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廷仁其實是在勸他。
他現在糾結的這個案子，唐代就有過，而且鬧得沸沸揚揚，甚至驚動了武則天，哪怕過去一百年到了柳宗元時代，那個時代的文人還是把這件事拿出來說，柳宗元還特地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名為：《駁復仇議》。
朱厚照反應過來以後就說：“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
何廷仁則回：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
“看來性之（何廷仁字）是贊同柳宗元的。”
“是，總不至於現在仍然先殺而後彰，此謂亂也。”
朱厚照露出笑容，“禮之大本，以防亂也。”
像是尤址不讀這些書，聽到天子和何廷仁的對話實際上已經暈了。
大多數情況下，古代讀書人就會如此，只想著靠現代的幾個笑話和所謂科學知識就震住他們，這實際上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話說回來，就是林清韻這種為父報仇、殺害朝廷命官的事在唐朝武則天時代發生過。
當時幹這事的人叫徐元慶，他殺的人更牛逼，是御史大夫，屬於部長級高官。
殺了人以後，他就自首。
這件事引發了‘法律與禮法’的衝突與危機，
按照《禮記》所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
就是你和你的殺父仇人都不應該處在一片天空下，這就是不共戴天的由來。
《禮記·檀弓》還記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的意思是如果在大街上遇見仇人，回家拿武器都不用，直接衝上去開幹就對了！
那麼好了，按照先聖所言，為父報仇就是對的啊。
後來這事鬧到武則天那裡，她先是同意赦免，但後來又有個叫陳子昂言官，說這樣不妥。殺人不償命，這是壞了律法。
最後定的辦法是：殺了他，然後表彰他。
到了柳宗元的時候，他就拿來嘲笑，說表彰和處死怎麼能用於一個人身上呢？
誅其可旌，茲謂濫。意思是處死可以表彰的人，這就叫亂殺。
旌其可誅，茲謂僭。意思是表彰應該處死的人，這就是過失。
最後的結果，整個唐代也沒把這個事情給鬧明白。
這件事，其實更深層的反映了‘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差異。它的意義實際上也比表面上的要大。不要說唐代了，放到後代，中國人還是會贊同那種殺掉母親仇人，然後慷慨赴死的漢子。
唐代的儒學也不是很興盛，到了明代，像何廷仁這樣的人馬上就會站出來維護禮法這兩個字。
換句話說，
朱厚照有理由認為，這就是柳宗元的駁復仇議其實就是人心所向。
他站了起來，負手說：“至正德二十一年，大明算得上四夷賓服，也算得上民安物阜。不過治國之道，不僅在於物質多麼豐富，國家與人一樣，還是要有一種精神氣。禮法，不能忘記。”
何廷仁等三個臣子很少聽到皇帝說這樣的話，當即大喜，“皇上聖明！”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他又呢喃重複了一句，“若是禮法不在，則人心必亂，人心混亂則國家安能四方安穩？傳旨。”
這兩個字一說，侍從室的人是有膝跳反應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口語說說，但是他們落筆要成文章。
這個本事可不容易，大多數人別說寫別人的意思了，就是寫自己的意思，八百字作文也寫得跟狗爬似的。
但是何廷仁就有這個本事，
朱厚照說：“大明是以孝治天下，漢民族也是崇尚祖宗禮法的民族，朕為天子，要順應民心民意、順應先聖禮法，為倡導、維護、踐行傳統禮法而制定和實施律法，這才是律法存在的最大意義。
正德一朝，以科學為代表的奇技淫巧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但科學只是工具，吃精鹽白糖、穿棉衣棉褲，並不意味著先聖所言便沒有道理。相反，越是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之中，越是要謹記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崇儉戒奢、誠實謙虛的傳統美德。”
是的，他用上了傳統美德這四個字。
末了還加了一句，“旨意由內閣發。同時再傳一句話給內閣，要他們想個法子，做點什麼，扭轉當前的民間與官場的風氣，引導官員、百姓尊老愛幼、一心向善，不能任由社會風氣肆意滑落，不可控制。對於明顯違背傳統禮教、明顯汙化社會風氣、明顯傷害百姓情感的言語和行為要進行適度的懲戒。”
不夜城給他的感覺太奢華了。
京師如此，估計江南更加誇張，長此以往，人們的心會慢慢改變，等到災難降臨的那一天，他們還會跟隨歷史的指引重新凝結嗎？
資本家是從來沒有愛國兩個字的，只要給錢，他什麼都能賣。
朱厚照是想學西方文化中較好的地方，但並不是把整個國家改造成一個近代的西方國家雛形，從大歷史觀來看，西方也就是大航海的四五百年厲害些，後來也開始東昇西降了，再過幾百年他能混成什麼模樣還難說呢。
何廷仁手捧著這頁紙則有些微微的激動，“陛下，是欲重推禮教？”
“朕什麼時候放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