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人不怎麼貪財，這不是吹，是真的。
我追求的種種快樂，花不了多少錢就能達到。比如哥幾個找個大排檔一坐，喝著二鍋頭聊天；再比如找個國內小城市的賓館一住，四下溜達溜達，體會一下兒當地的生活氣息；還比如看看書、練練大字（只能叫練大字，跟書法沒關係）、買倆手串兒，這都挺省錢的。
但是我也儘可能地多掙點兒錢，因為腰包裡的鈔票多，快樂就相對多點兒。
為了掙錢，我南下廣州拍戲。後來沒戲啦，我到湖南、山東演夜場，演飯市（伴宴演出），甚至到洗浴中心裡演出。那種演出確實挺難受的，可花錢的時候享受呀。後來夜場也幹不下去了，因為光會說笑話，不會唱不會跳。
接著想辦法。那時候，各地電視臺都辦起了週末的娛樂節目，山東臺有《快樂直通車》，河北臺有《大家來歡樂》，江西臺有……想不起來叫什麼啦，就是現在北京文藝頻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檔節目。我就跟各節目的導演拉關係、套近乎，人家來北京請人家吃飯、喝酒、當三陪，為的就是每週都有節目錄。
這是在90年代中後期，一個月小一萬塊錢的額外收入，那時過著神仙一般的生活。
好景不長，幾年之後，這些節目也停了。我又想了個掙錢的道兒——當編劇。
幹晚會
先是給電視臺的晚會寫小品、串聯詞。那時候我跟相聲作家廉春明老師、詞作家白雲海老師是一個團伙，基本上能承包一臺晚會的所有語言類節目。廉老師負責外出接活兒、想點子，我負責寫小品，白雲海老師負責寫串聯詞。
那時候的編劇不但負責文字，還得張羅。寫完本子誰演？我們得負責聯絡演員、找小品導演。演一個節目給多少錢呀？我們得幫著演員跟製片方協調。那時候還不興電子郵件那，我們還得租個車，四處送稿子。
等演員到了劇組排練，我們負責沏茶倒水，安排吃飯。真正錄影那天，我們還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跟製片人結賬。很多節目跟電視臺無關，都是文化公司搞的，結賬挺費勁，得追著他屁股後頭要。我們的稿費晚兩天就晚兩天，演員都是我們找來的，錄完像拿不著錢，人家能饒得了我們嗎？
記得有一回錄影，明明跟文化公司老總說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勞務結清，錄影馬上就開始了，找不著他們老總啦。這下兒我們可慌了，十幾個演員等著要錢哪！我們三個人一商量，乾脆來個魚死網破，他不給錢咱就不錄影。
觀眾都已經在棚裡坐好了。我們跟演員說，就在休息室待著，誰也別進棚。這下兒老闆冒頭兒啦，把錢一分不少地交給我們。廉老師負責給演員發勞務，我負責給演員報計程車票。那時候錄晚會管報銷出租票，所以每個人都蒐集幾百塊錢的，不報白不報。
都弄利落了，問演員一句，“誰的錢也不差了吧？”大夥說，“不差啦！”“錄影！”這事兒想起來都後怕，要是人家跟電視臺領導一彙報，“廉春明等人號召演員罷演。”那還不把我們給封殺啦？財路就斷啦！
但是不罷演沒轍呀。我們的錢可以不要，演員的錢誰給？我們自己掏錢給人家？不少明星大腕兒那，價格不菲，我們哪兒有那麼多錢呀！
還有一回在湖南某地錄影，錄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還沒結賬呢。在外地不敢罷演呀，罷演連回去的機票都拿不到，這幫人就困這兒啦。
上飛機之前有個歡送晚宴，市領導都到場。直接跟領導反應，人家該說了，“還藝術家那，就知道錢！”考慮再三，我們想出個辦法來——苦肉計。
酒過三巡，菜過“無味”。大夥聊得熱火朝天，白雲海突然抹起了眼淚。廉春明老師配合說臺詞兒——
“這兒吃飯那，你哭什麼呀？”
白雲海：“這些演員都是我請的，現在還沒拿著勞務那，我怎麼做人呀！”
廉春明：“你別瞎說，咱們某某地的人最講信用了，說什麼時候給錢，就什麼時候給錢。”
白雲海：“他們說錄影之前結賬，可是沒結！”
廉春明：“人家是工作太忙，沒顧上！這頓酒沒喝完，人家就能把賬給咱們結嘍！”
領導實在聽不下去了，拍案而起，“快給北京的藝術家結賬！”
至於我們的稿費，拖欠個仨月倆月的，那是常事兒，還有的拖著拖著就黃啦。有一回我跟廉老師上飯館，碰見個製片人在包房裡請客。廉老師一瞧，這是個要賬的好時機，進屋就跟人家說，“那稿費……”
那位一把將廉老師推到包房外邊，“小點兒聲兒，那都是大老闆！”一邊說一邊點錢，趕緊把廉老師打發走。
還有一回，有筆稿費都過半年了，也沒要到。我跟廉老師一商量，再不要錢興許他們公司都黃啦！到他們公司，人家挺客氣，“財務不在，您等會兒吧。”從上午等到中午也沒人搭理我們。
我跟廉老師下定了決心，採取民工討薪的辦法，不給錢我們不回家。出去找個小飯館兒吃了頓飯，喝兩口酒，回來接著等。
他們公司租的賓館，帶洗澡間的。實在沒事兒幹了，我跟廉老師每人洗了個澡，一人找了張床，睡上啦！
人家一瞧，“壞啦，要住這兒。趕緊給他們結賬吧！”
其實就算某個晚會最終也沒結下賬來，那我們也覺著值得，因為能住賓館，能吃吃喝喝。在90年代，能找個免費管吃管住的地方不容易，對一般人都很有吸引力。
所以每次有晚會找我們，還沒談需要創作什麼節目呢，我們先提出幾點要求，“給我們開賓館，吃飯、打車報銷。”
一般情況下住的都是招待所，條件一般。這倒無所謂，最麻煩的是晚上鎖門。寫東西寫到半夜餓了，要是不出去喝頓酒、吃點兒東西，自殺的心都有。
有一次我們住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招待所，每天晚上我跟廉老師都從鐵柵欄門跳出去喝酒。這時候保安已經睡覺了，也沒人管我們。有一天夜裡，我跟廉老師剛爬上鐵門，保安出來大喊，“下來！”
廉老師急了，“我們不是偷東西的，就在這裡頭住，出去吃點兒東西。”
“我知道！”
“知道你還攔我們？”
“門沒鎖！”
有時候趕上晚會主辦方厲害，也會住五星級酒店，像崑崙飯店、亮馬飯店、香格里拉酒店之類的，那可就累了。那時候這種酒店還不對外開放那，一般人不讓進去。我跟廉老師、白老師穿得比一般人還一般人，每次進門兒都要遭到保安的盤查。
白老師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花幾千塊錢到燕莎商場買了一件風衣穿上了。那個風衣披上之後有點兒像超人的斗篷，上面還有四個兜兒，說不上是什麼兵種。白老師個頭兒不高，還挺胖，從後面看跟《蝙蝠俠》裡的企鵝人似的。
住高檔賓館還有個不方便的地方，裡面飯太貴，劇組不給報。出去吃吧，星級酒店周邊又沒什麼小飯館兒。所以每次入住高檔賓館，白老師要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在附近找個小賣部，買一箱啤酒搬回房間。
穿個大斗篷，抱著一箱啤酒，您琢磨這是什麼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