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高粱橋不遠，這條街就該往西拐了，拐過去叫北下關。拐角處有家飯館兒，綠色的木頭門窗，門上方有個木頭牌子，寫著“北下關食堂”。
每天中午這裡格外熱鬧，趕馬車的車把式把馬車停在門口兒，讓牲口吃著草料，他們到食堂來碗“洋火燒”（後來才知道，這東西學名叫滷煮火燒），再打三兩一毛三的白酒。吃飽喝足，暈暈乎乎地接著趕路，那種感覺簡直賽過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窮人有窮人的樂子。現在的人就算喝一萬塊錢一瓶的洋酒，估計也很難達到車把式們喝“一毛三”時候的快感。
衚衕裡富裕的人家，趕上飯口，會讓孩子拿個鐵鍋，端上一碗“洋火燒”回來吃。其實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著鐵鍋走過衚衕的那個過程。鄰里們會投來讚許的目光，嬸子大媽們會議論，“人家誰誰家那日子，過得真不錯。”“是呀，出去倆啦。”她們管孩子上班兒叫“出去”。
記得文革結束後的某一天，父親補發了點兒工資。母親非常高興，給了我九分錢，讓我去北下關食堂吃一碗餛飩。賣餛飩的是小明子他媽（小明子是我小時候的玩兒伴），她給我盛了滿滿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種味精、醬油夾雜著香菜的香味兒，現在想起來還流口水。
後來北京出現了個體戶，我一個小學同學的爺爺會面案上的手藝，推個三輪車，在食堂門口兒賣螺絲轉兒、糖火燒、糖耳朵之類的麵點，搶了飯館的生意。氣得小明子他媽站在餛飩鍋旁邊罵，“這老傢伙，又來啦！”
北下關食堂往西不遠是個小鋪，賣菸酒點心。過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裝的，喝酒的人家都有個酒瓶子，家長讓孩子拿著瓶子到小鋪打酒。
小鋪的譚爺爺慢吞吞地接過酒瓶子，在瓶口兒插上漏斗兒。然後拿掉酒罈子上面裹著紅布的蓋子，用提子打出酒來，小心翼翼地倒進漏斗裡。酒倒完了不馬上把提子拿開，一直等到最後一滴酒滴進瓶子裡，他才滿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鋪還賣煙。印象最深的是工農煙，兩毛錢一包，整好一分錢一根兒，所以可以一根兒一根兒地零賣。我們小時候學壞抽菸，拿著一分錢去買菸。譚爺爺問，“給誰買的？”我一臉真誠地回答，“我舅舅來啦。”譚爺爺一邊從煙盒裡取出一根兒煙，一邊唸叨，“你媽真摳門兒，來客人就買一根兒煙。”
我心中暗笑，“這譚爺爺，老糊塗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