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怎麼跟你說過北山鎮其他醫生的事情(山姆·霍桑醫生一邊說，一邊取下酒瓶，循例給自己和客人各自倒了一杯小酒)，因為一九二二年剛到北山鎮的時候，我是鎮上唯一的醫生。情況到二九年大有改觀，覲聖紀念醫院開業，迎來了幾位出色的駐院醫師，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林肯·瓊斯，北山鎮的首位黑人醫生。一九四。年九月，林肯結了婚，在北山鎮養了兩個孩子，他的兒子納特正巧到了想要條寵物狗的年紀，因為納特的妹妹無法提供他想要的那種夥伴關係。
勞工節後的那個週六，在患者上門的間隙中，我和護士瑪麗·貝斯特談論著本週要聞。羅斯福總統將五十艘超期服役的驅逐艦給了英國，換取話半球八個戰略性海軍和空軍基地的九十九年租約。“美國離戰爭越來越近了，”瑪麗下了定論，“再過一年，我們恐怕就要置身於戰火中了。”
“那都取決於希特勒，”我答道，“我覺得他沒有愚蠢到膽敢入侵英格蘭的地步。”
這時候，林肯·瓊斯的腦袋恰好探進了房間裡：“怎麼？二位居然在討論戰爭？生意肯定很清淡吧。”
“哼，你又是為啥在醫生樓裡轉來轉去呢？”瑪麗反唇相譏道，露出她特有的那種促狹笑容，她很喜歡林肯這個人，“你就沒有病人需要看嗎？”
“都治好了，各自回家去了。我此刻最擔心的是特納，納特的那條狗。它得了嚴重的腹瀉，我實在說服不了兒子，我只懂得幫兩條腿的患者看病。”
“山姆會幫忙的。”
“謝謝你，瑪麗，”我咕噥道，然後正了正臉色，問林肯，“好像聽說過，有位獸醫在本鎮去辛恩隅的路上開了’家診所。”
林肯點點頭：“我正要去那兒，但得先回家接特納。一起去？”
“是個女人，對吧？”
“好像是。她叫安娜貝爾，給診所起名叫安娜貝爾的方舟。”
“夠可愛，”瑪麗實在難以評論，“二位走吧，祝你們玩得開心。”
“我在兩點前沒有病人，是嗎？”我裝出公事公辦的樣子問瑪麗。
“空得很。要是女獸醫閣下耽擱了二位，記得通知我。”
林肯·瓊斯個子很高，相貌英俊，四十五六歲，比我大一兩歲。
我們坐進他的轎車(“山姆，就別讓特納把你的別克搞得一團糟了”)，出鎮到了鎮界路，他和夏琳幾年前在這裡買了幢屋子。他的妻子是個黑膚美女，兩人在這一帶的社交場合出現時，總顯得那麼珠聯璧合。夏琳帶著特納出來迎接我們，那條混血小狗被裹在毛巾裡。我第一次想到：林肯之所以拉我同去，是不是為了緩和黑人向白人女性獸醫求助時的緊張氣氛呢？
“山姆，近來如何啊？”夏琳跟我打招呼的時候，林肯快步上前，接過她懷中的小狗。
“這樣的日子裡我就不抱怨了，”我答道，“希望可憐的特納能恢復健康。”
“希望新來的女獸醫能治好它，”夏琳答道，“她可別被牛隻和馬匹弄得分身乏術。”
開車去安娜貝爾的方舟這一路，我負責抱著裹在毯子裡的特納。那地方在從北山鎮到辛恩隅的半路上，選址不錯，能吸引兩地鎮民開車前往。這棟白色的煤渣磚建築只有一層，與較小型住宅的面積相仿，門口的送奶箱為之增添了幾分住家氣氛。一塊小標牌上，很有品位的鎦金字母寫著“安娜貝爾的方舟——所有造物的庇護所”。我們到的時候，停車場裡只有兩輛車，一輛是流線型的林肯一西風跑車，另一輛是黑色普利茅斯轎車。我相信給這個地方命名為安娜貝爾的方舟的人無疑是林肯一西風的車主。
我們撳響門鈴，然後走了進去，迎接我們的是各種不同的吠叫和咆哮。
房間裡有五六隻貓狗待在各自的籠子裡，看起來一個個都不情不願。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輕女士走出來和我們打招呼。“你肯定是瓊斯醫生了，”她對林肯說，“你夫人打過電話，說了特納的事情。我是安娜貝爾·克里斯蒂。別在意我的患者。它們很快就會安靜下來的。”
在近處看，她更像電影明星而非獸醫。倒不是說她有多漂亮，而是她的金髮、褐眼、爽朗的笑容和線條分明的五官都讓人一看就移不開視線。我很不好意思，因為我盯著她看了好一會兒。“叫我林肯好了，”他對安娜貝爾說，“這位是我的朋友，山姆·霍桑醫生。”
她把笑臉轉過來面對我，火力全開：“久仰大名，霍桑醫生。你是本地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我更願意把自己看做華生醫生，雖說他可不怎麼給人看病。”
“你的姓名縮寫卻和福爾摩斯一樣。”她不肯放過我。
“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了。你是A．克里斯蒂，和那位英國偵探小說作家一樣哦。”
“安娜貝爾·李·克里斯蒂，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視線投向特納，用一隻溫柔的手檢查那隻混血小狗，“小夥子，你這是怎麼了？不舒服嗎？”小狗嗚咽著作答。
“腹瀉了好幾天，”林肯告訴她，“星期一有幾個朋友來我們家燒烤，慶祝勞工節，它在野地裡跑來跑去，估計是吃了什麼髒東西。”
“亂餵它吃東西，或是野地裡的有毒種子。我見過更糟的病例。”檢查完畢，她說道，“先給它打一針，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內，把這種藥粉摻到它的食物裡，應該能讓它恢復回來。”
“太感謝了，克里斯蒂醫生，要多少錢？”
她聳聳肩：“就十美元好了。算是同行優惠。”
“這話我可記住了，”我對她說，“下次我得了犬熱病一定來找你。”
她笑著瞪了我一眼：“霍桑醫生，你不妨試試看。”
一個年輕男人從後面的房間出來，懷裡抱著一隻體形纖細的暹羅貓。“這姑娘的精神恢復了不少，”他說，“可以放到前面的籠子裡了。”
“那就好。這位是雷·帕金斯，我的助手，這位是瓊斯醫生，他的狗叫特納，還有這位是霍桑醫生。”
“很高興認識二位。”他說著把貓放進一個空籠子。最近的那隻狗馬上低聲吼叫起來。帕金斯只好把暹羅貓挪到面對前門的另一個籠子裡。這位年輕人身材高瘦，動作間透著年輕人特有的笨拙。他二十歲剛出頭，比安娜貝爾·克里斯蒂年輕十來歲。
“這隻暹羅貓有梗阻方面的毛病，”她解釋道，“和特納的問題恰好相反。要是到週一它還沒有好轉的話，就只能動手術了。”
林肯付給她十塊錢，我連同毯子抱起特納。“很高興認識你，克里斯蒂醫生，”我說，“你那輛林肯一西風可真是漂亮。”
安娜貝爾·克里斯蒂哈哈大笑道：“大家都這麼說，但我開的是那輛普利茅斯。”
若非接下來那個星期一的事，我與北山鎮首位女獸醫的交情或許也就僅止於此。星期天我起得很早，到屋外取來牛奶和報紙，坐下閱讀倫敦在白天遭受劇烈空襲的新聞。在連續幾周被納粹空軍狂轟濫炸之後，英國政府相信德軍將跨越英吉利海峽發動襲擊，便釋出了入侵預警。九月七日的空襲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恐懼。
德軍的約三百架轟炸機和六百架戰鬥機以可怕的精確度襲擊了倫敦港區。在熊熊燃燒的烈火指引下，敵機當晚再次來襲。
“德國若入侵英國，那美國就參戰了，”第二天早晨在辦公室裡討論時，瑪麗·貝斯特鬱郁地說，“我覺得我該做點兒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