的：“她擺出一副來威尼斯是給足我面子的架勢。我真是蠢到家了，砸三千法郎就為了這樣的旅行。”然而十天之後，他卻寫道：“我得到了她……不過她還和我談到了經濟安排。就在昨天上午，這絕不可能是錯覺。我的情慾全讓政治給磨滅了，我的精液一定是抽到腦子裡去了。”
1815年6月16日，隨著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司湯達一行人於秋天回到米蘭。吉娜把他安排在一處偏僻的郊區。每次想和吉娜幽會，他需要在深夜裡換幾次馬車，確保無人跟蹤，到達她的住所後，經侍女帶領進入她的房間。不久後，也許是因為和女主人鬧矛盾，又或許是被司湯達收買，總之侍女向司湯達說明了事實真相，他不禁大為光火。原來，為防止司湯達遇到她的其他情人，吉娜故意把一些事情說得極為神秘，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丈夫的嫉恨，準確地說，吉娜的情人實在很多，而司湯達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位侍女甚至建議司湯達去證實自己所言非虛。第二天，她安排司湯達藏在緊挨吉娜房間的一個壁櫥裡，透過一個鑰匙孔，他親眼看見了在離自己只有三英尺的地方，她對他的背叛行為。
“你是不是以為我會衝出壁櫥拿匕首捅死那對男女？不會的，那不可能，我和進壁櫥時一樣，悄悄地溜了出去，心中只覺如此冒險實在可笑。我看不起自己，更鄙視吉娜，我為自己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慰。”司湯達說。
1821年，司湯達被奧匈帝國警察當局逐出米蘭，理由是他和某些義大利愛國者有聯絡。隨後他來到巴黎，在往後九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住在那裡。這期間，他又談過一兩次乏味的戀愛。他習慣在一些清談家舉辦的沙龍里消磨時光，不再笨嘴笨舌，尤其是在十來個人聚到一起高談闊論的時候，他變得機敏又刻薄，正如許多健談者那樣，喜歡壟斷談話，喜歡發號施令，喜歡不加掩飾地蔑視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他常常放肆地說些淫穢不堪的話，只為譁眾取寵。很多看不慣他的人說，為了取悅和刺激聽眾，他只會濫用幽默。緊接著發生了1830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國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在差不多花光父親給他留下的微薄財產後，司湯達重拾最初的理想，立志做一個偉大的作家，然而他為文學付出的努力既沒有帶給他錢財，也沒有帶給他名聲。他的《論愛》一書早在1822年便已出版，可在隨後的十一年裡只賣掉十七本。他曾經想到政府部門謀個職位，最終還是沒能如願。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他被派遣到義大利的裡雅斯特當領事，由於他同情自由派，奧匈帝國拒絕接受他的領事任命。於是，他只好被轉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維塔韋基亞城當領事。
由於領事工作很輕鬆，司湯達經常會外出短途旅行。孤身一人在奇維塔韋基亞城，他覺得甚是厭煩。對於旅行，他向來不知疲倦，也正因為旅行，他得以在羅馬結識了不少好朋友。51歲那年，司湯達向一個年輕姑娘求婚。她的母親是他的洗衣婦，父親是受僱於領事館的一名聖芳濟派的修道士。即便如此，他的求婚仍然被拒絕了，這使他感到無比屈辱。1836年，他說服外交大臣找人暫代他的領事職務，自己去巴黎任職三年。那時候他已是一個肥胖的老人，紅臉，留著一把染了色的大鬍子，他的頭髮脫光了，不得不戴一頂紫褐色的假髮來掩飾禿頂。他的衣著仍然像他年輕時一樣時髦，只是他的外套和褲子式樣總會引人議論紛紛，這常常使他感到難堪。他還會到處求愛，但幾乎都遭到拒絕；他還會去參加宴會，滔滔不絕地說話。最後，他被外交部責成返回奇維塔韋基亞城續職，兩年後，他在那裡中風了。在身體痊癒後，他又要求休假，去日內瓦求教一位著名醫生。從日內瓦出發，他又去了巴黎，過著以前那樣的生活。1842年3月，司湯達在出席外交大臣的一個大型官方宴會後，於夜裡散步返回住所，在林蔭道上再次中風，並在被送回住所後的第二天離開人世。
我談到的這些關於司湯達的事實毫無掩飾成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難發現，司湯達的一生可以說動盪不安，其人生經驗比其他許多作家都要豐富。確實，司湯達生活在一段個人和社會都發生著巨大變化的歷史時期，在自己個性所容的範圍內，他獲取了廣泛的人性知識。但是，在觀察同時代的人與事時，觀察者目光再敏銳，也難免受自身個性的限制，司湯達必然也有許多侷限。當然，他有著自己的優點：機敏而感性，個性稍顯怯懦，但極具天資，勤奮，具有卓越的創造力，也善於與人相處。然而他也有著明顯的性格缺陷：抱有荒謬的偏見，而且總是眼高手低；他多疑（也因此容易受騙），狹隘，苛刻，不謹慎，極度自負，又有極強的虛榮心；他沉迷肉慾且品味粗俗，行為放蕩卻又缺乏激情。這些我們所知道的缺陷，都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司湯達算不上職業作家，甚至不是一個文人，可他從不停止寫作，並且幾乎都是在寫他自己。他有記日記的習慣，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斷，而且他寫日記並非為了出版。他在50多歲時寫了一部五百頁的自傳，只寫到他的17歲時就停止了。儘管到他去世時這部自傳仍未定稿，他卻是準備出版它的。他在書中編造了一些事情以美化自己，不過整體來講，他還是誠實的。他寫了許多細節，甚至有不少地方一再重複，顯得冗長、沉悶而難以閱讀，但我認為讀過這部自傳的每一位讀者都應該捫心自問：如果像他這樣誠實地暴露自己，我們能寫得比他好嗎？
只有兩家巴黎的報紙對司湯達去世的訊息做了報道，看起來，他很快就要被公眾徹底遺忘。在他生前的兩個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終於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湯達可能就真被人遺忘了。然而，儘管當時頗有影響力的批評家聖·伯甫專門為司湯達寫了兩篇評論，公眾仍然對他保持冷淡。等他的作品受到廣泛閱讀，是下一代人的時候了。司湯達從未懷疑自己的作品不會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預計，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們才會得到應有的評價。很多遭受同時代人忽視的作家都會這樣自我安慰，說後人會承認他們的成就。遺憾的是，這種事極為罕見。後人實在粗心大意，也實在過於忙碌，他們只會著眼於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作品，無暇關心過去被埋沒的文學。因此，一個生前默默無聞的作家，在死後被人發現的可能性極其渺茫。司湯達是幸運的，他的幸運歸功於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沒有什麼名氣，以至於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們只知道他曾經在法國高等師範學校講課時大加讚賞司湯達的作品。更為幸運的是，學生中間有一些日後出了名的聰明的年輕人，他們在教授的推薦下閱讀了司湯達的作品。在發現作品中有許多和自己這一代年輕人不謀而合的想法後，他們很快成為司湯達的狂熱追隨者。希普里特·泰納是這些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個，多年以後，他成為一名頗有影響力的理論家，寫過一篇盛讚司湯達的文章，稱司湯達為從古至今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也就是從那時起，人們撰寫大量評論、研究司湯達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認為是19世紀法國三大小說家之一。
司湯達憑藉《論愛》和另外兩部長篇小說出名，其中《巴瑪修道院》可讀性應該更強，小說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裡面對滑鐵盧戰役的那段描寫稱得上膾炙人口。但是，小說《紅與黑》更加激動人心，更具獨創性，也更加深刻。正是由於《紅與黑》，左拉稱司湯達為自然主義之父，布林熱和安德烈·紀德則（不正確地）稱其為心理小說的創始人。這的確是一本令人驚歎的書。
相比關注他人，司湯達顯然對自己更感興趣，他的小說常常將自己作為主人公。《紅與黑》中的於連就是司湯達一直想成為卻又無法成為的那種男人。在他筆下，於連是那種極令女性著迷的男人，她們一見到他就神魂顛倒，這正是司湯達自己從來不曾有過卻一直想擁有的魅力。在生活中，他設計的那些方案無一不宣告失敗，在小說中，他卻讓於連一次又一次贏得女人的愛情。他把於連塑造成一個口若懸河的健談者，可他很聰明地只是賦予於連這樣一種能力，卻從不具體寫到他談論的內容。他把自己的好記性、勇氣、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計、多疑、虛榮、易被冒犯等性格特點，以及肆行無忌和不知感恩的行為特徵，通通給了於連。我想，從來沒有哪個作家會像司湯達這樣，把自己的全部性格賦予筆下人物的同時，又描繪出這樣一幅可鄙、可惡、可憎的人物肖像。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滑鐵盧戰役（其實他並未參戰），司湯達的小說中好像從未寫到他為拿破崙效勞時的生活經驗。人們原以為司湯達完全可以從中提煉出某些主題來，因為他畢竟是那些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他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我們不難記起，最初司湯達想寫劇本時，習慣從自己看過的戲劇中尋找題材，他從來都沒有虛構故事的天賦。包括《紅與黑》的故事原型，也是他從曾經轟動一時的刑事案件的相關報道中提取的。我一般不會在評論小說時談及小說的故事來源，但關於《紅與黑》，我覺得有必要介紹這方面的情況。司湯達借用了這樣一個案件：神學院學生安東尼·伯爾岱在一個叫M.米舒的人家裡當家庭教師，後來又到一個叫M.德·高爾東的人家裡做牧師。在第一戶人家中，他企圖或者說確實勾引了米舒太太，到了第二戶人家，他又勾引了高爾東的女兒。正因如此，他被主人辭退。此時的他聲名狼藉，想回到神學院去，卻沒有神學院願意接受他。在走投無路之時，他把怨恨發洩在米舒一家人身上。他在教堂槍殺了做禮拜的米舒太太，隨後自殺，自殺未遂後又受到審判。儘管在法庭上，他為了給自己開脫，試圖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但最後，他還是被判處死刑。
司湯達正是被這一醜惡而卑劣的刑事案件所吸引，在他看來，伯爾岱的行為是一種“美好的罪惡”，是一種反叛性個體對社會規則做出的反抗。為賦予事件更加重要的社會意義，他在小說中拔高了受害者的身份，同時也將主人公於連塑造得比現實案件中的伯爾岱更加聰明，更有個性，更加勇敢。這個故事令人厭惡的本質沒有改變，主人公於連也仍是個卑劣的人物，但是在司湯達筆下他變得非常生動，小說也極富深刻意義。作為一個出身貧寒、階級低下的孩子，於連對那些出身於特權階層的人滿懷嫉恨——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算得上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我們只需看看司湯達對他的描寫，便能建立起對於連的初印象：“他大概十八九歲，文弱而清秀，面貌卻不同尋常。他的鼻子如鷹嘴，眼睛又大又黑。在安靜的時候，他的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輝，又好像在深思熟慮或探尋什麼，可在轉瞬間，他的眼睛又流露出令人害怕的仇恨的目光。他深栗色的頭髮垂得很低，只露出一點額頭，他一生氣，便顯得他性情很壞。……他的身材修長勻稱，與其說是有活力，倒不如說是輕盈。”
這不算一幅優美的畫像，儘管它足夠出色，這樣的描寫一開始就不打算讓讀者對這個人物產生好感。一般情況下，作者都希望讀者能夠同情自己小說的主人公，但既然司湯達的小說主人公選擇了一個惡棍，從一開始他就得小心，以免引起讀者對人物的過分同情。另外一點，為使讀者對人物產生興趣，他又不能讓人物引起讀者的過分厭惡。因此，他不厭其煩地描寫於連的眼睛如何漂亮，身材如何優雅，以及雙手又是如何精巧，作為對剛才那一番描寫的補充。他不停地告訴讀者，於連確實長得很漂亮，同時他也一直提醒讀者注意於連引起的周圍人對他的反感，提醒讀者注意到所有人——除了那些從未相信過他的人——對他其實也都充滿懷疑。
聽於連授課的那幾個孩子的母親，德·瑞那夫人的美好的性格畫像最難描繪。作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女人，她足夠迷人，且富有德行，為人真摯。關於她如何與於連產生愛情，以及兩人愛情的增強，包括這期間的恐懼和猶豫，抑或愛情如何燃燒成激情，這一系列的描寫都相當出色。她是小說中最動人的一個形象。然而，對於出身高貴的瑪蒂爾德·德·拉·莫勒，司湯達的描寫卻顯得不太可信。由於他未曾對上流社會有過深入的瞭解，他不知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有怎樣的行為舉止，便以為出身高貴的人永遠是高貴凜凜的。那只是暴發戶的理解。他把德·拉·莫勒小姐的傲慢當作貴族氣派，這其實是粗俗，她一系列的行為描寫都顯得不合情理。
對夏多布里昂引起，後被數以百計的二流作家拼命模仿的浮華風格，司湯達感到極為厭惡。他的表達極盡樸實，只為準確地說出非說不可的話，從不擅虛飾，不用浮華的辭藻，也沒有任何形式化的贅語。他說（也許並不十分真實），他在每次動筆前都要閱讀一頁羅馬法典以保證自己用語的純正。他刻意避免當時的流行寫法，摒棄那些對環境和衣著裝飾矯揉造作的描寫。他出色地運用一種冷靜、清晰而富有控制力的文體，以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它更加引人入勝。我對那些關於於連在德·瑞那家裡和在神學院裡的章節推崇備至，然而，小說場景到了巴黎和德·拉·莫勒府邸時，那些描寫變得有些不可信。我無法容忍不真實的描寫和空洞乏味的情節。當時，浪漫主義方興未艾，司湯達雖然以現實主義風格著稱，有著自己純正的鑑賞力，對於18世紀的寫實文學也很欣賞，但還是難免受到整個時代氛圍的影響。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有些人為了實現野心和滿足慾望，或者為了榮譽和復仇，無視道德，無所不用其極，即使犯罪也在所不惜。司湯達對這些人很崇尚，崇尚他們所謂的堅強意志，以及他們對習俗的蔑視和對自由靈魂的追求。出於作者這種對傳統浪漫傾向的推崇，《紅與黑》的後半部寫得有些荒誕不經。
小說中，於連透過偽裝、欺騙和自我剋制的手段即將實現他圖謀已久的野心時，司湯達犯了一個大大的錯誤（我只能這麼說）。我們從一開始得知，於連聰明絕頂又極其狡猾，但到了後面，司湯達為了讓德·莫勒侯爵同意將他的女兒嫁給於連，竟然讓於連到德·瑞那夫人處求取品行鑑定書。這怎麼可能？於連早知道德·瑞那夫人曾被他傷得很深，對他滿懷恨意，除了洩恨，她是不會為他做任何事的。當然，她也可能仍然愛他，這樣她更加不會促成他和另一個女人結婚。我們知道德·瑞那夫人是一個誠實的女人，於連也應該想到，她會把如實揭露他的醜行當作自己的責任。事實上，她正是這樣做的。她寫了一封信，信中坦率地揭露了他的真實醜行。於連既沒有否認，也沒有辯解（比如，將其歸咎於一個因被拋棄而憤怒的女人的捏造），而是帶著手槍趕到她的住所，並向她開了槍。司湯達對此沒有做任何解釋，也許這是於連的一時衝動。我們知道司湯達很讚賞感情衝動的行為，認為這是激情的表現，這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小說一開始於連的性格力量就表現在極強的自我剋制能力上。他身上的各種感情從來沒有支配過他，如妒忌、仇恨、驕傲和虛榮，就連情慾——這些情感中最強烈的一種——也從未戰勝他想要實現野心的陰謀。然而，在一本小說的緊要關頭，於連卻做出了最致命的事情，他的行為完全背離了自己的性格。
司湯達對《紅與黑》的故事構思緊跟著安東尼·伯爾岱的案情，並且一跟到底。然而，有些事他沒有注意到。首先，於連已經被塑造成了一個和原型伯爾岱完全兩樣的人。其次，伯爾岱滿懷怨恨地槍殺米舒太太，只因他認為是她毀掉了他的前程，反觀於連，這種怨恨毫無依據。如果的確是德·瑞那夫人破壞了他實現勃勃野心的希望，那也只能歸咎於他自己做的一些蠢事，可是按他的性格，這些蠢事原本不會做的，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更拿手的方法去應對，沒有必要造成現在這種令人費解的錯誤結果。事實上，司湯達似乎缺少這種創造才能，他無法設計出一個使讀者更加信服的小說結尾。然而，話說回來，沒有一部小說是十全十美的，除了小說作者有缺陷之外，小說這一體裁本身也存在缺陷。無論如何，不能否認《紅與黑》仍然是一部極其成功的小說，你一定會在閱讀它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獨特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