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十歲到四十歲這十年，我的人生大事只有兩件——寫作與喝酒。估計就在這段時間，我真正的形成了酒精依賴。
我當了專業編劇，用不著整天惦記著趕火車、趕飛機了，也用不著考慮什麼時候必須清醒，登臺演出了。時間完全由自己支配，寫累了喝酒，酒醒了寫作。
當編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寫的東西肯定是老闆感興趣的，但不見得是你感興趣的。有時候腦子裡什麼靈感都沒有，坐在電腦前邊湊字兒。當演員簽了合同是件高興的事兒，意味著掙錢。當編劇籤合同之後悲欣交集，欣喜的是能掙錢了，悲的是再也沒有清閒時光了。人家天天催稿，就算有個時裝模特請你喝酒，也喝不踏實。
尤其是寫情景喜劇，都是邊寫邊拍。現場等米下鍋，你的本子寫不出來，現場就要停工。老闆給你打電話不停地央求，“快出本子吧，一天幾萬塊錢呀。”這種央求比罵你還難受，讓你深感責任重大。
所以我從早上五六點就起來寫作，寫到下午四五點完成一集。把本子發出去，如釋重負，再也不想本子的事兒了，必須徹底的放鬆，迫不及待地聯絡人喝酒。那時候一個晚上可以喝幾場，轉戰北京各地，先是飯店的宴會，然後是去歌廳喝啤酒，從歌廳出來再到地攤兒接著喝，不喝醉了對不起白天的辛苦。
到東北給“本山快樂營”寫本子，劉流老師很體貼編劇的辛苦，專門托熟人給弄了北大荒的燒酒。六十多度的，第二天不上頭，不噁心。
我白天寫劇本，晚上拿著燒酒到地攤兒去喝。正值夏天，地攤上每個吃飯的都光著膀子，這個胳膊上文條龍，那人肩膀上刺條虎。這個說著，“我有槍。”那個說著，“我有三條人命。”讓人有點兒恍惚了，感覺是威虎山聚會。
其實你不用害怕，他們跟我一樣，工作太累，上這兒放鬆一下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