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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門後，我們一起去洗手間用熱水洗臉，我腦子動了動，記起袁曉晨是出差回來，就問她：“哎，你這回出差是不是也是跟他在一起？”
“怎麼了？”她把塗滿洗面奶的臉轉過來衝向我，看起來很古怪。
“沒事兒，瞎問問。”我的心頭已是一股無名火起，但表面兒還是裝做很自然的樣子。
“那是我前男友兒啊，既省了每月的五百塊房費，又是老熟人，還省了你接送的麻煩，何樂而不為？”
“你可真會算計！”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生氣啦？”她高興地問，“還是嫉妒？”
她再次轉過來臉，這一回，她洗乾淨了，我分明看到一絲痛快的表情浮現在她的臉上，那是一種因報復而顯出的得意忘形。
“有什麼可生氣的，不就是舊情復燃嗎？理解。”我說著走了出去。
“哎，去哪兒啊？該你洗臉了！”我聽到袁曉晨在後面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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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後，不知為什麼，凡是她買的東西，我都儘量不用，總覺得那是她從那次房費裡省出來的，而且，我弄不清的是，省了房費以後，他們省沒房事？我回避這個問題，只是更加少地與袁曉晨做愛了，即使做，也是忽而狂暴忽而半途中止。
也許我的態度被袁曉晨察覺到一些，她表現得更為自信，經常抓住一些她自認為的我的弱點來攻擊我，比如她看一本時尚雜誌，仔細看其中的一頁珠寶廣告，知道我照例會說那東西沒用，她便像早已準備好了一樣，對我說那種珠寶的製作工藝，做珠寶的公司多麼有名，甚至有一天，當我把一塊她用的手絹丟進洗衣機時，她竟說要拿去幹洗，說那塊名牌手絹是如何的貴，又是誰送她的，等等，又比如，她更經常地說我比她歲數大，卻沒她掙錢多，頗有一種自己奇貨可居的沾沾自喜，還說等她買了大房子，讓我也嚐嚐寄人籬下的滋味，以前我們也說這些玩笑話，但不知為什麼，現在聽起來卻十分刺耳，我想這主要是袁曉晨在說的時候語氣發生了變化，她開始當真進入一種強調自我的狀態，這令我覺得說不出的可笑。
這些話聽來聽去，總算叫我聽出諷刺意味，總結起來也不過就是四條兒，那就是嫌我年齡大，掙錢少，不努力，沒前途，可氣的是，這四條兒結論的參照者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和她的前男友。
“你看看人家，跟你一邊兒大，我認識他的時候，一起在公司裡打工，開著跟你一樣的捷達，還是分期付款的，現在已是八千萬的身價了，保時捷就換了兩輛，和媳婦離婚給了媳婦一千萬，我要是跟你分手，頂多能得到幾本你簽名的書，裡面寫的還是跟別的姑娘的亂搞經歷！”一天，她竟這樣口若懸河地對我說，說的時候，抑揚頓挫，一種奇怪的快感在語氣裡顯露出來。
“大姐，要說有錢人，美國不是有一叫比爾·蓋茨的嗎？成天數錢點財產累得跟孫子似的，為了發展，還得忙著跟各種人握手，什麼總統法官律師之類，煩不煩啊，有點自由時間全都拿來算計別人，訂合同衝市場什麼的，低不低階？不就是商人嗎？”我這麼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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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某些方面我確實得感謝袁曉晨，她是商業社會的使者，是她向我報告商業社會來臨的訊息，這個社會不知從哪一天起，變成了商人的天下，一座座形狀相似的寫字樓裡，一張張交易合同像雪片一樣漫天飛舞，裡面寫的全是一些保護自己、損害別人的明確條文，那是商人生命的精華，勾心鬥角、斤斤計較、連蒙帶騙成了一種職業生涯，一種高階人生，商人以騙得的財富與騙得的權力相抗衡，形成了社會上最主要的兩種力量，而這一切，卻與大多數人毫無關係，看歷史書叫我懂得，在人們有限的幾十年裡，垂死掙扎的狀態是不同的，但強力與心機卻是生者特別喜歡的兩種生存工具，很多人把生命的頂點就定在能夠握住這兩樣東西上，那不過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一種動物時髦而已，為的是讓自己的生命在與別人的對比中顯得更重要，事實上，那種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時髦一直令我反感，我不喜歡那種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擊敗別人的人，不公平，沒意思。我像是一個安於在自己的墓地邊徘徊的人，對我來講，生與死才是惟一重要的兩種超乎一切的現實、夢想與力量，其餘的不過悲喜劇的輪番串場表演而已，即使在趣味上，我也不喜歡命令與交易，我討厭像這樣一種單調的社會現象，極目四望，全部且永遠是沒完沒了的交易，男人和男人交易，女人和女人交易，男人和女人交易，年輕人和老年人交易，而交易規則卻只是些花言巧語或對自己有利的謊言，那麼多年過去了，社會上仍沒有什麼新事物出現，有的只是新的交易，我知道，在這裡，就連死亡都能變成一筆交易，不是有人壽保險這回事嗎？無不無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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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袁曉晨以及她自鳴得意的一切，我想我得反擊了，就像對於這個社會所能提供的單調沉悶的生存價值提出反擊一樣，我以一種不屑一顧的姿態進入角色，那就是外表上的沉淪，把我的生命，忘情地投入到一種不計後果的胡混中去，讓一切少數人的明天統統見鬼去吧！我與多數人一樣，沒有明天，沒有未來，更沒有希望，至少，我犯不上成為別人獲得
權勢與榮華的工具，我再沒有意義，也不願擁有他們追求的意義，我的夢與他們的不一樣，我就站在我的夢中，挨著我自己的破鍋破碗，一點不怕寒磣，就像一隻野獸站在一片荒原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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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曉晨忙於她的房子，她的未來，她的薪水，她的高質量的一切的時候，我帶著一種憤世嫉俗的不滿情緒，推掉手頭的所有工作，踏踏實實投入聚會，這也就是在北京，可聚會的場所多得要命，畫展、藝術展、電影首映、各種新聞釋出，這是在白天，晚上是演出，大劇場、小劇場、京劇、崑曲、地方戲、美國大片、黑道電影、DV展、詩歌朗誦會、文學討論會，還有各種搖滾演出、各種酒局、各種飯局、各種賭局、各種遊戲廳，甚至還有體育鍛煉，打球游泳之類，多如牛毛，看也看不完，混也混不完，你去了一次，下一次他們就會叫你再去，總之，我忙著跑到外面混，在家裡呆的時間少得出奇，那時已是春天，報春花在路邊接二連三地盛開，細雨過後，空氣中四處瀰漫著一股泥土的香味兒，鳥兒在枝頭輕巧地跳躍，而我卻披星帶月，出入在一個又一個歡場，或是朋友家裡，經常是連手機也不帶，行蹤飄忽不定。
這一招令袁曉晨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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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面上，袁曉晨絲毫不露聲色，她對我察言觀色，用一種旁敲側擊的方式試探我，一天夜裡，在她臨睡前，我要出門參加一個麻將局，她在門口一把拉住我。
“想打炮嗎？不打就算了。”我聽她乾巴巴地說。
“你吃什麼呢，怎麼這麼說話？”
“對你這種人，沒什麼可說的，就得簡單粗暴。”
“看來我的回答也得單刀直入，免得你覺得拖拖拉拉。”
“到底怎麼著？打還是不打？”她一邊頭也不回地脫衣服，一邊用不耐煩的語氣催促我。
“我真想說不打。”
“那就說，我去洗澡。”
“我要說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