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人都知道，具體負責稅賦收繳、訴訟案件、上傳下達這些具體事務的胥吏是官僚系統的‘神經末梢’，它在政治活動中的實際地位是要超過其在官僚系統中的現實位置的。
神經末梢不夠通達，政令就不通暢，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們手裡就剩一分的功效。
但在明代，關於胥吏當官這種事，基本就是沒啥前途和希望，這是總的特點。
當然，並不是說沒有胥吏轉任官員的。
雖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胥吏不準參加科舉，但不準當進士，不是說不能當官，只是朱元璋覺得讓什麼罷閒官吏、娼優之家參加科舉，實在是上不得檯面，所以他是把這些‘底層’人士的科舉機會一齊抹殺了。
但洪武建元，國家草創，正是用人之時，而且他殺了多少官啊？
所以在洪武年間，吏員不可以考科舉，但可以做官，用什麼辦法，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第一個不讓吏員當官的是永樂皇帝。
永樂七年，太宗召見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問其出生，其中二十四人為進士，還有洪秉等四人為胥吏。
於是他申諭吏部：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通達治體者，詔：自今勿複用吏。
洪秉等人就特別的倒黴，莫名其妙見了一趟，就被太宗皇帝給貶黜為序班。
這是鴻臚寺的一個官職，具體負責朝會和宴饗等禮節，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別。
不過那也不一定是壞事，碰上永樂這種殘忍和強勢的帝王，御史過於聒噪，說不定還會被他一刀砍了。
然而要說明的是，永樂七年的這個聖旨，是不讓胥吏當科道官員，其他官員還是可以當的。
不過對於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緊這一趨勢是沒改變的。
到宣宗朝以後，即便轉仕成功的官員，也基本不會獲得重用。
而明朝中後期，基本不會見到有吏員轉官的記載，大多數還是為雜官。
而這些胥吏雜官偏偏還採取就近原則，於本地服役，因為覺得他們長於地方，熟悉鄉里，可以成為溝通官民的媒介，有助於政令的上傳下達，促成政務的具體實施。
這……也不能說沒道理。
只是實際當中已經完全變味。
而官員的任用，一般是要回避家鄉的。
所以說官員很難形成威信，老百姓都知道你會走的。
真實的情況，便如那位黃四郎——他只是流水的縣官，您才是鐵打得老爺。
許多官員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那麼自然懶得去捅一個地方的馬蜂窩，只要不出大事，隨便下面人整，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給伺候舒坦了，三年一過，賄賂賄賂，弄個優等什麼的，又到別處去當官了，管那麼多閒事幹嘛？
這一套官和吏的邏輯如果理得清楚，就會發現其實一個地方的治理的好不好，真的不是來一個會讀書、品行好的知縣就可以的。
朱厚照對這一套都是清楚的。
所以他才問那個問題。
如果做官無望，是不是就是一心斂財？
而對於楊一清來說，他要考慮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胥吏乃末流，自太宗、宣宗、憲宗以來對胥吏入官多有限制。便是知其學識、品行不足為官。胥吏不許科舉、不能為官，此皆為祖制，臣請陛下，三思。”
朱厚照不是真的十九歲、長在宮裡的少年。
他內心知道，胥吏的處境越發艱難，關鍵是有一個群體不接納他們。
這個群體就是官員本身。
道理也簡單，我寒窗十年苦讀考中進士才可以做官，你一個胥吏憑什麼也可以和我一樣？
再者說了，一個蘿蔔一個坑，給你們佔一點兒，我就少一點兒。
所以不管是從面子、祖制以及利益角度來說，開這個口子，絕對會招致整個官僚系統的反對。
但朱厚照不是什麼無法掌控朝堂的軟弱皇帝，他有自己的力量和手段。
“其餘人呢，都是這樣覺得嗎？”
梁儲也附議，“此例不可擅開，否則必有動盪。”
“臣附議。”王炳也表態。
朱厚照撓了撓鼻子，“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