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頭關卡，又遇到麻煩了。那時候深圳是小平同志劃的圈兒，屬於特區，要想進去得辦特區證。我們不知道呀，來的時候沒辦。我們演出的那家歌廳老闆還挺有門路，開車給我們接了進去。人家跟我們說了，“你們出門兒的時候留點神，如果被查到你們沒有特區證，要被抓去篩沙子，掙夠了罰款才能放出來呢。”我一聽，這不是對付民工的辦法嗎？又一想，我就是民工呀！
歌廳的樓頂搭了一排木板房，頂頭一間就是我跟付強下榻的地方。我一瞧，其他的木板房門口，晾曬的都是花花綠綠的女士內衣，一打聽才知道，那些房間裡住的都是陪酒妹。鬧了半天我們跟民工還不一樣，我們跟陪酒妹差不多，屬於陪笑哥。
甭管法律和道德上怎麼看待陪酒妹，反正我沒有歧視她們的意思。我覺著她們總比在家吃父母的那幫啃老族強，至少是靠自己吃飯的。
那家歌廳的陪酒妹大多來自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農村……請這些地方的朋友千萬不要誤會，哪個省都有當陪酒妹的，只不過深圳的陪酒妹來自這些省份的居多。
她們不想臉朝黃土背朝天，想過城裡人的生活。但是家裡兄弟姊妹多，父母無力供養她們讀書。於是只好隻身到大城市闖蕩，舉目無親，找不到好的工作。又覺著打工太累，掙錢太少，聽說陪人喝酒，摟摟抱抱就能掙錢，陪就陪唄，反正老家人也不知道。過年的時候拎著大包小包衣錦還鄉，就跟鄉親們說是開店掙的，讓那幫小姐妹們羨慕死。
慢慢地跟她們混熟了，她們知道我愛喝酒，有那兒客人喝不完的洋酒，想存在吧檯，她們就說：“讓小妹帶回去喝吧。”然後帶回來送給我喝，還告訴我：“這叫芝華士，你知道多少錢嗎？四百八！”
有一天夜裡，我發現她們好幾個人都是哭著下班。一問才知道，有個過去在這家歌廳唱過歌的小帥哥，在別處搭乘摩托車趕場的時候，出車禍去世了，還不到二十歲。孩子的父母來處理後事，哭得死去活來。姐妹們紛紛解囊，湊了錢送給老人。
陪酒妹錢來得也不容易。客人來這種地方就是放鬆、發洩的，所以讓你喝酒你就得玩兒命地喝，讓你唱歌你就得沒完沒了地唱。必須得讓客人滿意，下次來才能再點你陪酒。而且每個陪酒妹都有任務，每星期必須有兩次客人透過你訂房，否則罰款。
她們生活很節儉，後半夜下班之後，有的回家吃碗泡麵，有的到大排檔吃碗酸辣粉，就把自己打發了。趕上哪位客人高興，請客吃飯，她們會低頭往死裡吃，這頓飯要能堅持到第二天上班，而且要解一個禮拜的饞。
她們最大的花銷是化妝品和煙，都是工作必需的。沒有化妝品上不了班，沒有煙解不了乏。隔三岔五她們也會聚餐吃頓火鍋，都是AA制。
她們最大的任務就是攢錢。有的要供弟弟上學，有的父親動手術欠了債。還有個四川大姐，那時候就比我歲數大。老家有老公有孩子，老公什麼都不做，她一個人要養活三個人。
大部分陪酒妹沒有這麼重的負擔，她們攢錢的目的，要麼是將來能開個店，買點兒首飾之類的小物件。要麼是給自己準備嫁妝，將來找個好人家。
後來有一個陪酒妹來北京發展，輾轉聯絡到了我。她這時候已經成為了一種保健品在北京的代理商，還在北京買了一套兩居室。
過段時間她請我喝酒，向我哭訴：她沒有北京戶口，那時候沒有北京戶口是不能買房的，所以她是用她舅舅的戶口買的房，她舅舅霸佔了那套房，不給她了。你說她這個舅舅心有多黑！
後來有一回看電視，有個演丫鬟的演員挺眼熟，再仔細一看，也是深圳的一個陪酒妹。
她們的段子比我多得多，只不過她們沒有機會出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