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一年的氛圍明顯和前幾年不同。
想七年、九年大朝會那會兒，皇帝每次召人商議的或是紅薯的推廣情況或是某地遭了災的賑災情勢，唯一要花大錢的就是水師寶船的鑄造。
總體上，從來都是問民生之苦，解民生之急。
到了今年，忽然之間要給土司立規矩，的確令人措手不及。
旨意已經到了內閣，現在不是辦不辦的問題，而是怎樣辦的問題，按照皇帝的脾性，若是不辦，怕是又找個張璁第二來辦了。
而且張璁第二這個人也有，嚴嵩嚴惟中嘛。
張璁這個人，楊廷和不是很擔心的，此人性格孤傲，心裡裝不下人，就算一時得勢，也很難行穩致遠。
但是嚴嵩看起來並非如此，他圓滑多了，又不怎麼出頭，而且聽從皇帝旨意竟就在西南偏遠之地耐性子待了這麼好幾年，事情辦得也敞亮。
現在皇帝要內閣拿個主意，弄得內閣也得聽聽嚴嵩要如何講。
“……昨日皇上其實已經陳述了大半。不過當時也很難說得極為具體，改土歸流不可一概而論，而應分步實施，近中原者宜流不宜土，邊疆荒蠻之地宜土不宜流，流官自有朝廷管束，土官之管轄，無非是五個舉措，編其戶、取其兵、輸其賦、控其襲、斷其罪。”
這五條是嚴嵩認為中央王朝應該對土官實施的管轄，當然這是總體上，細節中還要有更多的規定。比如取其兵，是取多少兵呢？如何取兵呢？萬一不讓取或是渾水摸魚的要怎麼處罰呢？
這些都需要詳細擬定。
但朱厚照不可能陪同他們一行一行字的細究，否則要他們何用？
而所謂輸賦，就是要這些地方給朝廷納賦，這一條原來就為人所重視，是不是納貢是判斷其是否歸屬統治的重要一條，甚至納貢多少決定了朝廷給土司封賞多大的官職，但‘威柄漸弛’以後，實際上也執行的不是很到位，現在提出來就是要當個事情來辦。
控其襲也有很多內容，主要是對承襲土司職位的人的學識、經歷、血緣、年齡等都做出規定，根本目的是要選一個讓大明朝廷滿意的承襲人。
斷其罪就不是那麼很好聽的話了，不過有明一代本來就有對於土司犯罪如何進行懲罰的規定。相比於元代的‘土官有罪，罰而不廢’要嚴厲得多，除了反叛必誅以外，還有典刑、革降、遷徙等等手段。
比如弘治八年，朝廷查明馬湖府土知府安鰲存在陷害謀官等事，所以“擬凌遲處死、家口遷徙”。
總的來說，這個事情對內閣並不難，一是有例可循，二是有嚴嵩相助，實在不知怎麼定，皇帝也隨時可以拜見。
但訂立規矩也不簡單，至少得思慮周全，不能出現漏洞，而且朱厚照是要認真執行的，因而放了時間讓他們仔細問事，半點不得馬虎。
到這個程度，朱厚照就只需等著，然後看他們上呈的東西，若是有些意見，再加以修改。
這樣的管理算是有的放矢，不會讓皇帝太累，也不至於失去掌控。
而在這個檔口，王鏊獨自遞了條子入宮。
朱厚照本以為是事情辦結，所以來向他稟告。沒想到王鏊到了他面前就開始唉聲嘆氣，誠心認錯。
他大概也知道自己任首揆有些不讓皇帝滿意。
朱厚照忽然覺得這個忠心跟隨他的老人也不容易，“閣老與朕是有過師生的恩情的，不管如何，朕不能當個忘恩負義的君主。加之，楊一清剛走，閣老此時不宜提這一茬。再說，朕也不忍閣老離去。”
王鏊近來覺得事愈發重，心愈發累，頭愈發重，對於他本身有什麼影響他是不計較的，不過讓皇帝覺得有些不舒服，這讓他比較難以承受。
其實王鏊並非是沒有能力的人，如果是輔佐宋仁宗、明仁宗或是弘治皇帝這些君主，他會名滿天下，因為這樣的君臣之間就按照儒家發明的那一套治國手段去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