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看黑哥摔跤，應該是在他去世的前幾個月，地點在安貞橋附近的一家餐館。餐館老闆也是摔跤愛好者，在餐館裡開了跤術訓練班，由黑哥的幾位師叔教年輕人跤術。
黑哥帶著我去看熱鬧，還親自下場一展身手。他已經五十多歲了，身上還有運動傷，按理說給年輕人示範示範就行了，但是那天他動了真勁兒，把年輕人往空調上摔，往場外摔，嚇得年輕學員都不敢跟他摔了。後來老人們都說，那天他不正常，是個先兆，已經準備要走了，所以也不給自己留什麼人緣啦，說老話兒這叫辭道兒。
其實這裡還有個原因，餐館老闆因為喜歡跤術，拜跤壇名家王文勇先生為師。王文勇先生在50年代就是老北京摔跤隊的運動員，文革中因為看不慣造反派頭子蒯大富驕橫的派頭，給了蒯大富一個嘴巴，因此下過幾年大獄。
王文勇先生是黑哥的師爺，所以飯館老闆就成了黑哥的師叔。黑哥心裡不服氣，一則老闆比黑哥入門兒晚得多，二來老闆並沒有真正練過。黑哥說了，“讓我叫你師叔也行，你得穿上褡褳，在場上教我兩手兒呀！”
因為有這個心理，所以黑哥那天在場上才動了真格的。
黑哥生前曾經跟人說，“我跟方清平是過命的交情。”我們倆雖然沒經過什麼過命的事兒，但是黑哥對我確是真好。
平常只要我給他打個電話，“我中午上您那兒吃飯去。”黑哥肯定會精心準備。黑哥是個粗人，準備不出什麼高精尖的美食，也就是親手炒幾個菜，再讓手下人到一里地外的市場，買兩張他認為最香的烙餅，再上飯館兒端個鍋包肉、乾燒魚之類的，但是他真是非常用心準備的。
我媳婦兒曾囑咐黑哥，“他身體不好，別讓他喝多了。”所以黑哥看我喝得差不多的時候，就會趁我不注意，偷偷地往我的酒杯裡倒礦泉水，我舌頭已經被酒精麻木了，竟然喝不出來。
有時候我寫東西寫到晚上九十點鐘，犯了酒癮，打電話約黑哥喝酒。黑哥一直保持著早睡早起的習慣，已經躺下了，接到我的電話，又穿上衣服出來，陪我到路邊的羊肉串兒店喝上一頓。
有時候我開車去別的城市演出，擔心悶得慌，就約上黑哥陪我前往。一邊開車一邊聽黑哥聊過去的事情，旅途就變得不寂寞了。
我舉辦過幾次相聲專場，黑哥從來不跟我要票，都是花幾百塊錢買最好的票，坐在正中的位置，為我大聲地鼓掌叫好，他覺著這才是捧我。
當初我買房，借了點兒貸款，黑哥總說，“我這古玩城雖說目前經營得不好，但是幫你還個貸款沒問題，你先從我這兒拿錢。”他還跟古玩城管財務的說，“方清平需要錢了，想從你這兒拿，你直接給他，不用經過我。”
我從沒跟他借過錢，因為我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把黑哥當成一輩子的朋友。沒想到，他這麼早就跟我分別了。
我有點兒相信命了，就算身體再棒，任何人都治不了你，但是有壽數管著呢，該走的時候就得走，想多待一天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