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道觀自魏晉南北朝到唐以及宋代早期，那日子過得都是相當可以的。
唐代名相狄仁傑曾說過：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
到了宋元之時，部分統治者開始認識到這些‘出家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太大，於是著手開始控制。
明代，朱元璋也定了加強管控這樣的基調，寺院道觀基本沒有形成大的影響，只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內，因統治者的個人喜好而有所賞賜。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攤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
這是個明顯的進步，即常住田地是需要交納賦稅的，不過寺院、道觀基本會免除徭役，所以對一些人仍然具有吸引力，而且也經常會成為“逋亡之淵藪”，意即逃亡者集中的地方。
景泰三年，朝廷下令，令各處寺院、道觀以六十畝為業。
不過在實際執行中，卻不是這樣。
這種年景，若不是出來個正德皇帝，那看守宮門的小太監都在給家裡‘置辦產業’，兼併土地是從上到小，人皆有之。
在明代，租寺院、道觀之田耕種的百姓比比皆是，但卻很少聽聞過寺院道觀反過來租種旁人的土地的。事實如何，可見一斑吶。
此番皇帝下旨落在錦衣衛的頭上，那肯定不是和風細雨，而必然是狂風驟雨。
錦衣檢校成隊而不出，街頭之上人人避讓，或是衝進茶館酒肆，或是直接進民宅官邸，天子親軍令牌之下，敢不低頭而阻撓者，皆為同罪。
其中最慘的，自然要數寄居於官員家中，和官府有所聯絡的那批人。
真要說起來，有的人本身就是信奉這一套東西，他們與某某道士私交不錯，相邀至家中居住這種情況更不是沒有，可惜撞上這種特殊時候，官員、道士這兩個身份往錦衣衛的面前一擺，許多話就說不清楚了。
你說他沒有密謀打算敬獻，怎麼證明？
毛語文是刑部監獄的出身，他在那邊學到了很多，但從來不包括通道、信佛就能減輕人生苦厄這一套。
錦衣衛的院落裡，燈火通明，一個個罪犯的慘哭之聲不斷，真的有人極力喊冤，他也不為所動，面色冷酷著就一句話：“帶走。”
從清晨至半夜，只一天一夜的功夫，等到第二天東方既白，一切又如平常。
只不過店小二今天再看不到神神叨叨的怪人來他這裡要上一杯茶，擺攤的商鋪也難遇著那些個舉著個旗子自號什麼什麼真人的傢伙走來走去。
甚至賣豆腐腦的老闆開工之後都覺得身邊空曠了許多，於是嘀咕一句：“那個老神仙呢？”
“哪裡有什麼神仙，子不語怪力亂神。史書之上，國主君王凡迷信佛道的，必致誤國。皇上雄才偉略，對於長生不老之說無半分好感，這是本朝福氣，更是天下蒼生的福氣，你這等人沒甚見識，不理即可，莫要在這裡胡亂說道，免得被一起抓了去，於你反而不好。”
茶館裡，書生一桌對著邊上的商賈之人一頓教誨，他們有功名在身，尋常人不敢得罪，只能閉口不言。
行商之人，命數天定，有的時候總要在這些方面尋些寄託，可皇帝一道旨意，便連寺院的田產都轉給了科學院，大勢如此，徒呼奈何啊？
好在他們本忙碌，也沒空理會。
真正有空閒的都是在書院和藏書園中讀書的閒人，朝廷將這些僧人、道士一掃而空，所展現的乃是天子繼續勵精圖治的態度，於他們而言，同樣大有益處，畢竟天子還是要用他們這些有真正學識的人。
不僅如此，朝廷在科舉之外，又有少府、產業部和總理外務部對外招考，最後公佈的細則之中，他們這些人同樣可以報考。
考上了以後同樣也是官身。
只不過他們得在四書五經之外，再去學習那些別的，雖說有些討厭，可只要是公平的考試，他們至少比那些個根本不通文理的人要好得多吧？
這些施策聯絡在一起，自然是皇帝惜才、攬才、愛才，如此，難道不值得稱頌？
這些訊息公佈以後，藏書園中凡水利、農桑、產業等書籍，立馬變得搶手，單人學悟不透的，還要坐在一起相互探討。
這些人三五成群，鑽研各種學識，等到半程，又有人說：“細則之中明言，四書五經佔比仍有一半，我們不可顧此失彼，落下以往的課業。”
“是極，是極。”
毛語文不去關注朝廷其他方面的施策，等到此番抓人影響不及他的預期時，家裡的夫人反倒是提醒了他，“皇上拒僧人、道長，而納聖學子弟，招考之策一出，留待京中的讀書人、甚至一些末流小官無不摩拳擦掌。事不關己，尚且高高掛起，又何況這些利於己之策呢？從今往後，這些人都被趕出朝堂，而皇上要用的就是他們了。這一緊一鬆之道，正是玄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