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王朝的諸多大臣中，大概很少有人像王安石這樣備受爭議。與王安石同時的御史中丞呂誨就曾經上書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蘇洵還專門寫了一篇《辨姦論》，影射王安石，說他嘴上講仁義道德，似乎做著伯夷叔齊一樣的事情，為人卻不近人情，穿著囚犯的衣服，吃著豬狗的飯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還得意揚揚高談闊論：“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這些言論已經近乎人身攻擊了。而清朝梁啟超則對王安石評價極高，說“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當之矣”。而列寧更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這些動輒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評論的產生，都源於十一世紀那場短命的改革。
敢為聖朝除弊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臨川人。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自幼好讀書，勤學不倦。慶曆二年（1042年）中進士，先後擔任過幾任地方官。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詔王安石任江寧知府，不久轉為翰林學士。
由趙匡胤奠下基礎的宋代政治制度比較成功地消除了武將專權等唐五代積弊，使皇帝手中的權力大大增強，但是這是以犧牲軍事實力為代價的，“這使宋朝在處理他們與富於進攻性的蠻族鄰居的關係時，處於不利地位。”（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因此宋朝在與西夏、遼等政權的戰爭中頻頻失利，損失慘重，即使是范仲淹這樣的名臣，也只能做到堅城固守而已。而北宋盛行的奢靡風氣更是使社會財富逐漸減少，國家財政日見吃緊。人口逐漸增長，軍隊日益龐大，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宗教越來越興盛，這都使各項行政費用比立國時增加了數倍。“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於是，“上下始困於財矣”（《宋史·食貨志》）。
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就上書仁宗，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國家日漸明顯的頹勢。他的建議雖然沒有被皇帝採納，但是卻在官員中間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很多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都把挽回國家局面的希望寄託在了王安石身上，期待著他早日執掌權柄。
熙寧初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皇帝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次年，又升任宰相，被後人稱為“熙寧變法”的改革拉開了帷幕。
馬克斯·韋伯說：“儒教樂觀主義的最後的結論是：希望完全透過個人自身的倫理力量和有秩序的行政力量來實現純粹個人間的完美。”（《儒教與道教·中國傳統與異端倫理的傳統主義性質》）王安石就是這樣的樂觀主義者：
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
——林語堂《蘇東坡傳》
而王安石更是一個自信得近乎偏執的政治家，他堅信：“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林語堂先生調侃王安石的固執時說：“王安石很可能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的一則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作那種美德了。”（同上）
但是，王安石激進的態度激怒了傳統計程車大夫，他執拗的性格更是為他樹立了不少敵人，蘇東坡就嘲笑他是“拗相公”。在新法執行期間，他用人不善為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之一。他重用的呂惠卿、李定、蔡卞、章諄等人，很多人人品低下，早為士人不齒，而新法遇到阻礙之後，其中有些人更是率先出賣王安石；那些反對新法的，如湯因比所說，“包括一些真正傑出的人”，如司馬光、韓琦、富弼、歐陽修、蘇東坡、范仲淹等，連林語堂先生都說：“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同上）
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不久重返宰相之位，繼續進行變法。兩年後，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所有新法被廢除，“熙寧變法”宣告徹底失敗。
新法被廢除的訊息傳來時，王安石正閒居在江寧府，當他聽說連免役法也被廢除時，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鬱鬱而終。
一千多年後，林語堂評價王安石時說：
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於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後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於虛無縹渺之中。
——《蘇東坡傳》
喪鐘為繁華而鳴
王安石曾在他的《孤桐》詩中寫道：“天質自森森，孤高几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這也是他人格的寫照。他固執得近乎偏執的性格，固然不是陶陶然醉心於中庸之道計程車大夫們所欣賞的，但是，這種不合流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倔強性格和人生態度，也許正是這個過於早熟以至於變得功利油滑的民族最缺乏的。即使到了晚年，兩次罷相，變法的希望已經變得越來越渺茫時，他仍然激勵自己“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更是一直盼望著有朝一日能重返政壇，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正所謂“明時思解慍，願斫五絃琴”。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王安石知道，自己對於大宋的朝廷，對於這個繁華的社會，已經成了過去式。雖然他口頭上極不願意承認，但是現實卻一次次無情地告訴他：他的強國夢，已經破滅了。
在一個深秋的傍晚，詞人登上了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的一座高樓。秋高氣爽，繁花似錦，在盛世的秋風吹拂下，帝國的子民們都沉浸在這超越了大唐帝國的富庶和繁盛之中，除了這位孤獨而憂慮的詞人：
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在婉約宋詞的一片鶯鶯燕燕之中，詞人如詩人一樣登上高樓，立足之高，胸襟之廣，吟詠花間者無法望其項背。詞人極目望遠：多美的一片大好河山！晚秋的江南，雖沒有二月的枝頭紅杏，沒有三月的草長鶯飛，但卻有另一番雄渾而不失嫵媚的境界：秦淮河柔波漫步，如一條白練蜿蜒而去，兩岸黛青的山峰負勢競上，直指高遠的藍天。江上征帆點點，岸邊酒旗飄飄，在江南暖風的燻醉下，人人臉上都帶著滿足的笑容，在娛樂至死的引領下，每個人都在忙碌地享受著這史上從未有過的繁華富庶。王勃所說的“閭閻仆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也不過如此吧？畫舫在江中游弋，星辰在江中映出倒影，白鷺從水中展翅飛起，如此的美景，如此的繁盛，即使用圖畫，也無法道其萬一！
可是，詞人並不是盛世的吹鼓手，也不是和諧的唱詩班，而是一個充滿憂患意識的政治家，一個孤獨的沉思者。是那個在別人家慶祝孩子出生的宴會上，據實說出“這孩子今後是要死”的話的賓客。這樣的賓客，在送出一片廉價祝福的賓客們看來，是愚蠢不識時務的；在滿懷欣喜接受祝賀的主人看來，是可惱而煞風景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正因為他的“煞風景”，這風景才有了不同於以往的價值，才被賦予了不同於流俗的厚重。
於是，這一片深秋的美景，被詞人想起的六朝興衰的故事“煞”了。那些王朝們，那些皇帝們，哪個不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哪朝哪代又不曾有過這樣的富庶和興旺？江南從來形勝，錢塘自古繁華。一個朝代的興起，往往就是另一個朝代的覆滅，這頻繁的興衰如流水一樣，從未間斷。而那些剛上臺的雄心勃勃的帝王們，哪一個又不是期望自己的帝國能傳之萬世而不朽？可是，沒有多久，他們也和自己的前任一樣，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陳朝的末代皇帝陳叔寶直到隋朝大將韓擒虎已經兵臨城下，還在和寵妃張麗華在樓頭欣賞曼舞輕歌，詠唱著《玉樹後庭花》的亡國之音，還在富庶繁華中做著萬世為王的夢。而用金戈鐵馬一統天下的隋朝，不也是在短短的三十七年之後就煙消雲散了嗎？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曾經的功業已經如折戟沉沙，無人再去理會，而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宋王朝這輛龐大的戰車，正在循著前朝走向衰亡的軌跡，義無反顧地走向深淵。沉湎酒色的世風，缺乏大志的君王，醉生夢死的臣子，享樂至上的民眾，都是坐在這車上不斷揚鞭的馭手，卻不知末日已在眼前。“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是君主和大臣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可惜，真正理解這話的人，實在太少。“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不是普通的警告，而是一聲喪鐘。這喪鐘在一片歌舞昇平中極不和諧地敲響，如巴比倫夜宴中神秘之手寫在牆上的字，預言了王國覆滅之日的到來。
湯因比說：“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時的。它們由於私人間的恩怨而被廢除，但不到四十年這一弊政就得到了報應。”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變法失敗的悲憤中離開人世。在之後不到四十年，也就是1126年，金兵攻克宋朝首都開封，俘虜了宋徽宗和宋欽宗，北宋滅亡。湯因比假設說：“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時日並開花結果，災禍是能夠避免的。”可是歷史不可假設，四十年前王安石敲響的喪鐘，終於在“靖康之變”中被殘酷地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