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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走後，我失去一個平時沒事兒也可以打打電話說說閒話的朋友，因此愈顯孤單，於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陳小露身上，我說過，我曾以為她會是我的救命稻草，讓我看到新的生活，或者和我一起去建立新的生活，雖然那種生活是副什麼模樣我到現在也無從想象，但當時我卻抱著一種幻想似的熱望，我以為我們可以各自掙脫出身邊的一切，我以為我們可以改變點什麼，即使沒有變好也不要緊，變壞也無所謂，至少，我認為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於是，我用三天時間寫完手頭的提綱，然後打電話給陳小露，告訴她，我的工作暫告一段落，打電話前，我甚至準備一篇長篇大論，用來討論我們的將來，可惜，陳小露告訴我，她很忙，最近兩天有一門課程結業考試，說等考完了再說，於是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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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世上最叫人不堪忍受的東西便是等待——等待叫人不思茶飯，望眼欲穿，等待叫人灰心喪氣，心神不寧，其中最折磨人的便是等待時的希望，希望，希望——但願以後再不要提起它，每當我想到希望二字都不禁為之深深搖頭，這兩個字所表達的東西實在可怕，它是一種願望，一種要求，一種叫人受盡侮辱之後仍不自覺的幻想，只要一想到它——希望，人們便能投入到更深的侮辱之中——一方面，等待喚起人的希望，另一方面，人卻得忍耐，忍耐來自希望可能破滅的預感，等待就是在這兩種自相矛盾的情感中一分一秒地度過的，而不幸的是，最常見的，人們等到的僅僅是破滅而已，而且，由於希望破滅，使得原來的悲哀更加深重。即使是希望成真，人們的喜悅也不會太久，因為激情已經在等待中消耗殆盡了。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那些將死的人們，想到了那些處於疾病之中卻苦捱苦熬的人們，想到了那些向股市中投注股票的人們，想到了那些望著滿城燈火而在其中尋找自己家園的人們，想到了那些終日坐在辦公室裡，面對永無盡頭的瑣碎工作悄悄嘆氣的人們，那些分期付款購得小小安寧的人們，那些被命令、被呵斥、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我想到他們的等待及希望，那些凌雲壯志，那些以為一切可以改變的英雄夢想，還有那些微末的小小的希望，那些幼稚的天真幻想，那些漂浮在北京上空的可憐的精靈——所有這些未能插上翅膀的小鳥，它們都在哪裡難過，在哪裡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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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陳小露的三天時間內，我上街購物四次，買回大量至少一年以後才會使到的東西。
做飯六次，每次至少做出三菜一湯。
收拾屋子三次，程度甚至於把書架上的每本書都擦過一次。
吸菸八盒，喝掉紅白葡萄酒各一瓶。
睡眠四十小時。
讀小報二十份，內容紛雜。
連平時從來不看的新聞聯播也當作笑話集錦看過一兩次。
讀正經書兩本，一本安德里亞所著《基督城》，另一本義大利人康帕內拉所著《太陽城》，
兩本書的共同點是，全是胡言亂語，不著邊際，外國人的有意思在於，他們竟有閒心把世上絕不可能出現的可怕情況羅列出來，結整合書。
看錄影兩盤，分別是特呂弗所拍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以及《朱爾和吉姆》，這兩個片子的女一號的區別是，前者只想讓一個男人操，後者只想讓兩個男人操，共同點是原因相同，當然是愛情。
聽了施納貝爾所彈的八張一套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一遍，貝多芬在奏鳴曲裡表現的痛苦啊抗爭啊意志啊之類曾折騰了他一輩子，我不幸也被其感動，在聽的時候，腦子裡也曾轉出過離開陳小露的念頭，但音樂過去，念頭立即無影無蹤。
瓦爾特指揮紐約愛樂樂團演奏、威斯敏斯特合唱團擔任合唱的莫扎特的《安魂曲》聽了十一遍。其中的很多唱段竟叫我聽出了街頭流行歌曲的味道。
即使這樣，三天中，我也沒能改掉每隔一會兒便檢查一下電話是否掛好的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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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我站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校門前，而對面陳小露正揹著小包，手拿兩本教科書向我姍姍走來，一瞬間，我竟疑心自己是否站在位於波士頓的哈佛商學院門口，等待一個高不可攀的哈佛校花。我迎上前去，滿心歡喜，走近一看，陳小露卻顯得心事重重，頓時，一種古怪的不舒服的感覺湧上心頭，連我的腳步都放慢了。
“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能不能過。”陳小露沒精打彩地說。
突然之間，我居然感到兩人之間無話可說。
我陪著她走了十幾米，從上衣口袋裡拿出煙盒，抽出一支，放在嘴裡，站住，點菸，深吸一口。我一抬頭，陳小露也停住腳步，站在我旁邊，看著我。
“你去哪兒？”我聽到她這麼問我。
“我？”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上午我接到她電話，說要我到學校門口接她，但接她以後怎麼樣卻沒提，她這樣一問，我更摸不著頭腦了。
“你今天有事嗎？”她又問。
“沒有。”
“你陪我去友誼擦車吧。”
我點點頭，未說一聲，我們一前一後，走向路邊她的汽車。
“我總是在友誼擦車。”她說。
我們上了汽車，開到友誼賓館裡面的一個停車場，有工人上來擦車，我站在一旁，正是下午四點半鐘，停車場上沒什麼人，陽光充足，陳小露與我站在一起，看著工人們用接著水龍頭的皮管子把車沖洗乾淨，又用肥皂水擦了一遍，又用水衝去肥皂，又拉開車門，把儀表板、方向盤擦乾淨，拖出腳墊子，在空中抖淨塵土，最後是玻璃，裡裡外外、一塊塊用擰得乾乾的麂皮擦得透亮，這中間的半個小時，我們幾乎沒有說話。
“你有事嗎？”玻璃擦完，我問她。
“我有一朋友約我找她，她開一個廣告公司，就在薊門橋，我們好長時間沒見了，我要去看看她。”
我點點頭。
“我還要去一個地方找一個人，去拿一封邀請信用來辦護照，下個月我要去一趟泰國，我——我老公要我去的。”陳小露總把她的臺灣人稱做老公。
我再次點點頭。
“給我一支菸。”她說。
我把煙遞到她手裡，她就在我旁邊點燃，抽了起來。
我耗在那兒了，不知該怎麼辦，看得出來，陳小露也同我一樣，氣氛沉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