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馬和尚到海北來，是個意外。
本身在他出時，玉樹一帶的西番部落，就對於漢軍進駐青海的訊息一概不知。
而尕馬和尚自幼沿襲次子出家的習慣，早在萬曆年間就前往烏斯藏，受封為囊謙國的國師，此後一直居於根蚌寺，對中原事情不甚瞭解。
若無意外，他應該在家寺裡做一輩子主持，可父親與兄長先後死於同白利土王的鬥爭中，讓他不得不從寺廟抽身。
若換了其他敵人，哪怕不報父兄之仇，尕馬也能躲進衛藏，保一輩子太平。
但白利王不單是強大的敵人，自萬曆四十七年，信仰苯教的白利王頓月多吉繼位以來，一步步掌握權勢，向周圍四處攻伐。
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土王，成為北起阿壩黃河、東至四川打尖路、西抵藏地昌都、南與雲南接壤的康區之王。
康區與藏地信仰不同，吐蕃時期在贊普的支援下，藏地全面改信佛教，不願改信的苯教信徒，則被流放至阿里、朵康等邊緣地帶。
在那之後，佛教一步步完成本地化，逐漸興盛乃至在藏地分為多個流派，自相傾軋，苯教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根植於這片土地。
數百年來，佛教在理論上降妖除魔，把苯教神明以‘收服’名義，繼續被西番土民信仰著，二者之間越來越像。
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作為適配部落社會的原始薩滿教，苯教沒有寺院，巫或薩滿依附於部落酋長，除了祭祀之外，不會佔有更多土地或財富。
而適配吐蕃帝國奴隸社會的和尚們，則恰好相反。
一個嚮往強大的世俗統治者，即使滿心抱著與宗教合作的意圖，也必然與掌握權勢的僧侶團體產生矛盾。
尕馬，就是掌握權勢的僧侶之一。
海北的練兵馬營之外，從囊謙地方過來的尕馬布了小營，編撒風馬旗、懸掛五彩經幡。
隨從僧人正在石頭上刻經文，尕馬坐在帳中搖動轉經筒，可心思卻靜不下來。
漢帥劉承宗的軍隊，比他想象中還要兵強馬壯。
尕馬對戴道子的印象非常好。
在青海湖南的山路上，他的牧僧把兩頭馱貨的犛牛弄丟了。
戴道子的塘兵現犛牛，既沒私吞財物、也沒宰殺犛牛，反而在路遇尕馬之後，把犛牛還了回去。
這種事對大部分西番百姓或部分蒙古人來說，倒也正常，依照這邊的風俗，人們不但不敢侵吞僧人財貨，反而會在僧人路過時拿出自己的財貨布施，以換取福報。
即使在白利王的地盤上，也是如此。
但對於中原來的塘騎，沒有這種習慣。
他們把牛還回去，只是他們覺得應該還。
當拉尊與古如的戰鬥結束，塘騎們此次出征，賺得盆滿缽滿，以多了個歪樑子的代價，人均趕著六頭牲畜回海北。
這些牲畜有力保障了他們的道德底線。
對尕馬來說，戴道子是個好人。
他此行的目的是穿過祁連山，去往衛拉特，在蒙古人那裡尋找可能的幫助。
為達成這一目的，他攜帶了兩樣精挑細選、投其所好的禮物，財貨與教法。
因為途中會經過漢人的地盤，所以戰馬與財貨獻給漢人皇帝，而最終解決他的問題，還是要靠把教法送給蒙古人。
人們求助神明的基石，是惡劣的自然環境與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
漢地一方面缺少這種基石，另一方面作為多種古文明交融的中心，人們見多識廣，自有一套不斷改革的世俗觀念。
這種世俗觀念就像康區百姓篤信的苯教一樣，根深蒂固。
他們的教法在藏地康地是被廣泛接受的正道，到了漢地就會成為外道，對指導生活無法起到幫助。
但對衛拉特的蒙古人來說，惡劣的自然環境與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那邊都有。
尕馬真正想找的人，是以調停戰爭而聞名的衛拉特盟主，和碩特部的國師汗。
至於劉承宗的軍隊，尕馬其實不希望得到其幫助。
短暫留宿海北這幾日，尕馬大概對獅子軍有了些許瞭解，他們不是地方政權，從東科爾到海北劃地自治，是一群掌握極端武力的流亡軍人。
毫無疑問，這在兵力上這是一支強援。
但就連朝廷都未能將勢力延伸至玉樹與昌都，劉承宗作為漢人，將來早晚還要回到漢地，即使能助他出兵一次，也無法長久保護囊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