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在和許松商議將來那些中舉的人如何去安排職位，朱棣認為這批人應該先安排在有關財政的崗位上，讓他們熟悉這樣的實務，瞭解國家的實際情況，避免空談誤國。許松說可能有點困難，畢竟之前安排一個夏元吉已經是極限了，哪知機會就來了。
其實要從朱棣離京前核銷錢糧開始，朱元璋和朱標聽了朱棣的話就留意了鳳陽的錢糧核銷，現他們賬目更改時間很短，但是手續齊備。
朱元璋和朱標為了培養朱棣的軍事才能，決定按照一個千戶所的配額下撥錢糧給朱棣，以支援他在鳳陽的練兵活動。朱棣開始時只擁有一個小百戶的兵力，而且他的練兵思維非常前衛，不同於當時傳統的軍事理念，這導致他在錢糧使用上常常顯得不規律。
由於這種不規律的錢糧使用，朱棣上報的賬冊與戶部匯總的總資料經常對不上，因此戶部多次駁回了他的賬冊，要求重新整理和稽核。在過去，由於鳳陽與金陵相距不遠，且朱棣的賬房團隊非常專業，對賬工作相對方便。但隨著朱棣的部隊開拔至北方，這種面對面的對賬變得不切實際。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鳳陽中都留守司採取了一種變通的方法。朱棣的部隊後來改組成了燕山衛，雖然印鑑被收回，但書吏為了方便工作，仍然帶著它隨行。當審計資料出現不符時，書吏會直接修改並蓋章，以此來應對戶部的稽核。這也導致朱棣後來現自己所見的賬冊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儘管這種做法在表面上解決了財政稽核的問題，但它也暴露了明朝財政管理中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如何在保持靈活性和適應性的同時，確保財政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書吏的做法雖然避免了因實際兵力與備案數量不符而導致的財政審計問題，但也引了新的管理挑戰和道德風險。
在明朝時期，財政管理的嚴格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當時的制度，每年的財政收支、稅款賬目等詳細資訊，都需要由各地的政司、府、縣一級一級地匯總上報至戶部。這是一個龐大而繁瑣的工作，因為戶部與各地方政府的數字必須做到分毫不差，否則整個賬冊都將被駁回，需要重新填報並重新加蓋地方政府的印章。
當時的明朝都設在南京，這意味著全國各地的官員都需要親自前往南京來報送賬冊。這是一個既費時又費力的過程，尤其是對於那些來自偏遠地區的官員來說。他們不僅要面對長途跋涉的艱辛，還要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情況。
更為複雜的是，當時上繳的稅款主要是實物，即糧食。在運輸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如天氣、道路狀況、運輸工具等，糧食難免會出現損耗。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使官員們盡心盡力地保管糧食，也很難保證賬冊上的數字與實物完全相符。
一旦賬冊與實物出現不符，按照明朝的規定，整個賬冊都會被駁回，需要重新填報。這對於那些來自偏遠地區的官員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因為他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重新整理賬冊，並再次前往南京進行報送。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需要承擔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和損失。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一些官員開始採取一種變通的方法。他們事先準備好一些已經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不時之需。這樣一來，即使賬冊被駁回，他們也可以迅地重新填報並重新加蓋印章，從而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這種做法其實是從元朝時期就已經存在的習慣性做法，而且在明朝初期也並沒有被明令禁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做法逐漸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一些官員開始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認為它違反了明朝的財政管理制度和紀律。
不過，對於那些來自偏遠地區的官員來說，這種做法無疑是一種非常實用的應對措施。它不僅可以幫助他們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情況，還可以減輕他們的工作壓力和負擔。當然，這也反映了當時交通不便、資訊傳遞緩慢等社會背景下的一種無奈選擇。
朱元璋現空印這種做法後，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汙大開方便之門。
這個時候錦衣衛已經正式成立，朱元璋想起了去鳳陽的時候現的問題，於是命令先徹查鳳陽的問題。
錦衣衛調查現，除了鳳陽演武的練兵錢糧除了空印賬冊這個問題外，其餘沒有出現貪墨的情況，但是仔細調查鳳陽中都以及皇陵的建設，現了很多官員曾經利用這個情況進行了貪汙。也就是說除了勳貴們擅自挪用中都建設費用為自己修建豪華府邸外，地方官員都有了貪汙的跡象。如果說前者，朱元璋出於事前沒有說好以及維護政局穩定的角度默許了，只要停止就不作追究。那麼後者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元璋現空印這種做法還存在貪腐後，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汙大開方便之門。 [
生“空印”事件後，史載，朱元璋的反應是“盛怒”，認為這是欺罔行徑，丞相、御史都不敢諫言 [4]。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同年有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言，有浙江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朱元璋。鄭士利兄，乃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受空印案連累坐牢，為避免被認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鄭士元出獄後，鄭士利這封上書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鄭士利上書數千言，言數事，其中空印事尤詳。
鄭士利認為，陛下欲治罪這些空印的官員，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紙，弄虛作假危害老百姓，但這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觀點 ：其一，空印賬冊蓋的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印跡並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是輕易拿不到的。其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戶部說了算。而部省間距離，遠則六七千裡，近亦三四千裡，一旦有錯，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時間。先印而後書，這是權宜之計，且由來已久。其三，國家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而後根據法律懲處違法者。但是，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這麼做的，並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位至郡守的官員，都是數十年培養所成，這些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復生。 [1]
朱元璋看罷鄭士利的上書後，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後主使者。鄭士利笑道 ：“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最終沒查出幕後主使，鄭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員沒有因此被赦免，就連已經釋放的鄭士元也受此連累被抓起來流放了。 [
隨著朱元璋的清洗行動展開，他不僅對淮西集團推薦的文官進行了清除，還一併除去了劉伯溫生前所建立的浙東文官體系。這一舉動標誌著朝廷內部權力結構的重大調整，也為新的勢力進入核心層鋪平了道路。
這一變革中，朱標作為即將接班的太子，也展現出了他的政治手腕。他選擇了一個既能維護朝廷權威，又能體現仁慈之心的策略：對於要罪犯，他主張嚴懲不貸；而對於其他從犯及其家眷，則採取了流放的措施。這一決策不僅彰顯了朱標的果斷與智慧，也贏得了朝野上下的廣泛認同。
邸報傳至北平後，朱棣在閱讀了相關內容後心生歡喜。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變革對自己未來的政治佈局有著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朝廷清洗文官體系為他日後執政時培養新的行政官僚騰出了空間；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這批流放者中蘊含的巨大潛力。
朱棣深知北方邊疆的人口稀少、文教落後是制約地區展的瓶頸。因此，他立即上書朝廷，建議將這些流放至北方的罪官家眷作為人口補充，同時利用他們的文化素養來推動當地的文化教育。這一提案既響應了朝廷的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這批人的價值，為北方的長遠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標在接到朱棣的上書後，經過短暫考慮，決定批准這一請求。他明白這不僅是對北方邊疆的一次有益的人口補充，也是對朝廷政策的有力執行。於是，硃筆一揮，批准了朱棣的提案。
隨著這一決策的落實，北方的人口結構得到了改善，文教事業也逐漸興起。而朱棣的這一巧妙策略，不僅鞏固了他在北方的勢力，也為明朝的未來展埋下了伏筆。
朱棣在上書並得到朱標的批准後，迅行動起來，利用這一政策為北方的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先，他積極接收並安置這些流放的罪官家眷。朱棣深知這批人雖然犯了錯，但其中不乏有才華、有學識之人。因此，他命令北平地方政府妥善安置他們，並給予他們適當的生活保障，以確保他們能夠在北方安定下來。
接著，朱棣利用這批人的知識和才能，推動北方的展。他鼓勵這些流放者參與北方的建設，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透過設立學校、書館等教育機構，朱棣不僅為北方引入了新的教育資源，也提升了當地的文化氛圍。這些流放者的參與，使得北方的文教事業得到了快展。
此外，朱棣還注重從這批流放者中掘人才。他設立了專門的選拔機制，對於那些有才能、有抱負的流放者，給予重用和提拔。這些人在朱棣的領導下，逐漸成為了北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朱棣還透過這一政策加強了與北方的聯絡和溝通。他鼓勵這些流放者與當地居民交流、融合，促進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這種交流與融合不僅增強了北方的凝聚力，也為明朝的統一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總的來說，朱棣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政策，不僅為北方的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自己在北方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體現了朱棣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也為明朝的未來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