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海上風暴對船艦和船員的損傷是十分嚴重的，許多在敵人港口外參加封鎖任務的艦隊軍官都感受到了這種損耗，科林伍德說：“我們所遭受的每一次打擊都極大地削弱了這個國家的實力，上次的巡航使得5艘大型船艦失去了作戰能力，最近又有2艘艦船失去了戰鬥力。這其中有幾艘已經被送進了造船廠。我甚至無法想象在這2個月中會不會有好的睡眠。”他接著說，“在我看來，這樣持續不斷的航行已經突破了人類的極限，科爾德瘦得皮包骨頭，身子也垮了。我還聽說，格蘭夫斯也好不到哪裡去。”豪勳爵也非常反對這種政策。
除了船員和船隻的損耗外，還有一點一定要注意到，那就是沒有一種封鎖能夠完全阻擋敵人艦船的退路。比如維爾納夫就從塔蘭逃離，密西斯也從羅什福爾脫身。科林伍德寫到：“我們現在在這裡監視著羅什福爾港內的法國艦隊，然而我們卻感到要阻止它起航並不是那麼實際。可是，要是讓他們從我身邊白白溜走的話，我會顏面掃地……唯一能夠防止他們逃避的辦法，就是讓他們不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闖進我們的埋伏圈。”
不管怎麼說，那種緊張不安的狀況已經成為了過去。英國的船隊佔領了法國和西班牙的海岸；所遭受的損失也得到了補充，受損的戰艦也得到了修理；當一名軍官在崗位上力竭而亡時，就會有別人來取代他的職位。對佈列斯特的封鎖和見識徹底打破了那位皇帝會師一處的美夢。雖然一路上困難重重，納爾遜的警惕心卻沒有絲毫減退，從他們出發的那時候起，一直到橫穿大西洋，最後回到歐洲的港口。這還是在他們進行軍事打擊很久之前，將戰略扔在一邊而單憑戰術完成了特拉法爾加的勝利之前。就是這樣一點一點，一步一步，依靠這群身心疲憊卻紀律嚴明的英國海軍，加上傷痕累累卻仍有作戰能力的戰船，攔截住了那些高傲無能的對手們的進攻，他們在敵人的每個補給基地前方都駐紮了軍隊，用小型戰艦組成的鏈條將它們聯結起來，他們雖然無法阻止敵人的進攻和偷襲，但是卻能有效地阻止敵人分艦隊的集中。
從本質上來講，1805年的戰艦和1780年的戰艦並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後者有了極大的進步和提高，但這種進步只是深度方面的，並不是戰艦種類方面的。不僅僅是這樣，20年前的英國艦隊就敢在冬季闖入比斯開灣，當時艦隊的領導者是霍克。霍克的傳記作家在後來說：“在霍克的通訊中，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英國海軍稱霸海洋的能力，這支海軍不但能夠抵禦住冬季的風暴，還能在他的率領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行動，而且這也是他的使命。”
比起霍克與納爾遜的時代來，法國海軍現在的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海軍官員的整體素質也有了極大的提高，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儘管如此，法國的海軍部不會不知道自己海軍軍官的長期匱乏，以至於影響到海軍的整體質量，海軍的缺口太過龐大，只能用陸軍計程車兵來替補這一缺口。
西班牙的海軍狀況也不會比15年前更好。納爾遜在提到西班牙向法國贈送戰艦的時候就說：“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船艦不再由西班牙人率領，因為那是毀滅它們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但是我們應該尊重事實。對於實力比較弱的一方而言，摧毀敵人艦船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港口進行監視，等到敵艦剛要起航的時候就向它們開火。這種戰術唯一所遭受到的反擊就是在歐洲。法國和西班牙海岸線之外的氣候非常多變，特別是在冬季的晚上，所要面臨的嚴重災難有時候連堅固的戰艦都無法承受，隨之而來就造成了各種物資的匱乏，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儲備艦船，用來替換那些執行任務的船隻，還要替換船上的船員。
如果執行封鎖任務的艦隊能夠在敵人必經之路的一側找到一個合適的停靠地帶，那麼上述的問題就不算問題了。就像納爾遜在1804年與1805年利用撒丁島的馬達萊納灣監視塔蘭艦隊時，他是迫於眾多戰艦非常糟糕的狀況才做出這樣的選擇。1800年，詹姆斯·索瑪爾茲爵士甚至使用了位於法國海濱且離佈列斯頓僅僅有5英里遠的杜瓦納內灣，以便在氣候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能夠安全地在岸邊停靠他的艦隊。從這個軍事觀點來看，普利茅斯與紐比的地理位置並不是十分理想，它們並沒有如同馬達萊納灣一樣在敵人必經之路上的一側，而是同斯塔盧西亞一樣，線上路的大後方。雖然是這樣，霍克依舊以為，戰艦的四處航行和有效的管理能夠彌補這種種不足，就像羅德尼後來在他風暴肆虐的基地所表現的那樣。
如果將1778年的那場戰爭視為一個整體，英國將它的艦隊分散佈置在美洲、西印度群島與東印度群島，並跟敵人旗鼓相當。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凡是提到戰艦的分配時，這種理論就是成立的。在歐洲，則剛好相反。同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相比，英國要處於劣勢，英國人想要發動進攻，就只能小心謹慎，並且只能依靠運氣和敵人的小型艦隊相撞。因此，除非是取得了一個非常有決定性的勝利，否則也要承受交戰艦船在戰爭過程中暫時失去戰鬥力而導致的極大危險，而即使取得了勝利，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昂貴的。由此可見，英國本土或海峽雖然有可供依賴的直布羅陀、地中海等交通線，一旦發生戰爭或者天氣突變，就必須十分小心謹慎，並只能待在本土海岸線的地方待命，或者騷擾敵人的交通線。
印度的距離便有些遠，在那裡，這種政策同樣適用。被派往那裡的艦船停在了那裡，一旦遇到緊急狀況，它們可能既得不到補充援助，也無法脫身，那麼這個戰場就是孤立的。然而，歐洲、北美與西印度群島卻是一個巨大的戰爭活躍區，這些戰場都是相互關聯的，各個地區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所以必須時刻防範它們。
海軍在戰爭中扮演的是交通線守護者的角色，海軍和那些交通線的連線都是依靠本土，在本國，軍需庫被集中起來。這樣會出現下列兩種狀況：第一，處於戰爭防禦地位的國家，比如大不列顛應該將主要力量集中在這些兵工廠和軍需庫跟前；第二，為了進行軍隊的集中，不應該將國外的交通線繼續擴大，以防止本來就不夠用的海軍還要增派兵力去保護它們。與第二種情況密不可分的任務是透過強化其他的方式來達到鞏固交通線的目的，使這些交通線根本不需要派兵保護，只要每隔一段時間運送給養和增援部隊就可以。
如果這種理論正確的話，英國在美洲的做法就完全錯了。他們佔領了加拿大及哈里法克斯、紐約與納拉甘西特灣，而且哈德遜一線也在他們的控制之內，他們完全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區，或許是決定性的地區。當時的法國艦隊尚無能力攻克紐約與納拉甘西特灣，從而使英國的守備部隊只需要應付海上的進攻，並且將英國海軍的任務降低到最小的範圍。一旦敵人的部隊擺脫了英國艦隊在歐洲的監視，並且在美洲露面，那它就會在那些眾多的港灣中找到安身之所。相反，紐約和納拉甘西特灣被英國經營得非常羸弱，只要有一個類似於納爾遜或弗洛格特這樣的人物就能攻陷它。而紐約的陸軍被兩度切割，先切割出去的一部分被派往切薩匹克，後面被切割出去的一部分則到喬治亞，而這兩支軍隊都沒有能力來獨自應付眼前的災難。在這種狀況下，英國的陸軍沒有經過考慮就在中間地帶衝殺出一片區域，如果敵軍一旦控制了海洋，必然會利用這種條件插入英國陸軍被分割的兩部分中間。而這兩部分英軍之間的聯絡完全依靠海軍，因此隨著這條交通線的不斷延伸，海軍肩負的擔子也沉重了起來。保護港口和交通線是英國海軍的雙重任務，英國必須在這些地方分兵，自然削弱了英國海軍的軍事實力，那麼，所造成的後果便不足為奇了，當法國的德斯坦於1779年出現在北美海岸時，英國人就匆忙放棄了納拉甘西特灣，因為克林頓根本沒有力量同時保衛納拉甘西特灣和紐約這兩處地方。
在西印度群島，擺在英國政府面前的問題是儘量保留對一些物資豐富的小島的使用權。不僅如此，還要佔據這些島嶼，並保持它們的自由貿易，儘量讓其免受敵人的騷擾。這就要求海上兵力要優於敵軍艦隊或者單個巡邏艦，確立明確的實力優勢。但無論怎樣警戒，都無法將敵人完全限制在港內，所以，在西印度群島的水域內必須有英國的護衛艦和船艦進行巡邏。但是如果可能的話，避開法國的艦隊要比制止它們強得多。由於英國海軍只侷限在防禦的範圍內，所以總是很輕易損兵折將。實際上，在它不斷被削弱的過程中，在受到襲擊後，它佔據的大部分島嶼也會悉數喪失，並且在敵人炮火的轟擊之下，英國的艦隊往往不會有所動作。而相反的是，它的敵人在發現自己處於劣勢時，就會等著自己的增援部隊到達，在這期間不會擔心發生任何事情。
這種尷尬的困境並不是僅僅侷限於西印度群島。由於這些島嶼距離美洲大陸非常近，使得進攻的一方總是可以在防禦的一方弄清其真實意圖之前就集中兩個海區的艦隊，雖然這種集中有時候要受制於海上氣候和季節的變化。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顯示出英國頗具才華的海軍將領所表現出來的茫然，雖然他在戰術指揮上存在著種種弊端，但是這在另一方面顯示出了他內心的迷茫。英國的繁榮主要依賴的是貿易，在任何情況下，困境是軍事實力處於劣勢的一方共有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位英國的艦隊將領在西印度群島的任務非常沉重。
在歐洲，由於缺少大規模的特遣艦隊，英國本土和直布羅陀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梅諾卡島丟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這個。當同盟國的66艘戰艦和英國匆忙集結起來的35艘戰艦迎頭撞上，並且將它們驅趕進港口時，導致了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終於落入了法蘭西手中。拿破崙一直認為，只有奪下英吉利海峽，法國才能夠成為英格蘭的主人。一連30天，30艘法國戰艦組成的特遣艦隊一直在比斯開灣巡航，等待行動緩慢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國艦隊沒有受到英國艦隊的任何騷擾。直布羅陀面臨著嚴重的饑荒問題，因為英格蘭的交通線中斷了。對直布羅陀的救助獲得成功，並不是因為英國政府派遣的強大海軍艦隊，而是英國軍官高超的指揮能力和西班牙人的懦弱。在最重要的一次軍事救援中，豪勳爵的艦隊僅僅以34艘艦船對抗同盟國的49艘艦船。
在英國面對的種種難題中，哪一條出路才是最佳的呢？是讓敵人自由離開港口，維持一支足夠強大的海上力量，在每個暴露的陣地上同敵人決戰；還是在非常艱難的情形下，監視敵人在它本土的造船廠，而不是徒勞地試圖制止敵人的每次偷襲；或者是攔截敵人的運輸船隊，並挫敗敵人大規模的軍事聯合行動，並緊隨其後追趕逃脫的大型艦隊呢？這種監視和封鎖完全是兩碼事，這個術語雖然經常被運用於戰爭中，卻不是非常準確。
納爾遜寫到：“請讓我奉告閣下，塔蘭港從來就沒有被我封鎖過，與之相反的是，我給敵人提供充分的出海機會。因為只有在海上，我們才有希望實現國家的意圖。”“只要法國的艦隊想要離開港口，無論用什麼辦法都無法將它們留在塔蘭或佈列斯特。”雖然這種說法有些誇大其詞，但是試圖將它們封鎖在港灣中的任何軍事行為都是徒勞的，這一點絕對正確。
納爾遜之所以靠近敵人的港口，並佈置了適量的觀察艦船，就是想要知道它們於什麼時候起航，去什麼地方，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跟著它到達地球的另一面”。他說：“我相信，法國的費羅爾特遣艦隊一定會駛向地中海，如果在那裡和土倫艦隊會合的話，我們的數量便落到下風。可是我不會放棄它們，我的艦隊將一直緊追它們。”在那次持續時間很長的戰爭中，會出現種種情況，比如由於氣候的惡劣，參加封鎖的艦隊會暫時離開戰場；或者由於指揮官的錯誤判斷，使得法國海軍的分艦隊在英國海軍的眼皮子底下逃掉。好在英國海軍會在很短的時間裡發出警報，那些在海上巡航的艦船中總有一些能夠發現敵人的蹤跡，並尾隨其後，弄清它們的目的地，並把情報傳達出去，從一支艦隊到另一支艦隊，接著便很快有一支同它實力相當的特遣隊尾隨其後，會“一直追蹤到地球的另一面”，如果戰爭需要的話。
按照歷屆法國政府對其海軍的管理使用，它們屢次遠征並不是為了和敵人在海面上拼殺，而是有著種種不可告人的“最終目的”，隨後的追擊和滋擾也不可能不受干擾地執行已制定的計劃，哪怕是由一支分艦隊單獨完成。對大規模的艦隊會合來說，取決於將各大港口不同的艦隊統一起來，那樣它們便具備了致命的威脅。1799年，法國的布呂克斯率領25艘戰艦離開佈列斯特，開始冒險性的巡航，這一訊息迅速傳播開來。英國人倉皇與錯誤的舉動，法國計劃挫敗和追擊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從羅什福爾、1806年維堯姆分艦隊從佈列斯特等的脫逃，再加上特拉法爾加海戰，這些都為本書提供了一種十分有趣的海軍戰略研究材料。1798年的戰役中，英國雖然在尼羅河取得了驕人的戰果，但是當遠征船隊起航時，由於在塔蘭前面兵力空虛，而且派給納爾遜的護衛艦也遠遠不夠，所以這場戰爭依舊可以作為一個連續失敗的例項來分析。1808年，岡託姆在地中海9個星期的巡邏也充分顯示出，即使是在一片狹窄的海域內，若是沒有一支強大的堅實艦隊，要控制一支已經出海的艦隊是非常不容易的。
從1778年的戰爭中我們卻找不到類似的例子來，雖然英國這個古老的君主國沒有刻意掩飾艦隊的活動在暗中是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的。在兩個時期，英國都處在一個防禦的地位；但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它就放棄了在敵人港口之外的第一道防線，將它的整個艦隊分散到世界各地，試圖保住帝國在全世界的所有領地。我們在揭露這種政策的不足之處時，也要承認另一個政策的危險性和難度，就是透過封鎖或者戰鬥縮短戰爭的程序，這樣海軍就成了戰爭局勢的核心。這就要求英國政府有一支數量能夠和敵人媲美，效率還要高於敵人的海軍，將它們分配在有限的作戰海區內，這個範圍要能夠使此海區的幾個分艦隊之間能夠相互救援。在這樣部署完兵力後，剩下的就要取決於打擊和攔截敵人的分艦隊的靈動性和技巧了。透過對敵方艦隊的進攻來保護海外的領地和商品貿易，這樣便能清楚地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軍事目標，自己的敵人是誰。在靠近本國港口的前提下，那些需要修理的艦船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休整，而且還能夠減少對海外基地供給物資的要求。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求海軍在數量上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不同的分艦隊之間會由於相距太遠無法及時提供救援，所以，每一支分艦隊都要具備和敵人力量相當的兵力。這就意味著每個分艦隊都要在其所處的地方佔據力量上的優勢，因為敵人有可能得到額外的援助，但在己方的力量不足的情況下，這種防禦性戰略看起來總有些不切實際。儘管英國在每一處都有著同敵人力量相當的兵力，但是英國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海外戰場都不佔優勢，這就說明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這種防禦性戰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危險。1778年豪在紐約、1779年拜倫在格瑞那達、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薩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馬提尼克、1782年又在聖基特，都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而與此同時，歐洲的同盟國艦隊在數量上卻佔有很大的優勢。所產生的結果是英國船員的危險不斷增加，艦船受到的損害日益嚴重，那些不適合出航的艦船得以保留，而並沒有將它們運送回國，縮小海軍的力量，因為在沒有穿越大西洋的時候，英國殖民地造船廠嚴重匱乏，使得這些艦船得不到及時的修繕。上述關於這兩種戰略的比較性開支，問題不是哪一種在同一時間支出最多，而是哪一種能夠在最大限度內縮短戰爭的程序。
同盟國的軍事政策相比較英國就更加值得詬病了，因為同盟國作為進攻方，它的條件要比防守方有利得多。當同盟國終於克服了難以將各種力量聯合起來的阻礙時，我們發現，英國從來沒有阻止或危及它們的相互聯合，同盟國完全可以選擇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和任何作戰方式，依靠自己的優勢兵力，發動對英國的進攻。同盟國是怎樣利用自己這一巨大優勢的呢？它們一邊對英國的邊緣地帶不斷蠶食，一邊用自己的腦袋去撞直布羅陀這塊堅硬的石頭，法國做出的最認真的軍事決策就是向美國派遣了一支分艦隊和一支部隊，想讓目的地的兵力在數量上增加一倍，其結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英國殖民者發現同殖民地的對抗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從而結束了對自己分散力量的控制，其實這種控制對它的敵人是最有幫助的。而在西印度群島，大多數是趁英國艦隊不在場的時候，一個接一個的小島被攻佔，這種輕易地佔領說明，只要能夠繞過英國的艦隊取得勝利，那麼其他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儘管法國人有很多的機會，可以透過攻擊英國的海上力量來解決這個難題，可它從未付諸過行動。在佛羅里達，西班牙雖然用一支絕對優勢的兵力換取了一場勝利，但這種勝利卻是毫無意義的。而在歐洲，英國政府採取的計劃使本來在數量上就處於劣勢的海軍陷入了絕望的境地。然而，同盟國卻從來沒有消滅英國海軍的作戰計劃。在最關鍵的時候，德比艦隊的30艘戰列艦被同盟國艦隊的49艘戰列艦圍困在託比灣開闊的錨地上，戰爭委員會對此的決定卻是圍而不打，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同盟國海軍作戰行動的特點。為了進一步阻攔英國海軍在歐洲的行動，西班牙固執地將自己的艦隊束縛在直布羅陀附近。但是它們從來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就是無論是在直布羅陀海峽還是公海，只有對英國海軍的粉碎性打擊才是攻克直布羅陀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途徑，而在當初就不止一次地讓直布羅陀的守軍陷入了饑荒中。
在實施攻擊性行為的過程中，同盟國跟大多數海上聯盟一樣，在軍事行動的意見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吵得不可開交。從這點看來，西班牙尤為顯得自私自利和不講信用，而法國則比較忠實可靠。為了對付一個共同選擇的軍事目標，進行兩國真正戰略上的合作，應該是雙方共同期盼的目標，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同盟國在管理和準備上存在著不足，尤其是西班牙在管理和戰備方面的效率非常差，根本沒辦法和英國抗衡。不過，雖然管理和戰備問題具有非常深遠的重要性，但這些問題和同盟國選擇攻擊目標，從而達到戰爭目的所採用的戰略計劃和方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對於管理和戰備問題的調查，不但會毫無意義地拉長這種爭論，而且其中糾纏的一些同本書主題無關的細節也會模糊我們最重要的戰略問題。
關於戰略問題，我們可以簡略地認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這一軍事政策的主要錯誤。這種猜想讓同盟國的希望徹底落空，因為它們都一心向著自己不可告人的目標，採取的軍事行動也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利益為前提。把自己最狹隘的目標當成主要目的——或者是致力於能夠達成他們的目標而具備的某種優勢上，以至於對眼前能夠把握住的唯一機會視而不見。因此就戰爭的結果來看，它們都一無所得。在我們做出結論之前，有必要再次重申前面的概述，同盟國的目標是為它們所受的傷害進行報復，並結束英國稱霸海洋的時代。做出的這種報復對於它們自己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當時的人認為，同盟國不但解放了美國，更加打垮了英國，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它們沒有將直市羅陀與牙買加收回，這就意味著英國海軍沒有遭受到任何的損失，而北方的各個強國都武裝中立，沒有取得任何效果就返回了。隨後不久，英國的海軍再次崛起，更加飛揚跋扈和專制了。
同英國海軍相比，同盟國的準備、管理和作戰素質都遠遠比不上對方，他們所能依靠的唯一優勢就是數量上的差距。在同盟國處於攻擊地位而英國處於防禦地位時，面對英國的海軍，同盟國的艦隊卻採取了防禦性的措施，並沒有主動進攻。謹慎嚴肅地運用自己在數量上的優勢，逐個擊潰對方的小股力量，將兩方的數量差距拉得更大，接著摧毀對方的海軍組織，並推翻這個海上帝國。而這些都沒有在同盟國的戰略活動中表現出來，除了沙弗倫唯一的光輝事蹟以外，同盟國不是逃避就是倉皇應戰，從來沒有主動地發起過進攻。只要英國海軍能在沒有任何打擊的前提下在海上耀武揚威，不但法國人的最終目標不會實現，如果因為某一次幸運的機會而讓英國人獲得一場勝利，那麼兩方就會恢復到原有力量上的平衡，不這樣做是英國政府的錯誤。但是，如果英國由於某種指揮錯誤導致它的艦隊仍舊不如同盟國的話，那麼同盟國沒能很好地利用這次機會便更加值得批評了。進攻的一方不能由於防禦方擁有許多基地就分散自己的兵力，這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我們上次已經批評過法國國民的民族偏見，在這次的軍事行動中再次得到了展現，看起來這種民族偏見是法國政府和海軍軍官同時具備的，它是法國海軍作戰的毒瘤。依照作者的觀點，它也是法國海軍沒有在此次戰爭中獲得重大勝利的關鍵所在。這種傳統的觀點對於它的民眾所產生的影響是致命的，法國一大批極具才幹的海軍軍官滿懷著崇高的事業感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務，這就說明傳統觀念在他們的腦海中有多麼根深蒂固。如果這種意見正確的話，它也算是一種警示，就是目前盛行的觀點和將要產生的影響總是需要檢驗的；如果它們是錯誤的話，就會招致毀滅性的災難。
商業襲擊戰作為海上戰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對於像英國這樣依靠商業立國的國傢俱有特別的效果。當時的法國海軍官兵就有這種觀點，而這種觀點現在在美國廣為流傳。一位著名的海軍軍官拉蒙特·皮奎特寫到：“在我看來，打敗英國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襲擊它的貿易。”所有人都承認，對一個國家商業貿易的襲擊，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這無疑是海戰中最重要的一項輔助性作戰行動，並且在戰爭還沒有結束之前，都不會過時。但如果把它看做一項根本性的、能夠置人於死地的戰爭措施，恐怕也是不對的。當這種幻想披著廉價而迷人的外衣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它就非常具有危險性。尤其錯誤的是，把襲擊商業貿易對準像英國那樣的海洋大國，要知道海上強國必備的兩個條件是遍佈世界各地的商業和足夠強大的海軍。
如果把一個國家財富的來源集中在幾艘運寶船上，就像西班牙那樣，它的財政來源就隨時有可能被切斷。但當財富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商船上，這種制度慢慢擴散開來，就像一棵大樹，當它的根系深深扎進地裡的時候，就不怕種種劇烈的打擊了，即使喪失掉某一個比較大的枝幹，也不會危及生命。只有透過海上力量控制海洋，進而長期控制商業中心，這種攻擊才是致命的，只有透過一支強大的海軍進行戰鬥並贏得勝利，才能夠取得這樣的效果。200年來，英國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商業國家，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它都把財富寄希望于海洋商業上，而在眾多的國家中，它是最不願意承認商業具有豁免資格以及中立國權力的國家。英國不將這種貿易豁免資格當做一個權力上的事情，而是一種基本政策，歷史也證明，這種拒絕是很有遠見的。如果英國還能夠維持自己龐大的海軍的話，那麼未來將是歷史的重複。
英國和同盟國的預備性合約就是為了結束這場延時已久的戰爭，並於1783年1月20日在凡爾賽簽署。這個協議是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在兩個月之前就制定好了的，這是這次戰爭最輝煌的勝利。除此之外，英國從法國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以外在西印度群島丟失的全部領土，但是卻放棄了斯塔盧西亞。法國在印度的軍事據點也得到了恢復，由於亭可馬裡被敵人所佔有，英國無法反對把它還給荷蘭，但它卻拒絕割讓內格帕頓（Negapatan）。英國還把佛羅里達與梅諾卡還給了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軍有足夠的實力佔據梅諾卡的話，這對英國來說是一次災難性的損失。但是事實上，在下一場戰爭中，梅諾卡再次落入了英國人手中。此外，條約還對非洲西海岸的貿易據點進行了某種不太重要的重新分配。
雖說這些安排不重要，但是我們仍要對這些安排進行論述，那就是：在未來的任何一場戰爭中，這些安排的永續性都完全取決於海上力量的平衡，取決於那些沒有歸屬權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國。
1783年9月3日，和平條約最終在凡爾賽簽署。
註釋
①圖爾維爾（1642—1701）法國海軍上將，路易十四的海軍贏得世界主宰時期的傑出指揮官。
②美國海軍將領。
③美國海軍將領。
④維爾納夫（1763—1806）法國貴族，15歲加入海軍，在1796年晉升為海軍少將。