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瓊這兩天頭疼，江西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傳到浙江來。
福建的浙閩總督還一直要求他在懲治商人走私一案上取得進展。
可江西抓幾個貪官就行，福建正在忙著剿山匪。他們哪一個也沒有浙江的難度大啊。
弘治十七年，朝廷是在這裡掀起了貪腐案，可那是為首的幾個官員的事，而且朝廷派了大軍，這才穩住了事態。
但今年的情況則不同，所謂打擊走私，其實就是打擊士紳，打擊士紳就需要有力量，但這個‘力量’本身就是士紳。
相反像王瓊、王華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算做是‘流官’，無非就是貪些銀子，朝廷抓他們是好抓的。
但是動士紳這個根基則很困難。
十一月初二，大約是聽說了錦衣衛要來江西的訊息，
杭州忽然開始有士子聚集，他們在街頭高談闊論，揚言朝中有奸佞，所有心懷天下的讀書人都要與此做堅決的鬥爭。
他們在城中暢通無阻，想要到哪裡就到哪裡，你說官府去抓嗎？
人家自個兒家裡就找得到官府的親戚。
都指揮使譚聞義在浙江也頗受掣肘，因為名義上歸他領導的衛所指揮使本身，其實就是既得利益者，他們佔據大片土地，僱傭佃戶，和各商人之間的關係也說不清楚。
甚至有些人自己就參與進海貿那些事情裡。
幾個著名計程車紳之家其觸角也很深，因為他們在朝中有人，地方上的人也喜歡和他們扯上關係。
平時互不侵犯，你是官，我是民。
真的有利益衝突的時候，那就是你歸你，我歸我。
朝廷在浙江，也就是幾個流官而已。
說起來，錢塘李氏還出過成化甲辰科的狀元，其人名為李旻，還曾經見過朱厚照。弘治十七年，他母親去世，所以丁憂去職，回到家裡給母親守孝。
按照時間來算，大概明年年末，大致也就可以返朝任職了，只要經人推薦得當就行。
雖說當初他在東宮的時候不受賞識，但是搞個沒那麼大的職位，還是問題不大的。
你看浙江，王華是狀元、謝遷是狀元，再加上這個李旻，這可都是成化年間的狀元，成化一共才幾科呀？
所以浙江、南直隸歷來文盛。
狀元之外的進士、舉人、秀才，合起來上萬人都是有的。
而文人清高，不為權貴折腰，所看重的還是文名，也就是我不認你的官位，我認你的學術水平。
再加上錢塘李氏本身就是大族。
許多人自發的想團聚在李旻周圍也就可以理解了。
李旻不管心裡樂不樂意，這個活兒他也只能接了。高帽子都戴上去了，如果摘下來，明天他就名譽掃地，士林中人人皆以為恥，
這個打擊，文人接受不了。
命可以丟，名不能丟。
這是文人們總是掛在嘴邊上的話，因為他們也沒遇見過幾次要丟命的情況。等到真到了那個關口，也可以說一句‘水太涼了，不能下’嘛。
士子們聚集起來，人多嘴雜的，有時候所做出的很多行為就不是理性行為，說烏合之眾都是誇獎，基本上就是一群情緒宣洩體。
但王瓊對此毫無辦法，如果他真的派幾個兵，把人抓起來，那就是捅了天大的窟窿，巡撫衙門都能被人衝了，到那個時候，浙江就徹底亂了。
當然，該給京師的奏疏，他還是及時遞了上去的。
“……中丞該去找找彭濟物才好。”
王瓊負著手，在正廳裡走來走去。彭濟物也就是彭澤，浙江的按察使，他這個人也是那種典型的書生，說話時老是要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的那種。
“找他有什麼用？”王瓊覺得梅可甲的這個辦法不好，“彭濟物是和那些人一樣的榆木腦袋，叫他們湊一起，說不準混成一團，還相互鼓勁了呢。”
“可在下覺得是個辦法，總歸要試一試。”梅可甲垂著眉頭，他有一絲隱憂，“就如今杭州城裡這副景象，若是先帝可能還會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可陛下是連聽都懶得聽的。”
王瓊嘆了一口氣，他本想說什麼，但話到嘴邊又改成了反問句：“你真的如此確定？”
“嗯。”梅可甲點點頭，“陛下心志堅決。越是反抗，就越是要壓迫。這是肯定的。哪怕不是開海這麼重要的事。就是一件小事情，如果士子聚集、說些狂妄之語，鬧上一鬧就想改變帝王意志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陛下會想如果鬧一次成功，那麼鬧第二次呢？如果浙江鬧成功，那麼其他省份呢？”
梅可甲是不想見到這麼多人牽涉進大案之中。
他在浙江的名頭也不好。
浙江真的出那麼多命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把這筆賬算到他的頭上。畢竟皇帝一般人不敢說什麼，那就會挑皇帝身邊的人。
即使這些都不提，他也還是希望開海的事情在浙江能夠簡單、順利一些。
不要弄得天子震怒。
那樣誰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