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謀天道、定社稷、破亂局，當以利同，以意合，分之以食祿，化之以名義，力不可不強，慮不可不長遠，滿懷希望，常抱死志，如此，可為之也。
三代以來，帝、王與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貴族也，似伊尹之流，終有數，亦天時也。
然，步朝堂，論國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勢未成，行必難也。
先聖孔丘初為政，嘗於季氏為吏，後平子為其正名，添為大夫末流。
季氏專權於魯國，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禮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禮樂崩壞，上必有亂政者，在魯三桓也，尤以季氏為最。
水至濁亦存白鱗，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雖以仲尼之志，向禮衛道，上思周公攝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於己身。
處微末之時，當不拘於道，不困於禮，蓋人皆以利祿為要，生民之願重於聖賢之志。
力無處宣洩，志不得施張，則內猶修身以養德，正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
所謂失道、違禮，此人慾所致，執政所為，私心甚於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勝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強其力，餘者固其心。
道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術，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後可以行，不至於有惑也。
自仲尼為政，任中都宰，禮施於要處，政通於上下，一年，四方皆則之。
禮樂，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為，如此，可興焉。
所謂賢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為，性不必高潔，德不必廣博，亦大善。
古之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謂‘定、興、治、盛、衰、亂、亡’。
於魯國，國勢雖衰，亂象已生，未至糜爛，猶可用之以禮樂，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張之處。
夫有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備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慾也。
時仲尼已有仁政，然魯國之患，在三桓，在國君之威儀不盛，權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無度。
孔丘欲以禮樂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幾不可挽回，重在魯國，首要三桓。
三桓勢大，遙想昭公之時，欲除而不能，負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勢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時，而三桓之勢猶重，此謂敵強我弱，為之奈何？
三桓者，專權於魯國，所害者，不在魯民，不在大夫，惟在魯室，猶在魯侯，竊其權而奪其民也。
上失其威，則國必生亂，下專於權，則內必生怨。
故仲尼之為政，治其亂而平其怨，復推禮樂，以圖王興。
此亦魯侯之望，雖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進孔丘為司空，後授之以大司寇，相魯國。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誅少正卯。
少正卯，魯國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惡，遂行君子之誅。
五惡者，心達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
此五者，非人倫之惡，非性命之惡，異於禮樂，殊於廟堂，故所謂賢者惡之也。
魯之大司寇，掌緝捕刑誅之事，然，擅殺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順，且有違於禮。
世多有疑，有，則可辯聖人之為政；無，則合聖人之仁德。
故較之禮之仁德與政之得失，後人從其無，取之禮樂。
餘從其有，惟論政之取捨。
世有傳言，少正卯廣開私學，收授門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獨顏回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