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裡的人都在講，已經有許多年沒見過這樣的大雨，這天啊，一連幾日都是陰沉沉的，陽光也躲在烏雲之後，一縷都不願下來。
許多士子都不理解，杭州的官員百姓、哪怕是販夫走卒之前都過著平和的小日子，為什麼在弘治十七年、弘治十八年連續折騰浙江。那些錦衣衛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皇帝到底要對浙江做什麼？
這其中有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大的變故。
於是最終的最終，激烈的反抗沒有被扼殺於萌芽之中，人們湧進官府，希望巡撫、按察使……或者任何一人都行，能不能有人出面來為他們做一回主？
還有那個正當權的錦衣衛，人們對他又憤怒、又恐怖，就是當那柄彎刀真的亮出來的時候，空氣又凝固了起來。
“中丞！”
毛語文的身邊，王瓊終於也站了過來，他一出現，好些人就開始叫喚他的名字。
之後彭澤、譚聞義全都出現。
今日之事，性質惡劣，但士子們恨得是廠衛，不是他們，而且也沒有惡劣到要殺官的程度，這幫人多少還是讀過書，如果鄉間野民，說不準還真的殺人搶財，反正先搞了再說。
“濟物公！”人群中站出來一個身形挺拔的讀書人，他頭戴方巾，看起來器宇軒昂，“幾日以來，錦衣衛大索杭州城，黃先生、李先生先後被抓。吾等都是各地府學、縣學的學子，往日裡也曾有幸聽過黃、李講學，現如今朝廷如此抓人，若非有奸臣矇蔽聖上，吾等實不敢信！”
所謂奸臣，自然就是說廠衛。
彭澤心裡頭知道，這些年輕人們並不理解真正的朝堂，他們以為自己有冤屈，只是皇帝不知道。但實際上一旦繼續鬧下去，那真有可能辦成大明開國以來的大案了。
“你是何姓名？”
“晚生蕭渺，嘉興府人士，前年有幸，剛中了舉人。”
浙江的事情演變到這個程度，已經是士紳這個階層對於開海的反對，而並非是幾個走私商人的事。因為利益共生，再加上這幾日來錦衣衛稍顯血腥的行動，其實是激怒了這一整個階層。
因為毛語文殺得都是有功名的人。
客觀來說，大明對於讀書人相當的優待，只要是個舉人，不用納稅、不用服勞役、見了縣官不用下跪，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除此之外，舉人還有一份廩糧。不同地區每年大約12-18兩不等。這基本上已經是一個農民從年頭幹到年尾所得收入的兩倍。
再有，舉人一旦碰到恩科，那麼朝廷還會再發一筆錢，就是路費，這筆錢是被納入地方賦役體系的，也就是說屬於政府的支出。
路費這個事情，其實很有意思，很能看出什麼叫政令不出紫禁城以及輿論掌握在讀書人手中這兩點。
首先，舉人路費這個事，洪武十七年有明確記載：中式舉人，出給公據，官為應付廩給、腳力，赴禮部印卷會試。其中的“廩給”，指的是廩米一類的錢糧資助。
不過嘉靖年間有個叫霍韜的人自己記錄說：舉人路費，成化以前無有給也。
什麼意思？
朝廷已經明確了有這筆支出，為什麼還說成化以前無有給也？
看起來前後矛盾，但任何有生活經驗的人稍微一想都能明白，朝廷規定政府給你的錢，不是你說能拿就能拿的。
所以時間一長之後，其實士紳官府已經結成了利益共生體。
另外一方面，自正統、成化以後，舉人路費這個事情漸漸被曝露出來，不間斷的有官員給朝廷上奏，說我們這兒有‘大儒’、‘鄉賢’，他們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夠參加科舉，希望朝廷能夠重視。
之後的弘治、正德年間，一直也都有這樣的聲音，嘉靖年對於洪武年間所定的規矩也再次重申。著名的楊繼盛在中了舉人之後就得到去參加會試的路費三十兩，不過他用這筆銀子給他的兄長捐了一個散官。
而到了萬曆這樣明朝的中晚期，這部分的費用較之前連翻數倍。當然在絕對數額上，不過就是十幾兩到數百兩的區別，壓不垮一個國家，但其實可以看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舉人連一個路費問題都可以進入朝廷的視野得到解決，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這個問題被解決的越來越好，而那麼多佃戶、貧農的生死問題卻解決得越來越差？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不同階層在社會資源的博弈中能力不同。
也就是所謂的越強者越富，越弱者越窮。
言歸正傳。
士紳們在大明的體系之中是力量較為強大的一個群體，並且幾百年來他們不斷取得鬥爭的勝利，就是一個路費問題，都能爭到手。
直白的說，他們自己也認為，治國還是要靠他們。
那句話怎麼說的，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文人的終極理想。
而在現在他們也有一個要求，
毛語文指望不上，他們就指望王瓊、彭澤，那個叫蕭渺的言辭懇切，“德華公，濟物公，昨日公孫道、嚴子孝、俞瑞峰、任青等四人，被當街殺害！此事實在駭人聽聞，吾等別無他求，懇請兩位上奏朝廷為四人訴冤，請求朝廷懲治奸佞！還我大明朗朗乾坤！”
這個時候開海的事情，像是不那麼重要了一般。
爭鬥本身成為了主角，爭鬥的內容已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